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这个北大西洋里狭长的小岛，是个丰富、独特，又让人费解的地方。几年生活下来，对此地仍觉得一言难尽，不知从何说起。一行人游走于剑桥大学、古老家族、科技殿堂与建筑工地之间，短短八天，与学者、智者、家族继承人、大企业掌门人的密集交流中，已能窥见一点这个社会最隐秘的精神内核。片光零羽 ，引起一些共鸣与思考。

只求好玩儿，不求上进？

帝国理工大学搞大数据可视化研究的郭毅可教授这两年的接待任务有点重。按照郭教授自己的说法，他的大数据实验室，本来是为了搞科研的，没想到后来成了旅游景点。

除了全球政要如威廉王子，频频造访的还有对大数据充满好奇与期待的企业家们。短短两个月内，郭教授已接待了来自宜信的两拨客人：普惠金融家代表团和商学院海外游学团。抽象的大数据，被翻译成一个个可视图像，展示在由64块屏幕拼接而成的327度的显示平台上。金融市场大数据、比特币全球交易实景，如同深邃的星空令人震撼。大屏展示的火星数据图片吸引着每一个学员上前留影，做出各种登陆火星的姿势。能把抽象的大数据做得这么好玩，难怪大家要把这里当成旅游景点。

创立了这个大数据可视化实验室的郭毅可，是帝国理工大学的终身教授。他健谈风趣，喜欢和国内来的客人聊天，言谈间豪放机智，笑点不断。大家也不拘束，问起了和他研究领域相干或不相干的各色问题，比如英国的房子值不值得买，小孩子报考哪所大学好。

因为公司在管理几支科技投资相关的基金，我就问他：“从科学家的角度看，英国、美国和以色列这三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有什么不同？”他立刻说：“咦，你选的这三个国家挺有意思！”他一边思考一边说：“犹太人有很强的使命感，以色列那个地方挺邪门的。我去以色列开会，他们机场墙上贴的都是科学家的照片，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机场会这样，把科学家的照片挂得满墙都是！美国人也非常重视科研，有很多大型的技术公司，美国人要用科技改变世界。英国人不一样，他们不想改变世界，以前改变过了，现在对这事不感兴趣了，他们搞科研，纯粹就是为了好玩儿。所以英国的技术公司都长不大，因为公司一长大人就多了，管理呀、市场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来了，就不好玩儿了。所以英国的技术公司都是小小的时候就卖掉了。英国不会有独角兽，和美国不一样。英国的科技企业都是很小的。”

郭教授这番话还真是说中了今日英国人的特点。作为一个在英国生活了几年的中国人，我曾惊讶于英国人的“不求上进”。报纸、电视里政治家们争论的话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选期间，辩论的内容已没有什么国际话题，首相长篇大论的居然是公立医院的大夫们周末该不该加班? 这些年英国的军费开支一降再降，军队不停裁员，奥巴马都急了，说你们不能再裁军了！这个曾经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对自己的国际地位，举国上下似乎都已毫不上心。

昔日的强大帝国，已无人留恋

英国人挑出几个他们敬仰的历史名人，为他们在议会大厦前塑了铜像。除了带领英国打赢二战的首相丘吉尔，其他几位都是外国领导人，有美国的林肯、印度的甘地，还有南非的曼德拉。在那些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上，林肯代表的北方政府与英国敌对，废除了奴隶制，曼德拉领导了南非的独立，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特别是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直接造成了大英帝国的分崩离析。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会在自己的议会门前为敌人立像，英国人的思维确实有点独特。也许，英国人已能用较长的历史半径审视过去，将这几人所代表的“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如胡适所说：“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另一方面也说明，对于那个昔日的强大帝国，英国人真的已不再留恋。

帝国虽已瓦解，英国始终独立。自从1066年威廉征服以来，将近一千年里，英国从未被异邦侵略或征服，这在你来我往的世界历史上，这也算罕见了。英国人的独立意识极强，最受尊崇的民族英雄，还是那位高高屹立在特拉法加广场上的纳尔逊将军，然后就是丘吉尔。他们没体会过被外族凌侮的滋味，也就没有大国复兴的迫切。北大西洋里这个气候湿凉的小岛，曾一度统治了大半个地球，如今声势已去，繁华仍在，英国人的注意力由外转内，专注地过起自己的日子。

