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崔瑜琢

9月21日，第十七届全国院线国产影片推介会正式结束。

这场持续四天的推介会上，在电影出品、发行公司所发布的密集片单之外，必不可缺的明星敬酒和明星合影环节，亦是其中最具标识性的环节。

具体到这届推介会，从贾樟柯到任素汐，从带去导演处女作《胖子行动队》的包贝尔到“古惑仔组合”《黄金兄弟》，都需要暂时褪去明星光环，以一种亲和的姿态，出现在院线、影管参会人员晒宴会、晒合影的朋友圈照片里。

从2012年第一届开始算，到今年的第十七届，如此以“全国院线”命名的活动已经持续整整六年，活动规模也呈现出一个显而易见的渐趋壮大的趋势。

不过，回溯到全国院线国产影片推介会（以下简称“院线推介会”）初次举办的那一年，在当时视角下瞻望，往后的六年，虽或许存在于创会元老们的“蓝图”中，但平心而论，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行业内的奇迹。

毕竟，“院线推介会”在初创之时，可以说是内容大于形式，其在会盟业内英豪、展示最新影片之外，更是为解决行业内具体问题而生。而回头来看，这种与生俱来的务实主义基因，恐怕也是“院线推介会”能一年一年、一届一届持续下来的主要内因。

当然，六年来，“院线推介会”也的确经历过变化和波动。

从2012年到2018年，内地电影行业走向烈火烹油式的繁盛，之后又进入面临更多未知的拐点。在这个对于国产电影而言值得纪念的时间区段内，满满十七届“院线推介会”，可以说是一场完整见证。

具体到每一届推介会，场内的满目琳琅、繁花似锦，场外的觥筹交错、唇枪舌剑，一幕幕，乍见时真如武林大会，再还望已是江湖旧闻。

那么，推介会为何诞生？谁在主导？谁在参与？谁又在买单？未来他会演化成何种趋势？我们也将和大家共同探讨这之中的“江湖”。

“分账寒战”成拐点，2012年是“院线推介会”元年

已经进行十七届的全国院线国产影片推介会（以下简称“院线推介会”），其刚刚诞生之时，在国内并非唯一。当时至少还有中影、华夏轮流举办的全国院线看片会；2015年，中国电影报也曾牵头组织过邀请所有院线参加的推介会。

所不同的是，“院线推介会”成为这些年出现过的各种同等规模推介会中还在坚持举办的唯一。此外，它还有更重要的特点，即并不满足于仅仅实现台上推介影片的功能；它在诞生时便带有试图以“圆桌议事”解决业内问题甚至困局的实用主义色彩。

参与“圆桌会议”的成员，自然以院线方代表为主，因为议题的不同，间或有发行方参与进来。

2012年，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院线推介会”元年。那年冬天发生的“分账寒战”影响虽算不上深远，但却富有戏剧性。

“分账寒战”，由中影、华谊、博纳、星美、光线五大发行公司于是年的11月13日对全国院线发起，要求自那年贺岁档的九部电影《一九四二》《王的盛宴》《大上海》《一代宗师》《十二生肖》《血滴子》《泰囧》《笑过2012》《秘密花园》开始，五家公司与院线的票房分账比例不低于45%比55%，分账比例的调整，建议从影院的分成中解决。

之前通行的分账比例为43%比57%，所以，这场“分账寒战”的焦点就在这差出来的2%上。数字不大，但足以影响到一些院线的生存。于是，按《人民日报》所写，“2%，看似不多的份额，却让电影市场上原本互惠合作的双方‘撕破了脸’。”

在万达、金逸等十三条院线联合发布反对意见之后，11月21日，由综艺报、新影联院线承办的一场名为“贺岁前夜·院线冬季看片研讨会”的活动正式登场，并成为“分账寒战”中的一颗重磅炸弹。

事实上，从这场活动的命名方式可以看出，首先，当时的“院线推介会”带有务实且低调的“研讨”色彩，这让它的规模更像是一场小型圆桌会议；其次，它的名目中，也没有具体的届数作为前缀，这在某种意义上表示，此活动的创办者和参与者们，对于活动的当下，更多是出于一种自觉与自发，而对于活动的未来，恐怕并没有多少关于规模上的规划。

