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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一个贫困县的教育突围 4个月后戛然而止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一再进行教育“突围”。2018年5月,县政府与云南民族大学基础教育集团签订协议,委托其管理玉龙县最重要的公立高中,并将该高中性质变为“国有民办”。4个月后,“突围”仓促中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黎文婕 戴梦馨

编辑|刘海川

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2018年5月,试图进行一次教育“突围”——县政府与云南民族大学基础教育集团签订协议,委托其管理玉龙县最重要的公立高中,并将该高中性质变为“国有民办”。

尽管玉龙县政府强调这是“一场改革”,教师与业界专家却质疑不断。根据协议,被托管的学校将减少当地公费学生的招生名额,增加学费高昂的择校生名额。原玉龙一中的教职工也需要竞聘上岗,未聘人员将被分流。

4个月后,这场“突围”仓促中止。

国有民办

校门上那块刻着“云南民大附属中学丽江分校”的匾额何时被摘下,教师程国(化名)并不清楚——正如他不知道匾额此前何时被挂上去。

低调的变化,是这所学校进行强力改革的缩影。

程国任教的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第一中学新校园(以下简称“玉龙一中”),原名丽江县第八中学,建于1991年。

20600平方公里的丽江市是滇西北重镇。一百余万人口中,纳西、彝、傈僳等十二种少数民族占比57.3%。200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撤销丽江地区和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设立地级丽江市,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则分设为古城区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这种行政区域的划分,造就此后两地的差距。

古城区伴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2017年GDP为123亿,约占丽江市GDP的三分之一。与古城区仅一江之隔的玉龙县则连续12年被评为贫困县,2017年GDP为60亿,不足古城区的一半。

与此相对应的是教育水平的差距。“古城区的教育已然是城区教育模式,而玉龙县的教育顶多算是乡镇教育。”程国告诉界面新闻。

丽江市逐渐成为旅游胜地和商业投资发展地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丽江市古城区,古城区原有学校难以容纳来丽江的随迁子女,而位于古城区辖区内的玉龙县一中原校区,既不能分担古城区学校的压力,又远离玉龙县城,难以发挥为玉龙县教育服务的作用。

如今,玉龙一中的校训墙上,只剩下“玉龙县第一中学”的匾额。摄影:黎文婕

事实上,玉龙一中曾是云南省最年轻的一级完全中学(包含初、高中学段),也曾是丽江市人数最多的学校。

丽江市委政府、玉龙县委政府于2010年决定调整学校布局,2012年8月,玉龙县一中整体从古城区搬至占地187亩的新校园。

近三十年间,这所学校几经变迁,由完全中学变为高级中学,学生人数由顶峰时期的3700余人稳定至目前的2280余人。

四个月前,它面临一场全新的变革——由公立学校变为“国有民办”学校。

2018年5月3日,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政府与云南民族大学基础教育集团(以下简称“云南民大集团”)签署合作办学协议。界面新闻获取的协议显示,玉龙官方委托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管理玉龙一中,并将之更名为“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丽江分校”。

根据协议,云南民大集团运维、管理学校的期限为20年。玉龙县政府每年支付400万元管理费,并在前三年每年投入300万启动资金。同时,玉龙县政府对云南民大集团选派的干部和教师按人均每年20万元的人才引进工作经费拨付给云南民大集团。

“公办学校委托民办教育集团进行管理,其实是国有民办的一种新模式。”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界面新闻,在这种模式之下,所有资产是国有的,学校主要是通过被托管的方式来吸引社会资金进入,从而解决教育资源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从规范的角度来讲,还是应该公办归公办,民办归民办。”

但浙江省发展民办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李春光认为:“我们国家的学校只有公立和民办两种性质,不存在国有民办这种形式。”

在熊丙奇看来,这种教育产业模式的出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整体教育资源不足,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这种情况为国有民办的办学模式提供了探索的空间。”

1982年,社会力量办学在《宪法》中得以确立。此后,民办教育从无到有,逐渐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

按照这个节点,中国民办教育行业发展36年以来,一直是跟着政策、法规走。

尤其是2017年9月,经过第二次修正的《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开始实施,其中将民办教育归类为营利与非营利两部分进行分类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订明确,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营利性的民办学校,但允许在非义务教育阶段设置营利性民办学校,这被教育行业普遍作为鼓励民间资本助力非义务教育阶段发展的重大利好。

然而,现行政策、法规对于公立学校引入民办教育资源的办学模式,尚未进行明确的解释与规范。

各取所需

实际上,玉龙一中只是丽江市教育探索“托管之路”的缩影。

2017年,丽江市一中与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合作,旨在为丽江教育开拓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此后,丽江市古城区金虹中学、玉龙县白沙中学先后变为“上海新世纪学校丽江分校”与“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丽江分校”。

