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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老师的爱与痛:“放水”挂科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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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老师的爱与痛:“放水”挂科毕业生

教育部日前发出通知,要从制度建设的层面给高校“放水”挂科毕业生戴上了“紧箍咒”,对这一失范行为说“不”并进行了叫停,要求大学的考评机制逐渐实现从结果性评价到过程性评价的转变。

杨朝清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手段,承载着老百姓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认同。然而,当外部控制力与自我约束力同时下降,部分大学生就在校园里浑浑噩噩混日子,对学习缺乏热情和兴趣,只要能拿到60分就万事大吉,即使挂科也毫不在意,反正还可以重修嘛,即使重修没有还完“欠账”,还有毕业清考来“兜底”嘛。

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挂科原因

大学的课程通常并不难,绝大多数同学都能修满学分顺利毕业。只不过,大学生并非一个同质性的整体,而是具有鲜明的差异性; “每一张脸,都不一样”,同样是挂科,不同的学生却有不同的原因。

面对挂科毕业生来重修学分,不少老师都会选择“网开一面”。看到学号是毕业年级的学生,许多老师都会心领神会。只要他们的表现不至于太差,老师们都会“放水”。不少老师表示,不会刻意去为难毕业生,只要他们的卷面成绩能够达到50分以上,老师们都会想方设法将他们的成绩打到60分,以便让这些学生顺利过关。

在这样一个表达的时代,挂科毕业生及其家长也会想方设法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一些胆大的学生会主动跟老师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些胆小的学生会请家长帮忙——在人情社会和关系型社会,形形色色的社会网络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许多家长即使没有办法直接联系授课老师,也会寻找形形色色的中间人来帮忙。

挂科毕业生中也有少量的特殊群体,需要给予“另眼相看”。少数大学生存在抑郁症等心理问题,难免会导致他们存在着学业困难。为了让他们顺利毕业,不少辅导员、班导师都会和授课老师沟通,请求授课老师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给与体恤与照顾。面对这样的请求,许多授课老师通常都会选择配合。

学生小Z,患有重度抑郁症,在老家家中休养;按照规定,她重修学分的几门课程都要在学校正常上课;实际上,小Z依然留在家里休养,期末考试的时候来学校参加了考试;在多方努力下,小Z毕业了,和其他同学一样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与学位证。

那种将“放水”挂科毕业生的板子全部打在老师们身上的做法,显然有失偏颇。许多大学老师愿意“放水”,固然有考评机制“宽松软”的因素,也和他们的“父母心”与仁爱之心密不可分。一方面,许多大学教师都为人父母,深知父母养育孩子的艰辛与不容易;尽管对学生的角色扮演不够满意,不少大学老师却给予学生们极大的包容。另一方面,“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一些大学老师依然将大学生当成“没有长大的孩子”,对他们的失范行为给予了同情与宽恕。

“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纠结

“放水”挂科毕业生,有时候也具有“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纠结。学生小S大四了重修以前挂科的科目,授课老师是一位严谨较真的人,没有“放水”。她的家长不依不饶、到学院办公场所大吵大闹,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与工作秩序。最终,由学院院长拍板,这位不愿意“放水”的大学老师还是放了水。

在一个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里,一些家长深谙“弱者的武器”的威力,通过下跪、哭闹甚至公开吵闹的方式来吸引注意力、来争取舆论的支持从而来满足自己的不合理诉求。少数家长自持“我弱我有理”,认为学校严格考核就是故意针对学生、为难学生;不愿意“有话好好说”,不相信通过协商与沟通可以解决问题,容易导致利益博弈变得缺乏理性与耐性,让一些学生家长变得浮躁、焦虑和暴戾。

面对少数家长的胡搅蛮缠和无理取闹,不少老师不愿意“惹麻烦”;即使他们对这样的方式不认同甚至很反感和排斥,也选择了息事宁人。一些挂科毕业生的家长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理亏在先,为何又要强词夺理?在“一切为了孩子”的目标正义的驱动下,一些家长背离了规则意识与边界意识;只要能够达到目标,他们会不择手段。更何况,大学生毕业之后,和学校学院以及老师们的联系会很少甚至失联,即使“翻脸”了后果也可以承受。