“贺岁前夜·院线冬季看片研讨会”在“院线推介会”中的序列是第二届。这次研讨会虽非首届，却极其重要。11月23日下午，参会的27家院线公司发布《中国电影院线市场协商宣言》，劈头第一句便是“一个幽灵，一个惯常于发号司令（原文如此——笔者注）的幽灵，在中国电影产业的上空徘徊。”

在将五家发行公司指斥为“幽灵”之后，院线“宣言”在结尾处更加振聋发聩：“五家公司的‘通知’不可能被接受。就让它像一部曾经上映的恐怖片一样过去吧。”

结尾之后，是27家院线负责人的签名。

或许，五大发行公司在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到11月25日，华谊携《一九四二》与院线达成梯级分账协议；同日，当时的星美掌门人覃宏宣布《王的盛宴》首周分账43%、次周分账41%、再次周39%，实际上是主动调低了该片的分账比例。

“分账寒战”，尘埃暂落。

至此，“院线推介会”在市场研讨之外，还成为院线闭门商议问题、解决困局的平台。这种务实于业内的功能，无疑为“院线推介会”此后的存续和扩大，提供了合理性。

此后，“院线推介会”大会场之外，闭门“圆桌会议”也基本被保留下来，议题包括密钥垄断、网络在线票补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贺岁前夜·院线冬季看片研讨会”，即第二届“院线推介会”上，新人导演徐峥到会推介自己的影片《泰囧》，这可以被看作是“五大”之中的光线在“寒战”中对于院线方的主动示好；而随后《泰囧》登顶华语电影票房榜的亮眼成绩，为“院线推介会”蒙上一层玄学色彩。从此，“院线推介会”成为导演、演员们的踊跃登场之地。

规则、程序和纽带，“院线推介会”里的江湖

六年间，“院线推介会”已由“圆桌会议”发展壮大成为内地电影行业中的盛会，更准确地说，是现下内地电影行业上游和下游间最重要的纽带。而因其初创时的业内自发性质，这一纽带也便更显简捷。

简捷到各方只需尊重六年间自发形成的规则和程序即可。

在既有的固定程序中，最有效率的路径是：位于行业上游的出品人、制片人、监制、导演或是主演登台推介自己即将在就近档期内上映的作品；位于下游的院线方、影管方作为听众对这些作品的卖相默默进行评判。

处在上游和下游之间的，是影片的发行方。实际上，安排导演、主演到“院线推介会”上走一遭、亮亮相，已成为发行方工作中的重要任务。他们确定好影片档期和主创档期，下一步，便是需要确定影片在上映前是否来得及参加最近的一届“院线推介会”。

在既有的规则中，“院线推介会”是院线方的主场，在这里，即使最重量级的导演、演员可能也需要参与到随后宴会上的敬酒、合影中来。这会让人想起“胶片发行时代”，发行人员背着胶片到各地电影公司，以干一大杯酒换一份拷贝的方式来扩大自己影片上映规模的古老传说。

当然，院线方往往也会给予这些来自上游的大咖们以很大的尊重。比如，当一位著名导演或者明星演员亲自登台推介自己影片之时，往往是推介会会场上座率最高的时刻。

而在其他时候，即使承办方常常将会场设在郊区偏僻之地，以此来作为约束院线参会大佬们的活动范围，从而保障上座率的手段，但一到卖相不好、看点一般的影片的推介时间，登台推介的宣发人员可能就得需要面对略显空荡的会场了。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即使是著名导演毕志飞，在他的推介时间，也须面对满场沉闷。而发行方代表有时候也能在现场享受高光时刻。比如原乐视影业的黄紫燕、新丽传媒的李宁。

乐视特产的优质PPT与黄紫燕语速稍快的演讲每每相得益彰，推介会现场的新概念、新词汇往往有一半是从她那里来；李宁则总是能够在场上举重若轻，他推介所有影片都仿佛是在说一场精彩的单口相声。

所以，对于行业内新人而言，“院线推介会”不啻是一场有效的短期速成培训。在这里，与名导演、名演员还有发行圈大咖的近距离接触，再加上PPT和演讲，以及可能会持续到深夜的密集看片，无疑能让从业新人的鉴片、识片的能力得到快速提升。

