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专栏，选取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违纪违法案件，剖析落马官员的案情及心理状态，公布官员的悔过书以及其在狱中的忏悔视频。自2月25日以来，中纪委官网已刊载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和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引发广泛关注。

官员的悔过书，一般指官员被双规或立案调查后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反思和反省。新华社记者通过对过去多名落马官员悔过书的梳理和跟踪采访，发现落马官员的核心心理诉求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例如，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而“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不难发现官员的高调表功存在“将功赎过”的心理。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

日前，湖北检察官许俊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也总结了官员“悔过的三种腔调”：第一种是避实就虚型，只承认违纪不承认违法。把平时违纪行为写进悔过书，希望可以承认完错误放他回去。第二种是避虚就实型，痛痛快快承认罪行，真真切切忏悔。对作案动机、手段等进行长篇描述，甚至挖掘出他读中学时偷了同学的一支笔的行为。第三种是是虚实并行型，凡认为纪检机关所掌控的罪行，“勇于担当”、“踊跃悔过”；凡认为纪检机关未知晓蛛丝马迹的，绝口不提。

此外，官员悔过书的抄袭雷同现象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等等表述高频出现在官员们的悔过书里。《法制晚报》记者检索统计近几年的53份官员悔过书里，即有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甚至，2007年，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接受庭审时的悔过书与《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存在几处雷同、涉嫌抄袭。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