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gram时代,摄影将走向何方?

在这个图像驱动的社交媒体时代,一些摄影师担心艺术的未来,而另一些人则由此激发灵感。随着科技不断塑造我们看待和分享世界的方式,摄影又将如何变化?

@simonewhitemusic、@solitudeofravens、@photosobscura、@spacesarchives,@billyparrott、@activistnyc的Instagram图片。图片来源:Instagram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图片过载时代。2012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这个时代摄影性质的变化,那时候,仅Facebook用户每天就会上传3亿张照片,而Flickr和Instagram上的照片量已经超过了110亿。我引用了美国艺术家、作家克里斯·怀利(Chris Wiley)2011年发表在《Frieze》杂志的文章《景深》(Depth of focus),他表达了许多业内人士的焦虑:“一个沦陷于、充斥着摄影作品及其数字分身的世界。”

怀利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到头来,照片是否还会具有独创性和感染力被彻底打上了问号。讽刺的是,是源源不断的照片把摄影推向了穷途末路。”

如今,数据变得更加疯狂:Facebook每天的照片上传量达3.5亿,Instagram上每天分享的照片和视频量达9500万,两个社交平台上的照片总量已经突破2900亿,而Snapchat上每天还有1.88亿活跃用户。

先不管摄影的性质有无发生变化,以上数据已足以说明,它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媒介,不仅定义着联系全球的数字图片文化,更是在推动这一切的发生。十年前,根本不会有人预料到我们与照片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如此剧变。到2012年,许多摄影师的担忧都集中于一处:真实性。数字科技是否会腐蚀胶片摄影,更重要的是,腐蚀它的真实感?Photoshop的无形之手粉刷的是否不只是过程,还会覆盖摄影所谓的“真相”?

音乐家西蒙尼·怀特拍摄的静物照片。图片来源:simonewhitemusic/Instagram

智能手机相机的到来让这些担忧显得过时了。智能手机催生了一种新的照片文化,在数字浸染的世界里,照片有了全新的意义,尤其是照片的分享。在Instagram这样的平台上,照片通过点赞、评论、转发得到了量化,一切全在算法的掌控之中。它在网络上反映、记录、宣传着我们的生活。可是,铺天盖地的照片是否在消耗着摄影的生命力,吞没了它本身的意义?

从表面的证据来看,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大众其实对所谓的传统摄影文化越来越感兴趣。尽管英国的艺术机构很晚才认识到摄影策展的重要性(泰特美术馆在2009年才任命了第一位摄影策展人,比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晚了将近70年),但不管怎么说,它们总算开始给予摄影这一艺术形式应有的展示空间。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刚刚开放了摄影展厅;明年春天,瑞典摄影博物馆(Fotografiska)将会在伦敦白教堂开放一个8300平米的展厅,纽约也会有一个,用于展出当代摄影作品。

过去几年,全球涌现了各式各样的摄影节和展会,挑战巴黎摄影博览会(Paris Photo)、阿尔勒国际摄影节(Rencontres d'Arles)等大型商业摄影活动的权威。仅在九月,就有荷兰的“不为人知的阿姆斯特丹”(Unseen Amsterdam)、“布莱达摄影”(BredaPhoto),瑞士的“沃韦摄影节”(Images Vevey),克罗地亚的“奥甘维达摄影节”(Organ Vida festival),还有英国的“根西岛摄影节”(Guernsey photography festival)和布莱顿摄影双年展(Brighton photo biennial)。这一个月举办的摄影活动,赶得上以往一年的数量。

这几十年,摄影书也为摄影文化带来了决定性的生机。小型独立的摄影书出版社数量激增,与个人摄影书和自创杂志有关的“快闪”活动吸引来了见多识广的年轻一代,摄影出版展会 Offprint 每年都能吸引众多年轻观众到巴黎和伦敦参加书市。在无法阻止的数字照片风潮面前,传统摄影文化依旧生生不息,无论是摄影书还是可处理、浏览、收集、转移的摄影物料,它们的价值都得到了肯定。