有的大学生“欠账”太多,即使大四的时候重修学分依然还达不到毕业要求,怎么办?在华中地区某高校,各个学院的教学秘书在毕业季都会登记本年级不能顺利毕业、需要参加“清考”大学生的具体情况;待九十月份新学期开始,便通知这些学生来学校参加“清考”,以便让他们顺利毕业。

参与“清考”的毕业生中,有少量的大学生是因为心理问题导致的学业困难,可以归咎为客观原因,还有不少同学是由于主观上的“不走心”造成的“悔之晚矣”。学生小H热爱编导、播音与主持,将不少时间与精力放在兼职与实习上;由于具有一定的特长与丰富的实习经历,小H同学找工作很顺利,和南方地区一家著名的地方卫视成功签约。

出人意料的是,毕业前夕她才发现自己还差一个专业选修课学分却已经无法选课重修,学校的“清考”为她提供了最后一根“希望的稻草”。事实上,结合人才培养方案,老师们会要求同学们认真核对自己的学分情况,并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少数同学将老师们的话当耳旁风,热衷自弹自唱,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不能顺利毕业。

教育部日前发出通知,要从制度建设的层面给高校“放水”挂科毕业生戴上了“紧箍咒”,对这一失范行为说“不”并进行了叫停,要求大学的考评机制逐渐实现从结果性评价到过程性评价的转变。

取消“清考”制度,说到底就是要破除思维定势、行为惯性与路径依赖,破除一些大学生 “考不好没关系,反正有清考”的幻想,促进他们回归常识、回归梦想。即使是少数因为心理问题导致学业困难的大学生,也可以通过休学制度和弹性学制来对他们进行“弱势补偿”,没有必要采取“清考”制度。避免本科教育“防水”,给大学生“增负”,扭转“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这一教育怪圈,取消“清考”制度只是一个开始。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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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老师的爱与痛:“放水”挂科毕业生

教育部日前发出通知,要从制度建设的层面给高校“放水”挂科毕业生戴上了“紧箍咒”,对这一失范行为说“不”并进行了叫停,要求大学的考评机制逐渐实现从结果性评价到过程性评价的转变。

杨朝清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手段,承载着老百姓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价值认同。然而,当外部控制力与自我约束力同时下降,部分大学生就在校园里浑浑噩噩混日子,对学习缺乏热情和兴趣,只要能拿到60分就万事大吉,即使挂科也毫不在意,反正还可以重修嘛,即使重修没有还完“欠账”,还有毕业清考来“兜底”嘛。

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挂科原因

大学的课程通常并不难,绝大多数同学都能修满学分顺利毕业。只不过,大学生并非一个同质性的整体,而是具有鲜明的差异性; “每一张脸,都不一样”,同样是挂科,不同的学生却有不同的原因。

面对挂科毕业生来重修学分,不少老师都会选择“网开一面”。看到学号是毕业年级的学生,许多老师都会心领神会。只要他们的表现不至于太差,老师们都会“放水”。不少老师表示,不会刻意去为难毕业生,只要他们的卷面成绩能够达到50分以上,老师们都会想方设法将他们的成绩打到60分,以便让这些学生顺利过关。

在这样一个表达的时代,挂科毕业生及其家长也会想方设法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一些胆大的学生会主动跟老师表达自己的想法,一些胆小的学生会请家长帮忙——在人情社会和关系型社会,形形色色的社会网络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许多家长即使没有办法直接联系授课老师,也会寻找形形色色的中间人来帮忙。

挂科毕业生中也有少量的特殊群体,需要给予“另眼相看”。少数大学生存在抑郁症等心理问题,难免会导致他们存在着学业困难。为了让他们顺利毕业,不少辅导员、班导师都会和授课老师沟通,请求授课老师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给与体恤与照顾。面对这样的请求,许多授课老师通常都会选择配合。