在这样的改革气候下,得知被云南民大附中托管之初,玉龙一中的教师们是欣喜的。

“玉龙县的孩子们有福气了。”程国听说这个消息后更为兴奋,从云南民族大学毕业的他时常关注母校动态,几年前就得知母校建办了附属中学且发展很好。“如果真的能够引进附中的优秀资源,就是为玉龙一中注射一针强心剂。”

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由云南民族大学与呈贡区政府合作创办,其莲华校区的建办被引入社会资本,为混合所有制民办一级三等完全中学。

2017年,这所于2014年建办的学校高三学生参加首届高考,成绩惊艳。该校毕业班共有93人参加高考,600分以上9人;一本上线率67.9%,位居昆明市一级完中第9名;本科上线率98.2%。

“民大附中挂牌招生前一天当年中考刚刚结束,前期几乎来不及做任何招生宣传,2014年首届高一生源最高分才802分(当年的中考总分是880分),最低646分,相对于其他同类型民办学校,学生入口成绩真的不算好。”民大附中招生办公室的教师告诉界面新闻,“低进高出”是民大附中的一大特色。

民大附中成为云南中考生们的重要目标。其背景是,2017年,昆明市公办普高学校不再招收择校生,各所民办高中自费生录取均是“录满为止”。对于云南省昭通、曲靖等其他州(市)的学生而言,云南民大附中显然成为了优质选择。2018年,由于报名人数较多,云南民大附中将高中招生录取分数线几度调高。

这样的生源结构和高考战绩,也符合玉龙县教育领域的需求。

“近两年丽江教育一直不被看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好的苗子。”玉龙县教育局教育督学刘建美告诉界面新闻:“随着丽江市经济发展,稍微宽裕的家庭都将孩子送出了县城,很多优质生源都流失了。”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云南民大附中等多所昆明市民办高中的公费生招生录取分数线为565分,而玉龙一中为500分。“只有565分以下的学生才会主动选择丽江市的高中,而在古城区与玉龙县的高中之间,古城区的高中又更受欢迎。”程国称。

常年的教育水平差距难以被人们忽视。“区县分设之后,好的生源与师资也大多留在了古城区。”刘建美很无奈。

玉龙县需要优质学校品牌资源带动教育改革,与此同时,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也亟需变革,试图加大对外合作扩展影响力。玉龙县政府抛出橄榄枝后,二者一拍即合。

另一个政策背景是,云南民大附中自办学以来,就频繁与云南省贫困县互动,先后与昭通市彝良县政府、红河州元阳县政府签订协议,开展精准扶贫班。其中,元阳县每年将送30名优秀同学到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共享小班精英教育。

根据云南民大官网资料,“云南民大附中计划在未来4至5年时间内,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10至20所基地学校,每年让100名民族孩子到云南民大附中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质疑声起

玉龙县政府强调,两者的结合,“是一场改革”。

但随着托管的各项细则公开,诸多变化裹挟而至,教师们开始担忧。

根据协议,学校被托管以后,减少了当地公费学生的招生名额,学费高昂的择校生名额却有所增加。

同时,学校教师将面临重新竞聘。按照协议,托管后由云南民大集团组织专家对玉龙一中的教职工进行考核与新聘,首次选聘的人员不低于原教职工总数85%(之后每年选聘人员不低于95%),未聘人员由云南民大集团组织培训转岗或由县政府另行安排工作。

玉龙县政府与云南民族大学基础教育集团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书。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我们支持改革,可我们难免会担心,学校的性质变化后,我们的编制是否会受到影响?本地学生的上学机会是否会受到影响?”多名玉龙一中教师告诉界面新闻,教师们直至2018年6月才看到协议细则,此前教师、学生对托管毫不知情。李春光亦表示忧虑。“地方政府与合作方决定了学校托管,绕过了学校管理层、教师、学生、家长。这属于决策的程序失误,很容易导致风险。”

多家丽江当地媒体曾表示,引入外来优质教育资源有利于当地教育发展。但李春光认为,“托管模式”存在多种隐患。

“托管是民办力量参与、投入教育的一种形式,是用民办学校的方式运营公立学校。地方政府希望用这种方式提升教育不发达地区的整体质量,但如果操作不好,会出现损害学生权益的问题。”李春光认为,减少公费学生数量、迫使学生必须选择高收费的民办学校等,是托管模式下损害学生权益的行为。另外,托管模式下托管方可能为了节约成本,师资、资金投入不足,仅输出品牌。“但品牌并不会真正改变当地教育质量,这将导致地方政府引入优质资源的愿望落空。”