比利·帕洛特拍摄的照片。图片来源:billyparrott/Instagram

那摄影本身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前所未有的数字照片流面前,我们不得不好奇,摄影记录世界的传统功能是否已经发生了剧变?在后真相时代,纪实摄影的位置何在?自拍的出现让拍摄自己变成了一种随意的自恋本能(2016年,Instagram上共分享了2.82亿张自拍照),那么肖像照的出路又在何方?在这个全民皆摄影师/记者的年代,新闻报道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你知道下面这起事件,上面提到的最后一个问题有可能格外引起你的思考。2009年6月20日,在一场反对伊朗政府的游行中,26岁的妮达·艾嘉·索尔坦(Neda Agha Soltan)被亲政府的狙击手射杀。伊朗政府把这场游行定性为非法活动,并禁止任何外媒报道,但她脸上沾满鲜血的照片马上通过附近路人的手机传了出去,几分钟内迅速成为热门。几小时后,她死亡时的现场视频就被匿名上传到了YouTube上,并被美国总统看到。如今,谁都能担任曾属于摄影记者的见证工作,那传统的新闻报道还剩下什么竞争力呢?

怀利担心的不只是摄影的地位,他担心的是,在这个即将被照片淹没的数字世界,摄影的意义是什么?我在2012年那篇文章中就写过:“相机的技术再先进,也不能让平庸的摄影师变成好的摄影师。从概念的层面来说,它也不能把差的想法变成好的想法。好的想法需要一定的创作天赋,要求摄影师去观察和深入。”但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这样。一直以来,冲印照片都代表着极致和匠心。也许,在这个无数照片飞速发出的时代,我们与它的关系正在改变。

去年,我看过最不可思议的作品是印度摄影师索拉博·胡拉(Sohrab Hura)的视觉艺术装置“The Lost Head and the Bird”,在伦敦佩卡姆(Peckham)一处昏暗破败的场所展出。高速播放的投影展示的是印度边缘群体赤裸裸的生活,它将现实与虚幻戏剧化地融合起来,几乎有种类似幻觉的魔力。已经看厌了的街头摄影,被倒置在近乎潜意识的照片流中,惊醒了观众——那里有传统,有变革,有新生。

而去年我第一次看到的另一个系列正好相反。英国摄影师阿利斯·汤姆林森(Alys Tomlinson)的“Ex-Voto”结合了黑白肖像照和风景照,展现的是法国、波兰、爱尔兰等地的当代朝圣地点(该系列为汤姆林森赢得了2018年索尼世界摄影大赛专业组发现类一等奖)。这些胶片摄影让人想起奥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的简朴肖像照,还有黛安·阿勃斯(Diane Arbus)镜头下的人类差异性。斯巴达式的简朴风格,将形式和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倾注的正是技法和专注。

@solitudeofravens拍摄的日本稀有摄影集。图片来源:Instagram/solitudeofravens

不过,当代摄影已经慢慢变成了学者和策展人很爱说的“向媒介发问(interrogate the medium)”,它常从纪实转向其他更概念化的艺术形式,比如抽象绘画、雕塑、表演、视频装置等。年轻艺术家也在作品中动态反映了图片过载时代当代摄影师所处的困境,最近入选了泰特现代艺术馆(Tate Modern)展览“光线的形状:摄影与抽象艺术100年(Shape of Light: 100 Years of Photography and Abstract Art)”的摄影师横田大辅(Daisuke Yokota)和玛雅·罗切特(Maya Rochat)就是其中两位。横田大辅的作品用到了高温和铁粉,有些还会重复拍摄、扫描和冲印,抽象的效果反倒让“摄影作为记录世界的媒介”这句话变得与众不同。

