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凌晨，一起恶性群殴事件在德国东部城市开姆尼茨发生。在该市的875周年建城庆典上，多名男子发生肢体冲突并引发大规模斗殴，一名35岁德国男子被刺五刀身亡，另有两名德国人受重伤，犯罪嫌疑人为两名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难民。

当天白天，约6000名右翼人士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在示威途中攻击街上的外国人和警察。其间，数名游行者作出纳粹举手礼手势。与此同时，抗议纳粹行为的左翼人士也组织了约1500人举行对抗游行，双方爆发冲突，导致20人重伤，其中包括两名警察。10名极右翼分子因行纳粹礼而被调查。

9月2日，4000名左翼人士和4500名右翼人士再次走上街头举行示威。不同的是，这次左右翼均得到了政治支持。支持左翼的有联邦内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支持右翼的背后则是迅速崛起的德国第三大党派选项党（AfD）和“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组织（PEGIDA）。同上次一样，此次游行再次演变为暴力事件，现场报道事件的记者遭到右翼分子殴打，之后的活动也不得不取消。当天的德乙比赛被迫取消。第二天，开姆尼茨举行了反种族主义露天音乐会，来自全德各地的6.5万人到场参加。

9月8日，德媒爆出，在8月末的游行中，开姆尼茨当地的犹太餐馆也遭到了来自新纳粹的攻击。据目击者称，12名身穿黑衣连帽衫的人闯进了餐馆，叫嚷到：“滚出德国，犹太猪！”同一天，一段视频在网上爆出，视频中一名德国男子正在追击两名外国男子。对此，联邦宪法保卫局主席Hans-Georg Maassen表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段视频的真实性，但一直站中间偏右阵营的德国主流媒体Focus Online却从多个角度论证了视频的真实性。

9月10日，开姆尼茨将再次举行反种族主义露天音乐会。

德国开姆尼茨事件发展至今，造成的影响依然在发酵，事件性质甚至已从一开始的反难民上升到如今的反移民和反外国人，甚至成了一场极右翼的狂欢。事到如今，德国人自己也开始怀疑，1932/33年间纳粹横行的现象，是否又要重演。而此次的开姆尼茨事件，或许仅仅只是将问题进一步摆上台面的导火索，背后牵扯出的是德国社会长久以来对难民问题的争议和积怨。

要了解开姆尼茨事件发生的始末，就要从难民危机爆发的2014年说起。四年过去了，但难民始终是德国人和欧洲人生活中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话题。2014年叙利亚内战如火如荼的时候，默克尔因为在联邦政府大楼门前毫不委婉地在镜头前拒绝一个叙利亚小女孩的难民申请而遭到口诛笔伐。2015年，一张3岁小难民伏尸海滩的照片震惊世界，默克尔政府因为对难民问题的无动于衷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其后，德国政府宣布了欢迎难民且没有上限的政策。仅2015年和2016年两年，德国境内登记在册的难民人数就有130.1万人，而邻国法国仅有14.9万人，意大利为19.8万人，英国不到8.2万人。谁知，在人道主义者仅仅狂欢了几个月后，大量涌入的难民就引发了整个欧洲社会的不和谐声音。

首先是2015/2016年跨年夜在科隆发生的难民大规模性侵事件。事件发生后，媒体报道迅速引爆了整个社交网络。在这之前，巴黎发生了造成13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在这之后，2016年在柏林又发生了圣诞市场恐怖袭击，这些事件几乎每个月都会挂在报纸头条，引发各路媒体的持续讨论。

在德国媒体的大量报道下，不少德国人开始认为，难民的大规模进入直接导致了德国国内治安环境的大幅度退步。德国不再是以前的德国了，这样的观点渐渐深入人心。但是从数据统计上来看，这样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根据德国统计局的数据，德国境内的暴力犯罪案件数量从2007年的高峰一路走低，当年记录在案的暴力犯罪有21.7万起，而难民危机最严重的2015年，18.1万起暴力犯罪反而是近10年来的最低值。

尽管如此，难民更容易参与犯罪却是事实。2017年，全德范围内8.5%的案件和有难民背景的人群直接相关，而该人群占人口比例仅为1.5%。难民的犯罪率比平均水平高出四倍，但大部分难民犯罪地点都在难民营内。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性侵害案件，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和难民相关的性侵害案件大幅度上升。对比2013年仅有599件和移民（包括难民）相关的性侵案，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已经高达5258件，占据了德国境内性侵案的11.9%，移民（包括难民）犯下性侵案件的概率是德国人的五倍。

在各方的压力下，德国政府开始在欧盟范围内要求欧盟各国执行都柏林协议，主要诉求为希望欧盟各国按比例分配并接纳难民。当时，该协议一出，立马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为首的东欧国家的反对，甚至帮助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右翼政党在2017年大选中大获成功，因为这些政党的执政纲领和宣传口号为“零难民”。除此之外，德国政府要求难民必须在欧盟第一入境国登记并分配去向，这也引起了希腊和意大利等南欧国家的极大不满。

