文/徐元

 

 

 

 

从2000年开始，到今天，我在电影资料馆当了15年的观众。

 

 

资料馆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当然，不少国家都有电影资料馆，但像中国这样，片库的建筑标准是能防核武打击的，恐怕再没有第二家了。

 

 

电影是列宁同志钦点的“最重要的”艺术，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有“电影局”这样的政府机构（但化工部、铁道部之流都没了）。曾经的电影资料馆就和曾经的那些电影制片厂一样，看上去和国外的同类差不多，但性质功能却天差地别。

 

 

资料馆收藏了新中国诞生以来绝大多数出品的合法影片，以及不少民国电影和境外电影。因为大一统的国营体制，很长的时间里，国产电影不但上缴了拷贝，连原始底片都缴给了资料馆。又因为中国电影市场几十年不开放（到今天依然是），境外电影也就成了资料馆独家而丰富的馆藏（在那个没有电视甚或是只有八个样板戏的时代，首长们也是需要看片的，尤其是外国片）。

 

 

三万部的馆藏在90年代末期才慢慢向公众开放，每周四的晚上，北京文慧园路上的资料馆艺术影院不广告不宣传，放映两部馆藏影片，名曰“学术放映专场”。尽管多数入场券还是“系统内”职工的福利，但一般人也能买票进场了。

 

 

2000年的大学生电影节还非常单纯，它们和资料馆合作了一个外语文艺片的展映单元，我第一次去资料馆，至今还记得第一场看的是伊朗的《小鞋子》和日本的《谈谈情，跳跳舞》。这也是我平生头回在大银幕上领教原声对白中文字幕的外国电影，真和看碟大不一样。

 

 

我变成了资料馆的常客。周四的排片非常随性，通常是一部好莱坞热门片加一部法国/欧洲/日韩文艺片，零星也会是一部好莱坞大片加一部好莱坞B级片，港台片极少。记忆所及，似乎除了一部《偷天换日》和一部《K-19：寡妇制造者》，很多年里，“学术专场”的好莱坞大片和院线里放的都不重样，比如《黑鹰坠落》《芝加哥》《飞行大亨》《杀死比尔》等等。

 

 

当时的排片主事者，和我们大多数普通影迷一样，补课式地对好莱坞商业片充满了热情（其实至今还是）。很多人看完第一场就回家了，第二场也不时有人中途离席。不过，充满了变数的下半场经常有惊喜，无论是重口味B级片还是小清新文艺片，不少都难得一见，尤其还在全国最大的一块银幕上呈现，风味就更别致了。而且，法国电影联盟经常带来一些非常时鲜的过路片，时不时还把卡拉克斯、德斯普里钦、阿萨亚斯这样的大导演请来见面座谈。

 

 

除了周四的例牌菜，一年半载还会出现一两次专题影展，多数是国外使馆和资料馆合办的文化交流项目，比如法国影展、意大利影展、西语影展、日本影展、以色列影展，以及谢晋回顾展、侯麦回顾展等等。2005年的法国精品展，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境内举办过的最强影展，从卢米埃尔的《火车进站》开始，100年来，法国最拿得出手的电影基本都来亮了相。

 

 

在还没有社交网络的这个时期，观众始终是不多的，900座（后来改成了600座）大厅除了少数热门片，基本也就坐一半，甚至更少。最初，排片信息只是写在影院门口的小黑板上，简单的一个中文片名，很多还是港台新马那边的译法，经常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片子。特别是第二场，那些半新不旧的欧洲片根本闻所未闻，无从稽考。这时看电影就像听广播一样，满载着不期而遇的意外之喜。

 

 

中国电影市场在这些年里日益蓬勃着，但资料馆这种时间停滞式的机关大院作风倒还是延续了很久。甚至几次停业改造，最长的一次歇了快一年，其间还传出过领导不想再继续，打算把影院加入新影联放院线片的小道消息。幸亏后来没有成真。

 

 

