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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从故乡到江湖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比如山西地下的煤;而那些最柔软的东西却可能万古不灭,比如你我之间的情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逃不脱的故乡

之前见过几次贾樟柯,都是一些公共活动,他在台上,我在台下。面对面交流,这还是第一次。这次他不在台上,可以坐在沙发上自由地抽他的雪茄。

这是北京SOHO尚都。本来以为会去山西拜访他。因为他离开北京这几年,一直住在山西的汾阳或者平遥。汾阳是他的故乡,平遥则是他的新基地。但是这些日子这里,他的新片《江湖儿女》即将上映,他已经忙到焦头烂额,山西之约只能拖下去了。

他当初是为躲避北京的严重雾霾而将家搬回山西的。但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山西不是污染重地吗?单就人居环境来说,这不是才出龙潭又入虎穴吗?

贾樟柯则说,现在的山西,空气质量比北京要好很多。山西空气质量最差的时候,大约是 2001 年、2002 年,尤其是整个晋中盆地城市群,黑烟四起,粉尘漫天。近年来,山西致力产业转型与升级,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尤其是大同,其名片已经从“煤都黑”变成了“大同蓝”。

大同,也是《江湖儿女》的背景地。

由此,我们聊了一些宏大的话题,比如作为从山西当选的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对这一能源大省的转型路径有什么建议。对于一个导演来讲,这样的问题可能有些过于宽泛,但他表示,他未来会认真准备,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目前他感触最深的,是山西的营商环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税收等政策层面,对文创产业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当然他也知道,这不仅仅是山西的问题,也不是山西一个省份能够解决的问题。

每个时代都会有很多无奈的东西。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不过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贾樟柯现在可以在这个国家的最高决策殿堂上提出自己最想提的建议。这是我以前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我曾经是一个跑过多年全国两会的记者。仅仅围绕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这一类选题,我就跑了不下二十趟山西。但是现在,这已经不是我的重点。

我想起了我 2002 年第一次去大同采访的经历。

那一年,贾樟柯仅凭一部粗剪的《任逍遥》,便成为惟一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华人导演。这是贾樟柯自编自导的第三部剧情长片,也是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自 2000 年《站台》后投资的第 2 部贾樟柯电影。这样一部半记录片式的作品,给山西大同带来了一种散场般的伤感。

影片中的大同,时间背景是 2001 年。据说为了支持西部大开发,大同整座城市将搬迁到新疆,从而为城市地下的优质动力煤开采让路。这样的传闻使许多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在一座丧失了未来感的城市里,人们纵情快乐,得过且过,不再做长远的打算。

在弥漫的疏离气息与莫名兴奋的人群中,贾樟柯很快拍完了《任逍遥》。这部没有完整剧本的电影,讲述了一群失业工人子弟的生活。在他的镜头中,大同是一座悲观的城市。

其实在大同拍摄《任逍遥》之前,贾樟柯已经拍摄了一部叫做《公共场所》的记录片,里面记录的就是一群面临迁徙的人。贾樟柯说,《任逍遥》本质上还是现实主义的,只不过增加了一些超现实的色彩,“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处于嬗变的特别时期,常有一些正常的想像无法理解的事情发生。”

那毕竟只是一个“传闻”,当年我采访的那些大同政府要员,对这个虚构的电影背景只是一笑了之,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同没有长远打算,当时大同机场正在加紧施工,城市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但那是因为旧城改造。

但更多的大同人在讥笑自己的城市放荡破旧,他们生活在故乡如同生活在别处。因为,他们看不到这座城市的明天。我见到了很多电影之外的无业青年,即便他们的头发直立着,并染成了金黄色,也掩饰不住那种渗入到血液中的落寞与脆弱。他们其实是无所适从的。

记得当时的贾樟柯说过,“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要鼓励人们悲观,悲观能让人们慢慢理性。”

多年之后,没有搬迁的大同焕然一新。贾樟柯也从一个独立电影导演变成了与郭凤莲等山西政治名人一起参政议政的全国人大代表。我问他,政治身份的转变,会对你的电影叙事产生影响吗?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媒体说贾樟柯变得积极了,那么他的电影基调是否也会变得更加积极呢?