同时,在教师们联名签署的诉求书中,云南民大基础教育集团的办学资质遭到了质疑。

截至目前,界面新闻并未查询到云南民大基础教育集团的工商注册信息,与云南民族大学的关联企业只有一家“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地址则是云南民族大学莲华校区的对外合作交流处,而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正是该公司的法人郑宏伟。

郑宏伟对界面新闻坦言,“云南民族大学本来是打算组建基础教育集团,对民大附中、附小进行统一管理。但是由于成立集团需要一个投资总公司和四个子公司,而云南民大目前无法达到这个要求,因此只建立了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失败前例

教师们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程国看来,玉龙一中还未从上一场失败“试验”中缓过神来。

2017年11月,玉龙县政府引入昆明雨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雨纳教育”),由其负责玉龙全县的大数据平台建设、教育质量监控。

“天眼查”显示,雨纳公司研发的产品为成绩分析工具“满分王”,以及“X考试”大数据服务。

2018年2月底,雨纳教育成立了玉龙一中高三毕业班工作领导小组,派5人专家小组驻校指导教学。在雨纳教育公开的工作概述里,驻玉龙县一中专家指导组的主要工作为拟定高考复习方案,指导高三教师的课堂教学复习工作等。

程国回忆,专家组入驻之后,教师们私下虽对复习计划提出过质疑,但只要走进课堂,还是会按照计划进行复习工作。

教师们向界面新闻展示的《玉龙县第一中学高三第二轮复习研读高考真题的要求》显示,专家组布置2018年4月16日至30日教学,要求“把复习时间还给学生”。学生不动笔,必须一遍遍地反复读题、读答案,教师只负责解答学生不懂的问题,没有授课安排。

负责上一届高三教学的教师刘平(化名)称:“我们必须完全按照雨纳专家的思路教学,就是读题、背题,连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也靠背。学生从早上6点40分开始背题目,教师不准讲课。”

但这样的高考备战模式,效果却不尽人意。玉龙一中在2018年遭遇了高考“滑铁卢”,一本录取率由2016年、2017年的10%左右大幅下滑至今年的6.86%,甚至不及云南省平均一本录取率的一半。

丽江市各所高中的一本率。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教师们将责任归咎于雨纳教育。

雨纳教育认为,云南民大附中与玉龙县政府在高考前的2018年5月签订托管协议之后,高三教师思想、情绪波动相当大,直接影响学生,给教学复习工作造成严重影响,部分教师不作为,这才是造成教学质量下降的直接因素。

但这一点遭到了教师们的反驳,程国称,“我们得知被托管的消息时,已经距离高考没有几天了,能造成多少影响?”

“实际上,无论把责任归结到哪一方,最终承担结果的还是学生。”程国感到无奈,在玉龙一中从教13年,眼看着这所有着27年历史的学校日渐疲软,慢慢走向了下坡路,“前几年,玉龙县一中的高考成绩是能赶超古城区一中的,但今年即便是没有雨纳介入,也很难赶上区一中。”

对比云南省各所高中的一本率,2016年至2018年,丽江市一中的增幅分别为8个百分点与2个百分点,古城区一中的增幅分别为0.74个百分点与13个百分点,而玉龙县一中2017年的增幅为0.77个百分点,今年则为负增长。

“升学率下降是乡村地区面临的普遍情况。”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王雄告诉界面新闻,以前农村的孩子更容易靠高分、靠吃苦、学校管得死,考试成绩就好,但最近十年有了变化。“现在城市孩子也很刻苦,而本来城市就有师资、培训等优势,所以成绩远远超过农村。”

“杀鸡取卵”

雨纳教育离开了,玉龙县一中的变革却刚刚开始。根据协议,托管之后,玉龙一中的一本升学率要在“4年内提升到20%”。

教师和学生们尚未察觉,玉龙一中的校训墙上就加挂上了“云南民大附中丽江分校”的匾额。然而,这场“国有民办”的改革,远不止挂牌这么轻松。

“玉龙县想解决问题,他们的做法有合理的部分,希望引入外面的机构,用新的方法提高效率。”王雄称,但当地的政府可能没想到事情那么复杂,要想增加一所学校“造血”的能力,不仅仅是引进一位新校长那么简单,“公办学校变成民办学校、民办集团的一部分,这是杀鸡取卵。”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7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6万元。收费低廉的公立学校,几乎是大多数玉龙县家庭唯一能够负担的上学方式。

目前,玉龙县仅有3所公立学校招收高中生,玉龙一中以外的两所学校规模较小、招生能力有限。根据玉龙县教育部公布的《2018年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实施方案》,2018年,玉龙县户籍报考人数为1872人,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为22个班970个人,其中一中12个班520人;民中8个班350人;县五中2个班100人。