其实,当代摄影从拍摄到呈现的过程,已经等同于表演、雕塑、抽象、解构、日志,不亚于纪实,也不都是全新的概念。

要记得的是,尽管我们当代的照片文化在规模和流量上都属历史之最,但以前,技术其实也曾掀起过日常摄影潮流。在60年代早期,胶片摄影技术的突破,让数百万美国业余摄影师开始用宝丽来相机即时记录生活。1960年,宝丽来相机销售额破亿。1964年,宝丽来相机年产量破500万。它的普及带来了第一波全民摄影的浪潮,但据我所知,这并没有引起那一代专业摄影师的集体焦虑,包括那时正当红的黛安·阿勃斯和加里·温格兰(Garry Winogrand)。

宝丽来的意义在于,它让新一代人了解到了照片拍摄的过程,奠定了斯蒂芬·肖尔(Stephen Shore)和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的快照美学基础,让日常的点点滴滴变成了镜头下深度观察和正式记录的内容。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所拍摄的肖像照片,也证明他本能地理解了宝丽来的能力。对他来说,这种媒介——明星朋友与自己的宝丽来照片——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它不止提升和赞美了美国日常生活琐碎的表面之美,更把这一切浓缩封装了起来。也许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待智能手机相机和社交媒体:它们又会如何影响新一代的摄影师?

一些具备影响力的摄影师,比如肖尔和埃格尔斯顿,一直在强调本质上谁都能像他们那样拍摄,但其实智能手机相机已经让这一切成为了可能,而且成果惊人。它将小巧、超尖端、低价格的拍摄器材送到了许许多多人的手中。用智能手机拍照改变了摄影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如何观察和分享身边的世界。

斯蒂芬·肖尔现在是Instagram的推广者和活跃用户,他说这是“一种新的分享交流方式,开放了此前从未存在过的可能性”。2017年,他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一场回顾展上展出了自己发在Instagram上的照片。与许多摄影师、艺术家一样,他欣赏的是Instagram呈现的“玩性”:“就像摄影书那种,让我可以用一天的时间尝试并探索一个想法”。2015年,在接受泰特美术馆采访时,他说Instagram这个平台“记录日常,记录瞬间,记录视觉回忆和妙语金句,它接受复杂,却不强求”。Instagram正适合肖尔,他用它观察和记录美国的日常,也在那里找到了符合他想象的一群人:“每天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在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这让我很有满足感。”

Instagram记录日常的作用非常关键,让摄影师可以尝试新的想法、记录手上的工作,也可以预告新书、展览和讲座。但是,年轻的美国纪实摄影师亚历克·索思(Alec Soth)却并不希望用 Instagram 来工作。“ Instagram 刚流行时,我就反对使用它,”他说,“我喜欢Tumblr,那里更自由开放,没那么看重点赞。我也不喜欢滤镜功能,起初 Instagram 就是靠这个功能吸引了大量用户。”

直到他的一位助理建议用 Instagram 来宣传他的独立出版公司 Little Brown Mushroom,索思才决定尝试一下。“我一开始用Instagram,就没收住,”他说。他也开始追求点赞的数量。“最后,”他说,“我和其他人一样,习惯了。最近我已经对它没有多大兴趣了。”

索思承认,在创作时 Instagram 有它的价值,“它让我提前与观众互动”,但他担心,“很多时候这里只是用来推广品牌而已”。他也怀疑,Instagram 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摄影作品的理解和欣赏。“我被伟大的艺术作品、电影或小说感动过,但这个平台只能给我带来微小的愉悦感。我觉得这也是我不喜欢Instagram的原因之一,这种微小的愉悦感让人成瘾,却很难让人真正从中获得满足感。”

正因为它的特别,我总能在 Instagram 上有所发现。我很喜欢西蒙·怀特(@simonewhitemusic)在自然光线下拍摄的静物,比利·帕洛特(@billyparrott)上传的随拍,@solitudeofravens 分享的日本摄影集,还有@spacearchives 记录的公共艺术空间。

说起更知名的艺术家,摄影师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自然是最有开拓精神的一位,她将Instagram打造成了自己的另一方摄影天地。

琼·狄迪恩(Joan Didion)曾说:“我们讲述故事,以此来继续我们的生活。” Instagram 也是我们讲述故事、创造故事的地方。当代摄影呈现的视觉叙事,开始与非写实、象征性、半虚构挂钩。