贾樟柯想了想,说,这对创作没有影响。

▲ 贾樟柯《江湖儿女》现场工作照

二、从故乡到江湖

贾樟柯的电影,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故乡。

从他的第一部电影《小武》,到《站台》,到《天注定》,故乡汾阳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美学场景。2016 年的《山河故人》中,也有重要场景设在汾阳。汾阳由此获得了密集的、与众不同的电影呈现。这个贾樟柯的故乡,已经转化为更多外部影迷的内部世界,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精神故里。

而且不仅仅是电影。贾樟柯的生意和生活,也一直与故乡紧密相关。他有一段不太为人熟知的投资史,在山西白酒业、酒店、旅游园区甚至名为“山河故人”的主题餐厅背后,都有贾老板的投资尝试。如今,这个曾经的“汾阳小霸王”、“迪厅小王子”搬回到故乡居住,老同学、老朋友来来往往,吃吃喝喝,他很享受这种人情。他的回归,也为古老的汾阳增添了一种当代感。

他说,以前每一次选择到故乡拍摄,都有不同的理由。

拍《小武》时,他把汾阳作为经历变革的内陆小城来看待,它是中国所有待发展、待开放城市的缩影。大多数中国人聚居在这样的地方,虽然处于中国最核心的文明区黄河流域,但它们在中国的电影中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后来是《站台》。贾樟柯说,在他自己的电影里面,他最喜欢的是早期的《站台》。中期的则是《三峡好人》,后来的是《山河故人》,以及最新的《江湖儿女》。

有一次,与我的好友、当年汾阳短片周的评委会主席王小鲁聊起贾樟柯。小鲁说,很多人只认为《站台》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回顾,它富有怀旧气息,里面充满了当年的流行歌。开始文工团唱的是《火车向着韶山跑》,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但是后来气氛为之一变。文工团的青年人第一次看到火车,他们跟着火车跑,火车竟自开去,然后出现了《站台》这首流行歌:“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

在小鲁看来,《站台》其实是一部关于觉醒的电影,从《火车向着韶山跑》到歌曲《站台》,高亢的集体主义的演唱变成了个人无助的沉吟,这改变不仅仅是外部世界流行元素的召唤,也是内在世界的领悟,他们开始真实地面对这个社会。

王小鲁对贾樟柯电影世界的原型故乡有所涉猎。他曾经在孝义市拍纪录片,从他拍摄的村庄翻过一座岭,就来到了汾阳地界的韩三明家。那时候韩三明已经因为《三峡好人》获得了智利电影节的最佳演员,但他还住在村子里,闲暇时仍然去煤矿挖煤。王小鲁比我更熟悉那片土地上物质现实和精神现实的变迁。

记录变迁和觉醒中的故乡,应该是贾樟柯在故乡拍摄《站台》的最大理由。

而在拍《天注定》时,贾樟柯说,除了前面的理由,还因为山西拥有大量的古代建筑,当代人还穿梭生活在这些古代建筑中。《天注定》的四个当代故事,非常像中国古代武侠小说《水浒传》中的故事,“那些现代人物穿梭在古代的建筑中,恰好能帮我来描绘这样的一个主题:暴力问题是伴随人类的老问题。汾阳的环境能让《天注定》的叙事和中国经典的叙事发生重叠,产生微妙的关联。”

后来《山河故人》再次选择汾阳,首先是带有一种深刻的乡愁。

“因为我离开山西在北京生活很多年,每年只有很短的时间回到故乡,当我想拍一部发端于 1999 年的电影,回望上一个世纪,我就会想起我的老家的那些朋友,想想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一开始就设定《山河故人》为一部关于情义的电影。”

也就是从《山河故人》开始,贾樟柯的电影里出现了更大的气象。尽管它一如既往地讲述着时代巨变中的爱情故事,但无疑有着更为开阔的精神景观。也就是说,尽管他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对他的创作没有影响,但他自己的心灵版图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出现明显变化,他要表达的,已经远远超出汾阳、超越故乡了。