“就当地来讲,玉龙一中已经是当地最重要的公办学校,如果变为民办学校,就是当地一家独大,学生家长没得选。”王雄分析,但是资本就是青睐此类优质资源,否则就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与资金。

玉龙县一中2018年的招生简章显示,高一新生计划招收720人,其中520人为玉龙县学生,相较去年招生计划中的700人,减少了180人。除了这520名玉龙县公费生,自费的择校生则占据了多达200个名额。

公费生和择校生最大的区别在于收费标准,择校费远超学校原本的学费。

教师李方(化名)告诉界面新闻,之前玉龙一中每学期的学费为480元,但一旦变为民办学校,考生的择校费最低为每学年8800元,每差一分增加200元。按照今年学校收取择校费的分数段(500分至460分)计算,高一新生择校费最高可达1.68万元。

玉龙县的普通家庭难以承担如此高昂的择校费。李方认为:“这事实上是挤压本地学生的上学机会,将原属于玉龙县的公共教育资源变成高价对外出售的商品。”

另外,教师们质疑的是:根据协议,学校将从本部选派各学科名师来到分校快速提升学科教学水平,每年至少10名,每一名都会是学科带头人。但这并未兑现。

程国告诉界面新闻:“此前来了9名教学经验3年左右的老师,不是学科带头人,也并非民大附中本部的。”

刘建美也证实了教师们的质疑:“从民大附中过来的人员,目前只有一位执行校长和两位执行副校长。”

玉龙一中官网上的“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丽江分校”教师招聘信息则显示:拟面向全国公开招聘骨干教师14人,招聘要求为3年以上高中教学经验,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在职骨干教师,至少有一届高中毕业班教学工作经验。

“若是民大附中的优秀资源过来,即便是需要我们重新竞聘,我们也心甘情愿。如果协议终止,因这份协议而调离或重新分配的教师怎么办?”

协议作废

就在玉龙一中的教师们表达不同意见时,合作协议的乙方——云南民大基础教育集团也遭遇了困境。

“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是云南民大的独资企业,但目前只是注册了,具体要如何组建、管理与合作还需要等到机构改革之后。”郑宏伟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目前民大附中与玉龙一中此前的合作面临停止。

9月12日,程国从其他教师处听闻“学校恢复公立”的消息,他没有料到一切来得这么快。

五天后,玉龙县一中召开改革发展大会,会上玉龙县委副书记董凤青宣读了《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王怀成等五同志聘任的通知》。

界面新闻注意到,王怀成系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他将被任命为玉龙一中执行校长。两名玉龙一中的执行副校长职位也由两位民大附属中学莲华校区年级主任履新。

玉龙县一中校办公室的教师告诉界面新闻,此前的协议已经作废,目前的合作形式变为县政府聘请三位民大附中的管理层——一位执行校长和两位执行副校长,在玉龙一中推进课堂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提升。

“我们相当于是过来扶贫支教的。”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玉龙一中现执行校长王怀成不愿透露更多。

“县政府只需要支付这三位校长的正常工资。”刘建美称。

这在当地并非个案。公开资料显示,丽江市一中在去年就聘请了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管理层,今年高考成绩有明显提升。

“玉龙县政府认为这是值得借鉴的合作方式,也是目前玉龙一中与民大附中唯一的合作方式。” 刘建美说。

根据协议,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选派的执行校长实行年薪制,基础年薪15万元,年终绩效奖励15万元。执行校长在履职期间,由玉龙县政府提供一套80平米左右的住房。

但麻烦仍在。根据此前的协议,玉龙一中2018年已招收了一批自费生入校。谈及这批学生,程国感叹,“大部分自费生都以为玉龙一中真的能够成为民大附中分校,如今协议作废,也不知道他们的学费如何处理。”

“听别人说玉龙一中成为了民大附中的分校,爸妈就让我报名了。”和柔(化名)是今年入校的自费生,她告诉界面新闻,由于父母在古城区打工,自己本来更倾向于去区一中,但是最后听取了父母的意见,到了玉龙县一中。

“对于已经招收的择校生,我认为应该扣除已经产生的服务费,退还高价费。”王雄表示,现在改革的主要责任人骑虎难下,主要是因为落后地方法制意识不强,习惯先做后说。

“玉龙一中成了这次教育改革的‘小白鼠’。”古城区一中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对界面新闻坦言。

9月下旬,一切看起来已恢复平静。

玉龙一中的升旗广场上,朗朗书声回荡,时而有身着墨蓝色校服的学生嬉笑着穿过广场,奔向教学楼。

正对校门的行政大楼里,一位教师将为一份文件盖上学校印章。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枚新制的“云南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丽江分校”印章,看了看,又将它放回了抽屉深处。

“估计再也用不上了。”他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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