而在德国国内，默克尔政府的支持率大大下降，失去了近10个百分点，同时，有极右翼倾向的右派民粹主义党派德国选项党迅速得到了民众、尤其是原东德地区民众的大量支持，成为了德国第一大在野党。德国国内的压力也逼迫着默克尔政府修改其难民政策。

到2018年，德国国内的难民政策不再是难民人数无上限，而被划定为每年20万的难民接纳人数。“第一入境国原则”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执行，德国政府作为回报给予希腊和意大利等前线国家资金支持。同时德国政府努力修复和土耳其的关系，改善自埃尔多安变议会制为总统制后，一度降到冰点的德土关系。默克尔伸出橄榄枝，是希望把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挡在土耳其境内，而欧盟将为此支付超过3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

同时，除了从源头上控制难民，默克尔政府还在德国国内推进改革，加快难民申请的审批程序，对于需被遣返的难民进行强制遣返。对于不配合的难民来源国，则中止对该国的签证和经济援助等。这套组合拳政策的确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在德国的难民申请从2015年的47万和2016年75万的峰值，回落到2017年的22万。根据联邦移民和难民局（BAMF）的数据，截至2018年8月，德国的难民申请数量为11万，预计全年难民申请数量不会超过20万的上限。

事情进展到这里，德国的难民问题似乎已经得到了良好的处理和缓和。加上随着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失败，难民数量从源头上得到了控制，德国媒体也不再紧盯着难民问题向政府发难。然而，形同虚设的边检、落后的信息系统、各自为政的机关官僚，却让已经进入德国国内的难民去留成为了问题。难民登记和管理系统漏洞百出，大量已经失去居留资格的难民至今仍滞留德国。

此次开姆尼茨事件中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便是如此。他们是分别是22岁的伊拉克男子和23岁的叙利亚男子，两人均为难民，其中主犯伊拉克难民Yousif A.早在2015年就通过巴尔干路线进入德国。2016年4月，他的难民申请已经被萨克森州当局拒绝，2016年5月，开姆尼茨法院批准了遣返令。按照条例，该男子应于当月被遣送回保加利亚。

但他并未被及时遣返，相反，开姆尼兹的外国人管理局一拖再拖。根据规定，若州政府在六个月内无法处理难民案例，将由联邦政府出面对该难民的申请进行处理。他的档案后来被转到了联邦政府。在联邦政府处理其档案的一年时间内，Yousif A.在德国境内留下多个案底。后经联邦政府审核发现，Yousif A.的所有证件和材料都系伪造，最终决定其难民居留将于8月28日终止。讽刺的是，在他居留终止的前两天，也就是8月26日，开姆尼茨血案发生了。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第一起由非法居留的难民犯下的刑事案件了。2016年10月，弗莱堡一名19岁的女大学生被奸杀，凶手为一名17岁的阿富汗难民。在犯案前一年，该难民入境希腊，但因希腊监狱人满为患，不久之后就被释放。在这之后他入境德国。同Yousif A.一样，他并没有得到德国难民管理局的重视，在其犯案之前，难民局甚至不知道凶手在希腊的案底。直到事发后，经过审问和骨龄测试德国难民局才发现，其未成年身份也系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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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难民问题如此“请神容易送神难”，德国的难民管理程序难辞其咎。据现行法规，难民在边境进行第一次登记之后，应先被分配到各州的地方难民收留处，进行第二次登记，以领取每月150欧元左右的生活费。但只有在难民管理局第三次登记录入系统后，才算正式完成避难申请，难民之后将获取从287到359欧元不等的政府救济。

必须进行重复登记，主要是因为边境警察、州县难民收留处和联邦难民管理局三处的数据库不兼容，无法信息共享。同时，三个政府机构也没达成统一的难民信息采集标准。以最重要的指纹采集数据为例，德国政府机构2015年开始才要求必须采集所有难民的指纹数据，而在难民危机最高峰的2014年，却有大量进入德国境内的难民没有完成这一手续。加上德国政府机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人力严重不足，都导致对难民的管理难上加难。

除去政府机构的不力，德国国内的民意也是阻挠落实遣返政策的一大因素。不少左派人士认为，遣返叙利亚伊拉克难民回到仍在战乱中的国家，无疑是让他们去送死。不少承受着左翼政党攻击的难民管理机构，往往会选择和开姆尼茨难民局类似的处理方式——拖延，直到难民档案被转交至联邦政府。

事实上，就在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前，全德范围内还进行了是否应该遣反本·拉登的保镖回阿富汗的讨论，由于左右派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事情也不了了之。

德国电视一台ARD的民调显示，81%的德国人认为政府没有能力，把被拒绝居留的难民遣送回其母国。自从2017年收紧发放难民的居留许可以来，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难民申请被拒绝。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仅仅2017年一年，就有22万难民应当被遣返回母国。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机构发布实际被遣返难民数量的报告。以部分媒体的曝光看来，实际被遣返的难民应不超过1万人。

而这背后透露出的真相，是一个从政治、经济、地理上“撕裂”的德国。

 

（本文作者陈英为界面新闻德国特约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