在这里生活几年后，会明显感觉到英国的心态，既不同于世界霸主的美国，也不同于蒸蒸日上的中国。人们的精力与热情，更多投注于对生命质量的关切，对事物本源的探求。正如郭教授所说，不求改变世界，只要自己觉得好玩儿。翻开报纸，会发现这几年社会热议的话题之一，是变性人的权益。很多人在认真考虑自己究竟应该是个男人还是女人。如果对自己天生的性别定义不认同，可以自由变性，有专门的变性程序和法律保障。有些中小学已开始引入中性厕所，提供变性辅导。孩子如有变性要求，则在一定条件满足后自动进入变性程序，父母不得干预。我曾向英国友人求教，变性话题为何如此大行其道。他从宗教传统和哲学背景给我解释，我功力太浅没听懂。但是英国人对自身和生命的纯粹性关注，由此可见一斑。

老房子情结

宜信英国游学的第一站是剑桥。开场的环节，是博学的柯瑞斯先生带领大家徒步这座大学城。在飞机上我就看完了他的专著《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大师不是导游。他带我们走的都是僻静小巷，驻足张望的都是看似不起眼，却大名鼎鼎的地方，比如研制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一位资深学员说，之前曾多次游览剑桥，唯有这次收获最大。

在剑桥最古老的教堂前，柯瑞斯告诉大家，英国建筑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都混搭在一起。不像巴黎，整个城市都是在同一个时期统一规划，推到重建的。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冲着我脱口而出：“我们没钱，只能把旧房子都留着。”看着他狡黠的眼神，我知道这是所有英国老头喜欢的把戏——“逗你玩”。果然，见我乐了，他才觉得满意，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除了钱不太够，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英国人还喜欢保留历史。”

这该是真正的原因了。英国人对历史的热爱少有人及。一位英国朋友翻修乡间的住宅，请我到工地参观。上下两层，四百多年的老房子，全部修复如旧。房子多年不住，地基都朽了，得一点点重新加固。楼板被白蚁蛀空了，要用化学的方法，慢慢修复木纤维，让它重新坚固。为了修复地基、房梁和楼板，所有面墙的砖都已拆掉，将来还要再一一砌回去。我说，这工程也太耗时耗力，你花的钱足以在原地盖几栋新房了。他认真地冲我大声说：“那就没有历史啦！没有故事啦！新房子有什么意思呢？”

保存老建筑，英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千年里没有外族入侵，也很少内乱，整个社会通过一次次改良而非革命，渐进式地走到今天，大量的历史建筑得以保存。纵贯英伦三岛，在乡间，时时可见不同时代的古堡、庄园、农舍；即使在伦敦这样寸土寸金的大城市里，对老房子的保护也毫不含糊，大量人口住在“二级”历史建筑里，不要说拆除，就算是给自家窗框涂一层新漆，也要有区政府的批准。当然，室内的装修或豪华现代，或古朴传统，都由房主自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英国比较穷的时期，那时的建筑多是粗糙丑陋的水泥楼，即便这样也都留着，因为它们代表了一个时代，无关美丑。在伦敦，都铎时代、乔治时代、维多利亚时代、二战后期的建筑错落其间，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见缝插针，从一片片老建筑当中生长出来。巴黎是统一规划，精雕细刻的，法国人不允许巴黎有一处不美。伦敦则是一个自然生长的城市，新老同在，美丑共存。所有存在过的建筑，都为你保留一席之地。

长盛不衰的鬼文化

对建筑如此，对人也如此。英国鬼文化长盛不衰，在我看来，就是为先人保留的一席之地。很多英国人坚信人有灵魂，并热衷于寻鬼。常有带着各类高端探测设备的探险家，一夜夜地蹲守汉普顿宫、肯辛顿宫，他们相信这是亨利八世和戴妃的灵魂经常出没的地方。每到夏天夜幕降临时，全国各大历史景点的捉鬼队纷纷出动。身披黑色斗篷的导游，带领一队队满怀好奇与期待的游客，一边巡游在据说是鬼魂经常出没的街区或老宅，一边讲解那鬼魂为人时的生平事迹。导游有时还会安排同事扮做鬼魂，从街角后突然蹦出来抓住游人的胳膊，游客被吓了一跳后便哈哈大笑，心满意足而去。