2014年,阿根廷艺术家安玛莉亚·乌尔曼(Amalia Ulman)在 Instagram 上开设了一个创作帐号,假扮成一位洛杉矶“时尚女孩”,用三个月的时间在流行餐厅、设计师商店、国际机场和奢华酒店大厅自拍。她发现社交媒体上有三种人人称羡的女性定位:“可爱型”、“傍大款型”和“女神型”,于是她也拍了一些类似的照片,比如只穿着内衣,上钢管舞课,带着一只超萌混种犬外出用餐。后来,安玛莉亚·乌尔曼公开了自己的艺术家身份,不可避免地引来了怒火和谩骂。这个项目不仅批评了社交媒体上对于魅力和成功的定义,也展现了“粉丝”有多容易受到蛊惑和操纵。摄影没有记录真实,却曝光了深层次的真相。

第二年,现实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拥有50万粉丝的澳大利亚 Instagram 网红埃森纳·奥尼尔(Essena O'Neill)删除了自己的帐号。她说,这个帐号不过是一个“虚构出来的完美形象,只为吸引别人的关注”,发布自拍可以让她借推广产品赚取收入,但社交媒体上的生活也让她身心俱疲。她的自拍摆拍到几乎是表演的程度,但粉丝却如痴如醉地无视了直白的广告植入,或是干脆无所谓。和安玛莉亚·乌尔曼一样,她的背叛行为让粉丝大为光火。摄影本身就能触发幻想和群体妄想(广告由此而生),但现在它似乎变本加厉到让人不适了。

2014年,阿根廷艺术家安玛莉亚·乌尔曼在Instagram上假扮了三个月的网红。图片来源:amaliaulman/Instagram

11月,伦敦的摄影师画廊(Photographers' Gallery)将会举办一场展览,名为“我知道的只有互联网上的一切”(All I Know Is What's on the Internet),展出内容是社交媒体时代“当代艺术家对21世纪摄影发展的探索、呈现和疑惑”。这场展览要探讨的不仅是这个时代下摄影师的角色和作用,还有“在真实与虚幻、机器与人类的边界日渐模糊的当下,摄影的文化价值到底是什么”。

荷兰概念艺术家康斯坦特·杜拉特(Constant Dullaart)也会参展,他2014年的作品“High Retention, Slow Delivery”旨在批评Instagram、Facebook、推特带动的“当代注意力经济”,由点赞、转发、粉丝数、好友圈堆叠而成的“分享机制”,让人们“更关注数量而不是质量,更关注社交水平而不是个人才能”。

杜拉特的作品聚焦他定义的“群体资本化”,也就是怀利所担忧的“照片是否会失去独创性或感染力”。但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关键不是社交媒体会给摄影带来什么影响,而是由照片驱动的社交媒体文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数字科技、跨国公司和看不见的代码正在驱动和操控这个世界,那身在其中的我们又是谁?

一个答案是,这只是一个缓冲,让我们准备好迎接新一轮的技术变革:人工智能(AI)。也许你还没有注意到,人工智能早已渗透了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摄影。《连线》(Wired)杂志最近在报道中提到,最新款苹果手机的“新芯片技术将提供更流畅的相机效果和增强现实体验”。最后一个词听上去既科幻又高端,它正是未来智能手机相机技术的发展趋势。

今年2月,Alphabet Inc.公司的“深度学习”(DeepMind)部门发布了一批日常物品的预览图:一条小狗、一只蝴蝶、一个汉堡、还有一幅海景图。它们都是由一个名为BiGAN的算法从零绘制出来的,看上去竟与真实的照片无异。很快,人类就会无法分辨出AI照片和真实照片的区别。未来已经临近,摄影就是改变未来和我们的媒介。一方面,这让我们对摄影意义的焦虑显得无足轻重,但另一方面,在假新闻、另类事实和人工智能的冲击下,摄影又比以往更加重要。

(翻译:李思璟;编辑:潘金花)

来源:卫报

原标题:What next for photography in the age of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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