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苏心卿

文｜Wang 先森

版式｜何未

图｜猫眼

近几年在电影发布会上，跳迪斯科及“擦玻璃”（霹雳舞）会成为他调节气氛的固定节目。

贾樟柯曾经集伤感的诗人和敏锐的社会学家于一体，这是梅雪风对“舞王”贾樟柯的评价。

 贾樟柯上部作品《山河故人》，国际媒体给予胜赞，《江湖女儿》则继续入围了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贾樟柯的电影一度被宏大绑架，另一个纬度，他越来越熟练地用精短的寓言及隐喻去接触这个世界，但却对人越来越没有兴趣。黑白文娱特约记者于东三环对谈贾樟柯，秋天，北京最好的时节，尽管他的行程被切割成若干个半小时，在疲惫包裹中，贾樟柯的回答还是一如既往的敏捷。

这我们尝试接近于贾樟柯呈现的江湖。

为什么贾樟柯的电影女主角被赵涛承包了？

柏林影帝携手意大利影后的一次碰撞，他们的表演让人看到雷电交加。采访开始就跟贾樟柯开了个玩笑；他敏捷的化解了。

《江湖儿女》剧情横跨17年，从2001年的大同，南下到三峡奉节，最后铺开到新疆大漠，7700公里的旅程，这也是女主角巧巧与廖凡的“江湖”轨迹。

 贾樟柯回忆，片中有一场戏，斌哥知道巧巧此时对他已是有义无情，他还是极力而艰难地要维护自己的尊严。

依旧是《三峡好人》同款鹅黄衬衫、马尾和矿泉水瓶，《江湖儿女》里出狱后的巧巧，遍寻斌哥，终于说出那句追问：“我为你坐了5年牢，有些话还是要说清楚的。”

特别认同作家王泡小泡的观后感：

“你的江湖有金钱，有地位，有面子，有女人，有大山大河，有衣锦还乡。我的江湖里，只有你。”

“我已经不是江湖上的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面的斌哥抽着烟，躲避着巧巧的眼睛。作为曾经的江湖中人，他早就深知“咱们这种人，迟早会被干掉的”，因为“有枪的人，才死的更快。”

我经过的最大的风浪，是和你的爱情。这一句文案也足够点题。

在贾樟柯的电影中，赵涛基本算半个制片人，赵涛基本上什么都干。赵涛联合化妆师+灯光师+摄影指导，组成了一个“江湖儿女皮肤管理小组”，最后对巧巧几个年龄段的妆化都有了很好的年代呈现。而在人物声音处理上，赵涛找了三个位置，从年轻时比较清脆、尖的音律过渡，越到后面越往下压的变化轨迹。

剧本期时，赵涛参与剧本创作，她收集了很多资料、案例，甚至包括庭审记录。有一天赵涛对贾樟柯说，巧巧身上似乎有佘爱珍的影子，就是那位涉及黑帮、枪战、入狱、逃亡，一生波澜壮阔的民国女大佬。

 赵涛还建议贾樟柯，应该从江湖，拍到儿女，江湖是对儿女的一个界定，而贾樟柯一直关注和聚焦的东西更宏大，赵涛对细节更敏感。

贾樟柯对赵涛从来不吝赞美，贾樟柯的电影的核心和魂，赵涛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廖凡在戏中从二十五六岁演到四十多岁，也把斌哥复杂纷乱的一生演绎得精准而稳当。

 16年前，贾樟柯的《任逍遥》，故事的主角就是斌斌和巧巧，当时影片中他们还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江湖儿女》中，斌斌成了“斌哥”，巧巧也步入中年，斌哥穿着《任逍遥》里的白衬衫，巧巧出场，服装和造型都是《任逍遥》中的感觉，两人最后在在《三峡好人》的时空中相遇。贾樟柯的新作品中开始叠加自己的作品符号，这样处理的初衷是源于他的偶然发现。拍《江湖儿女》期间他调取DV素材观看，看到《任逍遥》《三峡好人》的素材。他认为由此而生的是“更加轻松、随意的一种创作，而不是很讨巧地为自己立传。”

《江湖儿女》中，贾樟柯通过一段爱情提炼出了近20年的社会变迁史，贾樟柯的江湖野心，区别于杜琪峰和《教父》，呈现一种中国普通老百姓人背后日常遵照的人际关系的原则。

贾樟柯一直想拍一部关于江湖的电影，这想法可以追溯到他大学时期，不单写街头的热血，也要写时间大跨度对个体的雕塑。对于贾樟柯本次的野心，就算拍江湖，其意图也是一个中国人大半生江湖呈现了中国人的背后人际关系。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复杂亦有情义，这种江湖，不像《教父》里的江湖，也不像杜琪峰电影里的江湖。

谈及这个颇具武侠风片名的由来，贾樟柯说是源于《小城之春》导演费穆之作。

 在一次拜访《小城之春》女主角韦伟女士的过程中，贾樟柯得知了这个名字《江湖儿女》，一听就非常喜欢。在他看来，江湖意味着复杂的、激荡的、变化剧烈的时代和危机四伏的社会，儿女是有情有义的人。

 无论有情有义，还是无情有义，都是沉甸甸的命运。对于《江湖儿女》中这个情义江湖，他希望是一言难尽的感觉，因为两人横跨十七年时长；又是五味杂陈的，酸甜苦辣说不清；同时还有一种人在江湖不自知的感觉。

 就像斌哥的“出世”反应，也不能说是自我意识退缩。贾樟柯认为，这种选择也可能是一种进化，只不过在商品社会进化中把珍贵的东西迷失掉，那种人和人之间无关经济利益、最赤诚的东西丢掉了减弱了。 

贾樟柯曾经在采访中表示，作为一个好导演，最需要具备的素质是“通情达理”：不管拍什么样的类型，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年代，你处理的都是人的感情，能够理解人，能够通情达理，是带给电影一种内在精神的基本条件。

 很多时候，贾樟柯的电影对于时代及宏大命题及隐喻的处理，要远大于他电影的人物，于是就少了一份鲜活和生动，贾樟柯则表示，在时代洪流中，任何一个个体都不重要，但任何一个个体的努力汇聚成文化是重要的。

 从1995年的《小山回家》到2018年的《江湖儿女》，贾樟柯记录的人物换了一拨又一拨，但始终是小人物与大时代的角逐较量，人物是时代背景上的微小的注解。

 

20余年的变迁，于创作者本人又是怎样的体验呢？

 “一言难尽，水滴石穿”，用这八个字概括贾樟柯的20年，足矣，却又不尽然。

到《江湖儿女》，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做长篇小说式的写作，当然长中短没有高低之分，就是特别着迷于漫长时间里人情、人际关系的改变，并把它放在一个长时间里去结构，“重要的是把这些人这些年生活的感受写准”。刚拍电影的时候，贾樟柯觉得电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时至今日，他认为，这世界改变得太慢太慢了，尤其是某些思维模式并没有任何变化，当然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但对创作者来说，这种困扰几近不可承受。

 摒弃“视电影为生命”的观点，贾樟柯表示越来越相信文化的能量。“不要强调个人能力，在时代洪流中，任何一个个体都不重要，每一个个体的努力汇聚成文化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