贾樟柯说,“从《山河故人》开始,我发现我有一个很大的心态上的改变,我觉得我应该在这个 40 多岁的年龄段,在经验、体力结合最好的时候,拍一些能够挑战自我、挑战制作的影片。这有点像作家进入到长篇写作的阶段,它需要你有足够的创作经验,能够把控更多的人物线索,同时又有一种充沛的体力可以去完成这种篇幅的创作。我希望我在最近这十几年能够把这些长篇小说写好,相对开阔地面对时代,相对开阔地面对人性,一直是我渴望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从 2002 年的《任逍遥》开始,到今天的《江湖儿女》,贾樟柯实际上是用 16 年的时间为我们写出了一部真正的长篇。在这部《江湖儿女》中,他把之前诸多作品串联了起来,构成了一个所谓的“贾樟柯宇宙”。

用贾樟柯的话说,《江湖儿女》讲述了“一场狂暴的爱情”,从 2001 年延续到 2017 年的一段暴烈却又绵长的爱情故事。

这是他希望对自己有交代的一部作品。

影片一开始,与《任逍遥》一样,依然是 2001 年,依然是搬迁传闻下的大同。模特巧巧(赵涛饰演)与出租车公司老板斌哥(廖凡饰演)是一对恋人。斌哥是江湖中人,前呼后拥,讲求哥们义气。而巧巧更看重爱情。斌哥在街头遭到竞争对手袭击,巧巧找出斌哥包里的枪,朝天鸣枪。面对警察,巧巧不肯说出那是谁的枪,只说是自己捡的。她被判刑五年。出狱后,巧巧开始寻找斌哥,以期重新开始,然而事情却发生了让人叹惋的变化。

重点就是巧巧。这个曾经的大哥的女人出狱后,在漂泊中学会了坑蒙拐骗,从一个简单的女孩子一步步变成了一个强悍的女人。当她在饭店里“碰瓷”那些看上去有钱的中年人,她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受害者了。但你反而会同情这样一个在灰色地带游走的人,因为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最后只有她还牢记着“讲究”两个字。

熟悉贾樟柯电影的人会发现,《江湖儿女》中有太多似曾相识的人设。在《任逍遥》里,赵涛饰演的女主角也叫巧巧,男朋友也叫斌哥。《江湖儿女》中廖凡穿的衬衫,与《任逍遥》里的斌哥穿的一样,虽然不是同一个人在演。而《江湖儿女》中赵涛穿的,完全是《任逍遥》里的衣服。

贾樟柯说,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任逍遥》里面的巧巧跟斌哥又发展出来的一个新故事。此外,《江湖儿女》中的卡拉OK厅似乎回到了《小武》,歌舞厅和煤矿抗议,则又让人联想到《天注定》。

而在《三峡好人》里,赵涛(所饰演的角色)的丈夫也叫斌哥。《江湖儿女》中的三峡片段,又把我们拉回到《三峡好人》的情境,赵涛手里紧攥的矿泉水瓶,和《三峡好人》里如出一辙。《三峡好人》中的UFO,在《江湖儿女》又出现了,赵涛一个人在新疆看到深邃浩瀚的星空,以及呼啸而过的不明飞行物。

“有时候从外太空的角度看看我们人类,其实很渺小,但同时又很坚毅,能看到人的可贵。”贾樟柯说,“我觉得只有把人放在时间的长河里面,我们才能理解很多东西,很多情感只有通过时间的酝酿,我们才能捕捉到陈酒一样的芬香。”

这当然不是一个中年人仅仅为了感念岁月而拼贴的记忆碎片。在与时光的对弈中,贾樟柯下了一盘很大的棋。

▲ 一场从 2001 年延续到 2017 年的狂暴爱情

三、谁家的江湖?

