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李德尚玉

9月16日，“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新体制的成长和旧体制的衰亡相伴相生、相互制衡，经济学家们对我国改革开放当前遇到的问题表达了各自思考和想法，并就具体问题提出真知灼见。

财联社整理出中国顶尖经济学家关心的10个问题，包括今年年初提及的“消灭私有制”各种动向与争执；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经济下行，很多民企主动并入国企以寻求自救；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能避免陷入“黄宗羲陷阱”等等。

以下是10位发言经济学家，对当前问题的主要观点整理实录：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消灭私有制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

吴敬琏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公众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政府也陆续通过“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将这些认识形成决议。这些决定“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是站得住的，那你应该坚决的贯彻。”吴敬琏称，“现在出现有些现象值得注意，比如说今年年初说是要消灭私有制，最近又是要退位。这都是一种不谐和的声音，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如果有道理就需要通过辩论来达成一致，一项一项的把它落实。”

“现在我们经济因为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方式的转型也没有到位，所以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我们把它形容为一种翘翘板式的经济运行状态。”吴敬琏认为，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主要是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杠杆率的过高，造成了系统性风险出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经济政策就很难处理，要降杠杆，增长率就下去了。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杠杆就上去了，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就增大。

那么有没有出路呢？吴敬琏认为办法的关键就是要提高效率，只要能够提高效率，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效率能不能提高，归根到底是要靠改革。

所以说到底，要解决当前的这些问题，就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决定，特别是要贯彻十八次代表大会、十九次代表大会、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定，把它落实。

2、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楼继伟提醒业内“多关注供给侧，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他认为，结构性改革必然发生在供给侧，但需要需求侧方面的政策进行配合，因为供给侧改革有可能出现“短期痛苦、长期见效”的情况，因此，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

此外，楼继伟还表示，“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现在很多的做法却把目标、任务当手段，为了“去产能”就给各省下指标，这是用传统办法，靠行政手段“去杠杆”，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楼继伟指出，下一步推进改革的核心是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发挥作用。

楼继伟还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地方走向了相反方向，一些地方清理低端人口，抢夺高端人才，这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重要因素。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名中高收入的城市就业，相应需要四名所谓中低端的人口服务。如果把所谓低端人口清光了，劳动力成本将大幅度提高，所谓高端行业的经营和人民的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甚至会刺激移居、移出国外。

3、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普惠制度没完善的情况下，特惠制度是次优安排

“有一些企业在它的发展中，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这些帮助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制度的障碍。”白重恩把它叫做特惠模式：“这是在普惠的制度化情况下，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白重恩认为，要实现特惠向普惠过渡，这是具有极大挑战性的过渡，地方政府有能力改善普惠的制度，其实制度的形成，不一定全部从上而下，有很多制度细节从下而上，需要通过摸索。怎么来让更多的企业和更多的消费者，对地方政府行为方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白重恩看来，形成普惠制度需要的过程很难，完善的普惠制度没有形成之前，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但是怎么来提供动力，来完善普惠制度，这是特别需要考虑的。“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要容忍一些次优的安排。”白重恩提出。

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抓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世界转移的窗口期

林毅夫提出，中国经济学家应更多从全球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从最近几年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发展经济体，他们也有共同的特点。都是抓住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让他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

在林毅夫看来，中国现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从世界的制造业大国当中的有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逐渐输掉比较优势，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怎么向世界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当然，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必须有一些条件，比如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完善。

林毅夫表示，2013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18年来我们的中非合作发展，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强调产能合作，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

5、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不可侵犯

“要保护民营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和个人财产。”杨伟民表示，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过去改革我们主要集中于针对国有企业，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三大市场主体，三大市场主体现在都面临着一些活力不足的问题，所以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

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分类。

谈及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杨伟民认为，过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是简化，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机构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

同时，杨伟民提出“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他认为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是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

在杨伟民看来，减权最核心的就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是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杨伟民表示。

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方向推进

“要深化市场化的改革，就要求要让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就要让渡权力，将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多地交给市场来配置，这个往往会遇到阻力。主动地把权力让渡出去、把资源让渡出去，这个是一个难点。”王一鸣提出。

在王一鸣看来，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改革，两种力量的存在，往往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前经常自以为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但是确实也带来一些问题。那么它的目标应该是向单轨过渡，就是要下决心向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逐步地推进。