不过，大概终归是大势所趋，电影市场的大气候，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资料馆在最近三四年终于重视起了学术放映，每周一次的专场逐渐扩大到两场、三场、四场、五场，去年，还在北京片库的所在地百子湾开了分院。每有《黄金三镖客》《重庆森林》这样的知名片，年轻人在豆瓣、微博上知道消息，过来朝圣，全场爆满。

 

 

图：2014年王家卫亮相中国电影资料馆“王家卫电影回顾展”

 

 

 

 

看到新观众叽叽喳喳，又爱掏出手机对银幕拍照，我这样的老观众难免要皱眉毛。早年间，资料馆最铁杆观众是一位建行西单分行的退休大妈，她每场必到，而且自发维持秩序，厉声呵斥接电话、嗑瓜子的人。彼时，观众们虽然大多互不相识，但来回大抵是一批熟面孔，大伙儿都认可她的权威和制裁。不过，微博微信时代，老观众日渐凋零，面对一拨拨大多数不过是偶尔来捧场的新人，大妈再也管不过来了。

 

 

法国资料馆的故事，资深的影迷大约都知道。馆长朗格卢瓦被撤职，甚至引爆了法国的68年大革命，而在资料馆泡大的戈达尔、特吕弗、波兰斯基，后来都当上了大导演，更是影史传奇。“资料馆+《电影手册》+戛纳电影节”这套组合，直至今日，还是法国（欧洲）电影圈的图腾圣物。

 

 

如今，中国资料馆和国外同行越来越接近了。从前他们只放自己的馆藏片，要不就是配合外国使馆做承办。最近三年，资料馆开始主动联系国外版权方，租片放映，跟“国际接轨”了。大卫·里恩、库布里克影展于是来了北京。

 

 

但还是特别不一样。中国只有一个资料馆——最多再加上一个性质接近而开张不久的上海电影博物馆。然而，比方说，法国一个月有多达1000部的电影在影院里放着，资料馆之外，全国更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影院，既有专门的艺术影院，商业院线也有固定的经典片、艺术片空间。再如日本，影院行会制订了全国性的经典片放映制度，每年挑选几十部世界影史里的精品，在全国几十个县市的主流影院巡回、循环。——简而言之，在家门口的影院里看到经典电影，可以是生活的常态。

 

 

但是中国不行。资料馆放映只是一个独门生意，其他人难以染指：经营性影院只能放有放映许可证的电影。在不透风的铁屋里，只有资料馆、上影节、北影节、电影学院这不多的几个“系统内单位”，能够争取到一道小小的例外的门缝。大城市垄断了教育、医疗、文化的种种优质资源，而难以想象又何其荒唐的是，放电影居然是其中垄断程度最高、开放程度最低的一项。

 

 

所以，中国的电影迷是全世界最幸福，又是最不幸的。录像带时代以降，繁荣的盗版事业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坐拥一座片库，“看到”全世界的电影。不过，电影本就是为了大银幕而生，没在影院看，又实在不算“看过”。

 

 

坊间爱抱怨中国没有艺术院线，又或者是中国观众没有欣赏水平。说的是事实，但这本就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观众们或许爱看综艺电影，但如果不是因为我们长期缺少艺术、审美教育和资源，尤其是电影领域有着无与伦比的审查管控和进口配额，局面也不会如此恶性循环。何况，如果能有比综艺电影更好的供应，观众们真的会不买账吗？百年电影史，各国都奉献过众多好电影，但它们中的大多数，从来也没有进过我们身边的影院。世界名著摆满了我们的书店，但世界名片却大多只能变成一张张盗版碟。

 

 

十五年里，在资料馆看了几百部电影，作为一个影迷，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但明明电影之于戏剧，就在于它能够摆脱时空的限制，惠及所有人，可几十年了，总有人认为有些东西拍不得、看不得，而且糟糕的是，这种被迫的偏食经过的年头多了，真的会让味蕾退化，除了地沟油和糖精混合勾兑的味道，其他酸甜苦辣咸都消受不了了。所以，资料馆一小群食客的幸运，衬出的其实是其他大多数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