不仅仅时间跨度大。在空间跨度上,从大同到三峡,从三峡到新疆,贾樟柯用自己的视角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当代中国变迁史。

更多人津津乐道于《江湖儿女》中的影像创作技巧。比如电影开头,贾樟柯用了一部分 2001 年拍摄的纪录片,而且整部电影中,一共使用了六种摄影器材来呼应时代的变化。从最初的DV,慢慢过度到HDV,然后是胶片,从巧巧入狱到浪迹新疆这段,全部是胶片质感的呈现。最后用的是最新的数码设备。

那里面的很多镜头,是贾樟柯这些年来漫无的拍摄的素材。“它们已经变成了文献,散发着无法再造的时代气味。”贾樟柯调动了他十七年以来个人影像生活的全部记忆,重新建构了一个关于江湖的故事。也因此,影像技术主义者更喜欢谈论这些与众不同的拍摄手法。

但这些也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时代总是在变迁,空间总是会转换,我关心的是,他心中的那个江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底色?在纷乱的变迁中,还有什么是不变的?

他从小就是一个江湖电影迷。当年香港流行文化传进大陆,一开始是音乐,后来是电视剧和电影。在那个遍地录像厅的年代,放的大部分是江湖情义电影,有吴宇森的,也有杜琪峰的,他们其实都在描述一个江湖文化。

贾樟柯说,香港的电影文化里面,江湖文化是有延续的,因为香港没有经历过文革,江湖礼仪文化保护的很完整。“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是通过录像时代了解到这一段被割掉的文化,学习江湖规则、江湖礼仪、江湖道义。香港流行文化对衔接、延续这一部分传统文化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包括佛教,我们小时候根本没有和尚没有庙,没任何佛教知识,突然八十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少林寺》,里面就会谈到佛教的概念,才开始有佛教文化的复兴,我觉得这都是香港流行文化非常大的功绩。”

贾樟柯所说的江湖,不是虎狼之地,更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所谓黑社会。“因为黑社会有传承,有严密的组织,而斌哥这个只是一帮好朋友、一帮兄弟,确实只是非常中国化的朋友的关系,很难跟香港电影里有派系、有传承历史的黑社会做比较。”

贾樟柯所表现的是平民主义的江湖,依然是主流社会的背面,依然是一种漂泊的生活状态。但是当这帮朋友走到一起,仍然需要学习一些礼仪,遵循一些道义。贾樟柯希望呈现一个中国大陆非常真实的江湖状态。

你去华语文化之外的地区解释这个江湖,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江湖一方面是传奇世界,一方面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贾樟柯说,“我希望这个江湖属于中国,哪怕很难被其他文化所理解,它是由我内心出发的,是我们中国人一看就会有感应、有共鸣的江湖世界。”

但是他们看懂了。戛纳电影节把最重要的首周末时间留给了《江湖儿女》,放映结束,两千多位观众报以长达 7 分钟的掌声。

那些本来属于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我们看懂了吗?

在《江湖儿女》中,《山河故人》中出现多次的关公符号,也被重新祭了出来。在这里,它是古老的,神圣的,也是前卫的。

关羽是贾樟柯的山西老乡。关公信仰,是追随着晋商扩张的步伐最终普及天下的。这位铁匠的儿子最终成为了“义”的化身。商业需要博弈,利益可以互换,但原则不能缺位,道义不能丧失,关羽上位弥补了这种缺陷。在政治、商业和文学的合力之下,关羽身上的多重涵义被不断发掘,进而成为了中国人共同的信仰。

在山西这片土地上,表情僵硬而威严的关公,更是某种古老秩序的守护神。但是这几十年来,关公所代表的那些传统精神开始崩塌、解体,逐渐变成了当代人的彼岸。在很长一个历史空间里维系江湖生态的“情义”二字,变成了大时代奏鸣中一个忧伤的滑音。

“在中国人际关系越来越实用主义的现实氛围中,我非常怀念我过去在山西的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情义。”贾樟柯说。

我们往往会笼统地说“情义”这个词,但在贾樟柯家乡的文化里,却往往把“情”和“义”两个字分开。他说,“情”是基础,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用爱来相处。而“义”是一种承诺,一种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人变得陌生,情感趋于淡漠,但还会有“义”的精神来处理人际关系。比如在《山河故人》中,矿工梁子生病之后回到故乡,去向赵涛借钱治病。赵涛去看他,并资助了他。“两个人彼此的爱慕关系没有了,但仍然具有对过去的友谊、对过去的岁月的一种尊敬。”