王一鸣指出，下一步往这个方向走，现在最大的双轨就在要素市场。

第一，土地还是典型的双轨制，是隔离的。实际上目前是双轨的土地，为城市化在积累资本，以前是公共产品剪刀差，积累工业化的资本，现在城乡土地剪刀差，积累城市化资本，这种制度可能在特定的阶段它是起到积极作用的，但是现在带来问题凸显。

第二，利率不是完全市场化利率，技术、价格的形成机制也不健全，人才、单位所有制还没有完全解决，信息部门分隔体制，还有企业的垄断，平台型企业等，以后针对信息资源的占有，不光是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

第三，现在约束机制逐步在强化、健全，不断地健全。但是激励机制没有很好地去建设，我们改革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

7、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中国的宏观负税已到可能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

“我们的宏观税负已经高到了可能会使我们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盛洪表示，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财富的继续涌流，同时政府分割国民财富没有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2010年以后到现在，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增长了12个百分点。

第一，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一般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比GDP要快，它的比重在增加。

第二，2017年土地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往年。

第三，最近我们又搞了所谓的税改，很多人已经明确指出，这个税改其实是在增加宏观税负。减了个人所得税，把劳保、资金等等这些东西，从人保部转移到了社会局，有两点的改变：一是征收的劳保的提取比例，不是按照原来的基本工资，而是按照全部工资，数额这其实是增加的。二是税务局的性质跟人保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一定会有强制性在里面，它实际上提高了很多地方的劳保交款比率，实际上也增加了我们的宏观税负。

8、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经济下行，很多民企主动并入国企以寻求自救

李扬认为，整个经济大的格局发生变化，国进民退比较突出有四个原因：第一，整个形势今年是有变，稳中有变，这个变还是不小。首先受冲击的是民企，过不下去了。

第二，最近几年“三去一降一补”，使得产业链条相对的优势地位发生变化。在上游的赚钱，国企赚得不得了，那是因为供不应求。

第三，影子银行受到了抑制，过去民企大多数靠影子银行来融资，随着资管新规的推出，当然现在有些调整，资管新规是断了它的财路。

第四，虽然主流政策上强调要给小企业、要对民企不歧视，但事实上是歧视的。所以很多企业过不下去了，寻找国企做庇护伞。

“所以这一次的国进民退要分析，我宁愿说它是在面对经济下行剧烈压力下的一个自救措施，不这样做，恐怕就得不到资金，成本降不下去。这样做的话，它就活了。利润就有了，就业就保持了。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李扬说，国进民退在中国也出现多次，这次出现也一定要分析它的特殊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弊得失。

李扬提醒称，弊端也是显然的，因为国企的效率比民企还是低一些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国企开始往民企派领导，很有可能就窒息了它原来的生命力。“

李扬认为，这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一个契机。国企改革有现成的章法，就是管资本不管企业。所以这是一个机会，国企来收购民企的时候，注入资本，不要派干部，不要换人。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搞混合所有制改革。

9、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 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

吴晓灵认为，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为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文明强盛而奋斗的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让国家全面进入法制轨道，让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能得到充分保护，让人民选举的政府能在法律授权下依法行政。

改革进入各方利益优化配置期，只有通过法律手段调整各方利益，维护各方权益，社会才能避免无序动荡；只有在司法实践中尊重律师的辩护权，尊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尊重社会舆论的监督权，我们才能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良俗善法引领社会风气的净化和社会秩序的优化。

近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离党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还有不小的差距。未来的改革使命就是要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司法稳定社会预期，增强社会信心。通过立法司法博弈调整利益才能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石。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建设法治国家有非常好的论述和规划，新时代改革的新使命就是把党描绘的蓝图付诸实践，让全国人民能在阳光下享受安全幸福的生活。

10、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对科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定位需要重新思考

许善达认为，科技应该有四个重要的定位需要我们明确的。第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原来说过的。就是创造财富，科技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科技在财富的分配上非常重要。他举例，手机制作的量是全世界最大的，但是所有的利润比不上苹果公司创建智能手机的公司。所以它是靠科技来分配利润，而不是仅仅是创造财富，还要分配财富。

第三，真正的军事实力，这里面科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很多军事上的领先的东西，都是里边科技领先带来的军事领先。

第四，现在在国际的政治、国际的外交，甚至包括军事、经济，各种国际关系里，科技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中兴的问题，一个惩罚措施让我们毫无还手之力，这就变成了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