近年来英国信教人口比例大幅下降， 已不到60%。对鬼文化的热衷更多是出于对历史的热爱，而非宗教信仰。在英国人的观念里，鬼也从来不是凶恶可怕的面目，更多是一个有趣的另类存在。入乡随俗后，我觉得这观念也不错。有一段时间租住在维多利亚年代的老排屋里，夜里醒来睡不着，听到楼梯总有响动，还有人不停地摁动墙上的电灯开关，一开一合的声音，清脆得很。我心里纳闷，左边那户人家刚刚搬走，右边是一个独居的老爷爷，哪可能整出这么大的动静？接着就开始盘算：“这房子少说也得有一百八九十年了吧?”,一边估摸着这里大概会住过多少代人，一边琢磨：“今晚这么热闹，该不是老住户们都回来开party了？“想到这便释然一笑，他们玩他们的，我接着睡我的。

不变的时空坐标

穿梭于伦敦和北京之间，常常体会到两处生活的异趣。都是喜欢历史的国度，中国人们看重的是“以史为鉴”；而英国人在意的，似乎是生活的延续。比如，英国人为何对老房子情有独钟？鬼文化为什么长盛不衰？在我猜来，就是这个原因。

我和我的同龄人生活在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一个大拆大建的时代。不要说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全国各地大部分的省会城市，几年不见再回去，都会变得认不出模样，找不到路。我们小时熟悉的街道、胡同、里弄、村庄，都只存在于记忆中，如果非要回去看看，今昔的反差只会让人恍惚。虽是越变越好，有时也会心慌。时不我待，岁月猛于虎。一不留神，万物皆非；再不留神，我也不知去哪了。

一个英国人的感受与我们肯定是不同的。小时候的足球场还在，村前的大草坪还在，读书的学校还在，第一份工作的办公楼也还在，每一处虽然都旧了，却都精心维护得好使好用。时光温柔。就算你少小离家，白发归来，一切都在。就算你离开人世，魂兮归来，这里还是你熟悉的老样子，人们还在津津乐道着你当年的生活。在英国，人生轨迹可以起伏跌宕，但时空坐标是稳定的。

看不见的顶层

柯瑞斯在带领我们参观剑桥时，提到英国古建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看不见顶层。这让我想起了英国社会学里的一个词“invisible top”——形容看不见的社会顶层。经过好几百年的演化，英国的社会结构已经稳定，中下产、中产、中上产、富人、贵族，各阶层泾渭分明，彼此制约也相互依存。英国的富贵阶层行事低调，庄园、豪宅往往建在山深林密处，很难为外界所见，所以才有“看不见的顶层”一说。大部分世家都靠祖上的军功袭爵，后代子孙坚守着服兵役的传统。国家一旦有战事，贵族子弟一定要带头出战。一战期间大部分贵族子弟都奔赴了欧洲战场，正如《魂断蓝桥》里的主人公。战争漫长而惨烈，贵族子弟冲锋陷阵，阵亡率五分之一，远高于普通士兵。一战后很多显赫的家族失去了继承人，贵族阶层开始没落，现在只有少数的几家因善于经营而长盛不衰。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格罗夫纳家族。

听说我们将参访格罗夫纳家族，一位在英国生活多年的学员不禁惊呼“哇”! 这个家族在中国少有人知，在英国却非常有名，三百多年来因善于经营地产，已成为数一数二的大地主，连教会和女王都排在其后，在全球五十多个城市拥有自己的地产生意。在最昂贵的地段伦敦西区，很多街区与花园都以“格罗夫纳”命名。虽然富可敌国，大名鼎鼎，格罗夫纳家族却低调神秘，很少出现在公众视线里。能够参访这个家族，讨教贵族精神与财富传承，是很多学员都期待的环节。

在伦敦绿园旁的一座私家会所里，我们见到了Charles侯爵。他的母亲是格罗夫纳家的女儿，父亲是苏格兰最大的地主。年轻的侯爵低调腼腆，似乎还有点不善言辞。他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英国贵族之家对子女的教育。虽然出生富贵，他从小到大没什么零花钱。如果需要开销，得自己想办法去赚。大学毕业后就参军入伍，驻防伊拉克，与哈里王子同属一个作战兵团。退伍后，他创办了一家非营利性公司，帮助受伤的退伍老兵，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重建生活信心。他说自己出生于贵族之家，天生就享有了许多普通人没有的特权，所以为国家效力，回馈社会是天经地义的。

