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下称《战略规划》）提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近年来，垃圾山、垃圾围村、垃圾围坝等现象凸显农村垃圾处理和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之困。业内专家分析称，农村垃圾治理反映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破解“垃圾围村”，需有效推行源头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将农村环境置于城乡关系中，协同解决垃圾处理问题。

“垃圾围村”顽疾难解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9月29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战略规划》提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着力解决农村垃圾乱堆乱放的问题。

“一直以来，农村环境问题是整个社会环境治理的薄弱环节，农村垃圾问题的关注度比城市垃圾少很多，最近几年国家对此越来越重视。”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秘书长徐海云称。

界面新闻记者查阅近些年政策文件发现，农村环境问题纳入政府治理系统中的深度正逐渐增加。2013年，原环保部发布《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和处理项目建设与投资指南》，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和处理项目提供建设与投资的参考依据。2015年11月，住建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农村垃圾的“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模式，并提出农村垃圾污染治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90%以上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要求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行动”。2018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把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位列六大重点任务之首。

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再一次强调构建农村垃圾分类、收集、转化和利用网络体系。目前，我国农村的垃圾处理方式主要为“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四级垃圾收运体系。

四级垃圾收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垃圾污染的恶化势头。不过，垃圾处理的实际状况与预期仍有较大差距。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9月29日透露，这些年来，我国农村人居环境保护建设有了比较大的进步，但与城市仍然明显落后，全国还有近1/4的村生活垃圾没有得到收集和处理，80%的村庄生活污水没有得到处理。

农村不能完全复制城市垃圾分类系统

以户为单位的垃圾分类，是整个政策的终端环节，也是垃圾资源化的关键。已有研究显示，垃圾成功分类可降低50%以上的需处理量。

从自然资源属性看，相较于城市而言，农村生活垃圾可回收利用成分高，分类减量较容易实现。据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2018年1月的调研数据，唐山市丰南区与古冶区4个村、40户的生活垃圾中，有30%－36%是厨余垃圾，21%－55%是灰土、砖瓦等建筑垃圾，还有6%－21%的纸类、塑料、金属等可回收垃圾，约有一半以上的生活垃圾可通过源头分类实现减量。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推行垃圾分类，公共参与起到重要作用，要考虑如何组织垃圾生产者参与到垃圾治理系统里。” 北京零废弃联合发起人、农村垃圾分类实践者陈立雯告诉界面新闻。

过去十年里，陈立雯对城市与农村的垃圾分类、处理等情况做了大量调研。“在农村推广垃圾分类，实际上要比在城市接受度高”。陈立雯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行为更为趋同化，在组织参与公共事务时候，村委会的动员效果是比较好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管理模式，还有真正愿意推动的人。”

农村垃圾分类与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基层社会治理问题。陈立雯表示，农村垃圾分类不能完全复制城市的分类体系。“目前城市的垃圾分类是混合投放，很多时候就丢到一起去了。现在需要组织村民参与到源头分类中，同时收运和分类处理的硬件也要搭建好。”

此外，陈立雯称，目前农村的垃圾分类最大的挑战在于其可持续性，这就需要将分类治理的逻辑深入到基层政府的考核方式中去。“比如考核中有没有垃圾分类这一项，将垃圾减量和资源化效果作为加分项纳入垃圾治理考核体系，都需要有具体的政策导向。” 

徐海云也表示，需要正视有关政策落地过程中的细节，否则“垃圾分类”会仅仅停留在“口号”层面。“需要从回收端来制定垃圾分类体系，可回收物要与废品回收利用系统对接起来，有害垃圾的收集要与危险废物收运系统对接起来，厨余垃圾要与整个生物质的利用对接起来。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过程。” 徐海云告诉界面新闻。

治理农村垃圾需统筹城乡关系

一个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多方位因素。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农村垃圾收运体系涉及垃圾分类、收集、集中、处理等诸多环节。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农村垃圾处理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测算，2017年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8亿吨，其中至少有0.7亿吨以上未作任何处理。

目前，农村垃圾处理主要有三种方式，焚烧、填埋与堆肥，具体采用情况因地理环境、垃圾成分、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不同而有所区别。

至于哪种方式更加适宜，陈立雯称，如果源头分类做好的话，要处理的垃圾其实并不多，“农村有土地优势，厨余垃圾可以直接堆肥，不需要集中和外运，整个的体系也会比较简单易操作。”

堆肥即利用垃圾或土壤中存在的微生物，使垃圾中的有机物发生降解，可用作肥料并用来改良土壤。对比而言，无论是垃圾焚烧还是填埋，均存在渗滤液处理、废气排放等环境隐忧。

对于不可堆肥的垃圾，徐海云表示，集中化处理是关键。“农村垃圾治理并不存在所谓的‘因地制宜’。乡村生活垃圾问题主要是现代工业消费品进入乡村后产生的，垃圾种类都差不多，需要形成一套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运作的垃圾处理体系。” 

徐海云总结了值得推广的模式：将生活垃圾适度集中，建设一定规模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兼顾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方面，生活垃圾焚烧厂建设需要突破行政区域的局限，适当集中处理；另一方面，也要突破针对单一生活垃圾的局限性，实现固体废弃物集约化协同焚烧处理。

同时，徐海云称，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来看，农村的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外在于”城市的。“农村垃圾处理体系的建立，必须通过城乡一体化统筹来解决。生活垃圾管理是系统工程，需要全过程和综合性视角，不同部门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