学生小Z,患有重度抑郁症,在老家家中休养;按照规定,她重修学分的几门课程都要在学校正常上课;实际上,小Z依然留在家里休养,期末考试的时候来学校参加了考试;在多方努力下,小Z毕业了,和其他同学一样顺利拿到了毕业证与学位证。

那种将“放水”挂科毕业生的板子全部打在老师们身上的做法,显然有失偏颇。许多大学老师愿意“放水”,固然有考评机制“宽松软”的因素,也和他们的“父母心”与仁爱之心密不可分。一方面,许多大学教师都为人父母,深知父母养育孩子的艰辛与不容易;尽管对学生的角色扮演不够满意,不少大学老师却给予学生们极大的包容。另一方面,“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一些大学老师依然将大学生当成“没有长大的孩子”,对他们的失范行为给予了同情与宽恕。

“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纠结

“放水”挂科毕业生,有时候也具有“不得不如此”的无奈与纠结。学生小S大四了重修以前挂科的科目,授课老师是一位严谨较真的人,没有“放水”。她的家长不依不饶、到学院办公场所大吵大闹,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与工作秩序。最终,由学院院长拍板,这位不愿意“放水”的大学老师还是放了水。

在一个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里,一些家长深谙“弱者的武器”的威力,通过下跪、哭闹甚至公开吵闹的方式来吸引注意力、来争取舆论的支持从而来满足自己的不合理诉求。少数家长自持“我弱我有理”,认为学校严格考核就是故意针对学生、为难学生;不愿意“有话好好说”,不相信通过协商与沟通可以解决问题,容易导致利益博弈变得缺乏理性与耐性,让一些学生家长变得浮躁、焦虑和暴戾。

面对少数家长的胡搅蛮缠和无理取闹,不少老师不愿意“惹麻烦”;即使他们对这样的方式不认同甚至很反感和排斥,也选择了息事宁人。一些挂科毕业生的家长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理亏在先,为何又要强词夺理?在“一切为了孩子”的目标正义的驱动下,一些家长背离了规则意识与边界意识;只要能够达到目标,他们会不择手段。更何况,大学生毕业之后,和学校学院以及老师们的联系会很少甚至失联,即使“翻脸”了后果也可以承受。

有的大学生“欠账”太多,即使大四的时候重修学分依然还达不到毕业要求,怎么办?在华中地区某高校,各个学院的教学秘书在毕业季都会登记本年级不能顺利毕业、需要参加“清考”大学生的具体情况;待九十月份新学期开始,便通知这些学生来学校参加“清考”,以便让他们顺利毕业。

参与“清考”的毕业生中,有少量的大学生是因为心理问题导致的学业困难,可以归咎为客观原因,还有不少同学是由于主观上的“不走心”造成的“悔之晚矣”。学生小H热爱编导、播音与主持,将不少时间与精力放在兼职与实习上;由于具有一定的特长与丰富的实习经历,小H同学找工作很顺利,和南方地区一家著名的地方卫视成功签约。

出人意料的是,毕业前夕她才发现自己还差一个专业选修课学分却已经无法选课重修,学校的“清考”为她提供了最后一根“希望的稻草”。事实上,结合人才培养方案,老师们会要求同学们认真核对自己的学分情况,并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少数同学将老师们的话当耳旁风,热衷自弹自唱,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不能顺利毕业。

教育部日前发出通知,要从制度建设的层面给高校“放水”挂科毕业生戴上了“紧箍咒”,对这一失范行为说“不”并进行了叫停,要求大学的考评机制逐渐实现从结果性评价到过程性评价的转变。

取消“清考”制度,说到底就是要破除思维定势、行为惯性与路径依赖,破除一些大学生 “考不好没关系,反正有清考”的幻想,促进他们回归常识、回归梦想。即使是少数因为心理问题导致学业困难的大学生,也可以通过休学制度和弹性学制来对他们进行“弱势补偿”,没有必要采取“清考”制度。避免本科教育“防水”,给大学生“增负”,扭转“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这一教育怪圈,取消“清考”制度只是一个开始。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