他是长子，虽然会继承伯爵的头衔并进入上议院，但是家产会在他的五个兄弟姐妹中平均分配。作为家族继承人，他的责任是把自己分到的那份不断做大，至少要达到没有分散前的规模，只有这样，家族的财富才不会在代际传承中不断缩水。我开玩笑说你的工作还是满有挑战的，要把自己的份额至少增长五倍才算完成任务。可是，增长会从哪里来呢？他想了一下说，金融投资方面会有银行家、律师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但是自己家有大量的土地，依托土地发展现代化生态农业前景很好。另外，如果继承到的土地恰好临近经济发展快的城市，政府会收购那里的土地建造住宅，地价就会升值很快。

这个从伊拉克战场归来不久的年轻人，虽然还没有扛起经营家族产业的重担，一番设想却透露出一个朴素的道理：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人类永远需要土地和房屋，需要土地和粮食，需要土地和森林矿产。此次游学的主题是家族传承与海外置业，永久产权的土地是两者的联结点。Charles侯爵出身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两个最显贵的古老家族，其财富延绵数百年，除了对子弟的成功教育，永久产权的土地在其间也功不可没。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依靠永久产权的土地传承财富，不仅是贵族世家的专利，很多普通人家也能做到。

著名的“DoomsdayBook”记载了1085-1086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数量、税赋、土地和房屋价格，是英国最早的人口和土地普查记录。今天英国的许多市镇、村庄、房屋还可以追溯到这份普查记录里。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些不动产有的数易其主，有的始终父承子继。不管中间换过几次手，这些土地、房产的市价大多数情况下都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水涨船高。但是，天下之大，土地也多，并非哪里的不动产都能保持如此长久的上升趋势。英国的土地资源稀缺，是因为战乱少，民生稳定，经济能够在长时间内持续发展。在背后真正支撑这一切的，还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制度。

在英国，有句小儿皆知的谚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说的就是对私有产权的严格保护。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

每当我看到这句英国谚语，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咱们中国人耳熟能详，传诵多年的那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后我就纳闷，两个民族的脑回路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差异又是从何而起呢？

有些历史学家，比如丹尼尔•汉南认为，英国人是偶然地确立起“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政府必须服从法律的观念”。我不相信这样的说法。偶然产生的观念很难持久，来得快，去得也快。来自于湿冷岛国的这一奇特观念，至少在1215年的《大宪章》里就已存在，是国王与贵族、教会之间为了征税权斗争多年后做出的妥协。在之后的五百多年里，又经历了英国内战、光荣革命、《权利法案》、技术革命、废除奴隶制的反复冲刷，这一“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奇特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并远播北美、亚洲和澳大利亚。“法律之制确保了财产及合同的安全，反过来催生了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总体上奖励生产而不是支持掠夺的制度（丹尼尔•汉南语）”。

在英格兰西南部风景如画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小镇，有一座建于十三世纪的大教堂。它是英国最高的塔楼和尖顶，教堂里有一部保存最完好的《大宪章》。我曾见过那页精美的羊皮卷。限制国王征税、保障自由人财产权利的六十三条契约，墨迹清晰，仿佛昨天刚刚写就。大教堂的陈列室里有一段简短的说明。当年《大宪章》签署后，被誊抄多份，驰送各地，广泛宣讲，很快便深入人心。大教堂里这份不过是其中之一。

英国游学行程紧张，否则我会建议最后一站去索尔兹伯里，看看这份八百多年前的《大宪章》。站在那幅古老的羊皮卷前，似乎更能理解为什么英国能够崛起为日不落帝国，并深切地影响了全世界；也能理解为在什么帝国瓦解后，英国人毫不留恋，依然过得有滋有味，其经济发展、科技研发、艺术创作在今天仍充满活力，领先于欧洲。不是他们的基因有什么神奇特质，不是因为他们的土地丰沃多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技术优势，而是他们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英国人的财富之所以能够传承多代，更是有赖于这些制度的存在和成功。不动产，说到底不过是个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