所以在《山河故人》之后,他特别想拍一部电影,记录自己所经历的那些狂暴时刻,致敬时代洪流中那些有情有义的人。

从写剧本到完成拍摄,《江湖儿女》一共经历了三年的时间。在剧本的写作过程中,贾樟柯一直处于一个非常激动的状态中。他在回忆和追问中一步步逼近了这个时代的伤口,“我们一直说我们失去了很多东西,也一直说我们留恋很多过去的东西,留恋的是什么?可能就是情义,江湖有情,儿女有义。”

是的,我们可以改造大同,我们可以建设三峡,我们可以登陆火星,我们可以去爱很多人,但当时间像大幕那样退去,我们还剩多少东西?

▲ 岁月在巧巧脸上留下的风霜,其实正是这个人物最有魅力的地方

四、为什么一直用赵涛?

《江湖儿女》是贾樟柯启用明星演员最多的一部作品。

除了赵涛、廖凡、张译、丁嘉丽等等,还有四位著名导演出演了其中的角色,他们分别是徐峥、张一白、刁亦男、冯小刚。几乎每个角色都纯熟到“原汤化原食”的感觉。

赵涛和廖凡,在影片中都贡献出了教科书级别的演出。

为什么会想到找廖凡?

贾樟柯说,写完剧本之后,他就一直在想请谁来演这个大哥。当然,可选择的人很多。但是,“我就想起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从我家巷子里出来的时候,赶上发洪水,街上全是洪流,我很害怕,站在马路这边不敢过去,因为我的学校在马路对面。这时候一个人过来,什么都没说,用他的胳膊夹起我,把我扛过洪水,往对面一扔就走了。我回头一看,是我们小孩子非常崇拜的我们那片的大哥,那个时候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我觉得我要找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我就想到了廖凡。”

——非常的江湖气。但这个江湖气,是“从江湖入,从人出”。廖凡配得上。

这是贾樟柯第一次和廖凡合作,他在现场看廖凡演戏的时候,“总有一种失散多年兄弟的感觉”。

有人会问,我们经常看这种讲情义的片子,比如说吴宇森的电影,但大部分都是从男性角度讲的,情义往往存在于男性,但《江湖儿女》反其道而行,好像男人都自私自利,无情无义,反倒是女人坚守爱情,进而继承了真正的江湖道义,这其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这个问题,听听廖凡怎么说吧。廖凡认为,那里面的男人,除了个别败类,其实都挺有情有义的。而且,“我觉得斌哥的离开也许是他更有情义的一种表达,留给大家想象的空间会更多一些。”

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女主一直坚持用赵涛呢?难道仅仅因为赵涛是贾樟柯的“亲老婆”?

贾樟柯说,他和赵涛的合作,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2000 年《站台》开始,一直到 2006 年的《三峡好人》。“那时她一部接一部地演我的作品,我觉得是因为她的自然条件和她对我电影中人物的理解,非常打动我,也非常胜任。”

其实在《三峡好人》之后,一直到 2013 年,贾樟柯和赵涛才开始真正再度合作。这中间,贾樟柯拍的都是纪录片,包括《海上传奇》,赵涛也有出现,但篇幅都非常短,谈不上什么角色塑造。而就在这中间,赵涛拍了两部国外的电影,一部是英国电影,一部是意大利电影。2012 年,赵涛凭借意大利电影《我是丽》,荣获意大利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我真的很吃惊。她演的是不错,但怎么会拿影后?但是当 2013 年我们再次合作的时候,我觉得她真的可以称之为赵老师了。”贾樟柯说,“随着自身的成长,当内心世界变得丰富细腻的时候,她塑造角色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强。包括我们的日本发行公司,还有法国的发行公司,都是从 1998 年就开始合作的,可以说他们是一起看着我成长,也看着赵涛成长。这次在戛纳闲聊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比喻很好,感觉赵涛像一朵花,到了她要开放的阶段了。虽然这个酝酿时间是 18 年,但是终于到了要开放的时候了。”

其实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如果贾樟柯不让自己的老婆来演这个角色,《江湖儿女》还敢说自己“情深义重”吗?

 

图片及音像资料提供

北京无限自在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湖儿女》终极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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