此外，会场外的“社交活动”也是“纽带”的一部分。随着“院线推介会”日渐壮大，宴会规模亦随之扩大，如何组织宴会成为对发行方的另一项考验，比如座席的安排首先就得照应到方方面面人士的“江湖地位”；其次还须考量大佬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来自公司层面乃至个人层面的不融洽。

抛去“江湖地位”的问题，宴会上，偶尔也会凸显出一组组小团体。他们各自的抱团，有时会延伸到宴会结束之后。这个层面上讲，来自不同公司、不同城市的参会者，千里谋面、三五一群、推杯换盏，实在也是一幅很有江湖味的画面。

当然，“院线推介会”上的“江湖”，也是有规则的。比如宴会后小聚，如果发行和院线、影管、影院人员都在场，那么买单的通常都是发行人员。

未来憧憬：不应拘泥于“形式”和“机制”的改变，更应该肩负行业“忧患意识”

当我们说整个行业面临拐点之时，其实是在说，这行业中的每个组成部分，也都是在面临着拐点。

拐点前方，需要面对和改变。

事实上，“院线推介会”在六年来，也曾有过很多改变，这种改变，不独体现在规模上。

比如，2013年年底，“院线推介会”与首届浙江青年电影节在杭州西溪合作举办；之后2016年秋季西安的“院线推介会”是与“丝绸之路电影节”合作举办。合作的好处，是可以让“院线推介会”走出业内的圈子，通过电影节，获得更多的关照和关注。

又比如，2014年之后，随着作为承办方的综艺报的退出，“院线推介会”正式变成全国四十多条院线主办，具体某一条院线承办。

至此，“院线推介会”从“名”到“实”，都正式成为院线方的绝对主场。从2016年秋季开始，“院线推介会”有了自己的徽标，一个由全国所有院线的logo组成的圆形图案。

当然，最显而易见的改变，还是院线以及发行公司在高层人事上的变动。

不过这些改变，归根结底还只是形式上的。

不得不说，在一定程度上，最初期的“院线推介会”带有媒体变现性质。媒体拥有跨界资源和活动组织经验，院线、发行提供需求，于是一拍即合之下，绵延至今已十七届的“院线推介会”便告诞生。这也是它在应对“分账寒战”之时敢于发声的原因之一。

“院线推介会”在2013年，形成建会的成熟机制。承办方放出会议信息；之后发行方报名参会，并根据推介的时长、是否放映影片、是否组织宴请等具体事宜缴纳费用；同时，全国院线、影管提交参会人员名单。从2014年年底开始，院线、影管参会人员也需要缴纳会费。

机制的逐渐成熟，以及如此机制之下，来自发行方和院线、影管方的认可和参与，是“院线推介会”在“分账寒战”之后，能合理存续的第二重原因。

而参加“院线推介会”，对于作为主要买单者的发行方来说，具体能为其影片在上映后带来多少排片和票房上的增量，虽无从统计，但作为集中展示影片和联络院线、影管方的便捷通道，当然是非常必要的。

不过，除了“形式”和“机制”之外，当面临拐点之时，在行业困局的火药味儿中出生、雏形，伴随行业获得壮大，并天生带有务实基因的“院线推介会”，似乎有理由、有能力于维系固有精神的前提下，在更深层次的内容上求得改变。

2014年7月，青岛，一场以“跨界融合——互联网与电影主题论坛”为名的沙龙被安排在当时那届“院线推介会”的尾声。在论坛上发言的嘉宾，有“院线推介会”初创时的元老、原珠江影业董事长赵军，原乐视影业CEO张昭，原万达院线总经理叶宁等，观众则是那一届“院线推介会”的参会人员。

持续90分钟的时间里，来自院线和发行界的诸位“大佬”所讨论的“影院入口被互联网掌管”、“电影行业被互联网渗透”、“电影行业需要从内部打破”、“定价权在哪里”等议题，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大的价值，也充分体现出“院线推介会”气质中的“忧患意识”。

须知，类似于此的议题讨论、忧患意识，正是世间所有深层次改变的前提所在。

这或许也是“院线推介会”不可被替代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