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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编剧生存实况调查:获得稳定收入比署名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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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编剧生存实况调查:获得稳定收入比署名更难

这是一群充满了朝气和理想的年轻人,现实的磨砺无法浇熄他们胸中理想的热火。

文|郑中砥

编辑|杜思梦

随着电影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越来越多院校开设电影专业,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全国有300多所学校在招收电影专业,每年涌入社会的相关专业毕业生逾万人。

与2017年国内年产量近800部故事片相伴而生的是,相当大一部分影片品质粗劣,难以收回成本,更有不少未及上映就胎死腹中。究其原因,除了资本盲目涌入导致一些项目匆忙上马、准备不足以外,剧作层面存在的疏漏也是重要原因。

业内常有“剧本是一剧之本”的说法,编剧作为“一剧之本”的创造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国内编剧的成长路线基本有两种,一种是科班院校出身,毕业后勤恳努力,最终成长为真正的编剧;另一种是“半路出家”,机缘巧合下走上了编剧的道路,其中又以作家(包括网文写手等)转行编剧居多。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运气遇到可能成为编剧的“机缘”,更多对这一职业抱有理想和期待的青年人通过高考进入科班院校,为自己的编剧生涯打好前站。不同于明星的光鲜,这些刚入行的初级编剧们恰似一颗颗等待雕琢的原石,到底是璞玉还是顽石,都等待着市场的检验。

记者采访了12位从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多所全国专业影视类艺术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他们在毕业后甚至是求学期间就已经开始了编剧相关的工作,这群刚刚踏入行门的初级编剧们褪去了令人欣羡的名校光环,在行业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行之路(或许是因为尚未有知名代表作而对当前的自己不够满意,又或许因为除了岗位规定的写作,还在外兼职写剧本等原因,这十余位初级编剧竟无一例外要求使用化名,记者答应了这个并不过分的请求)。

在采访中,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田卉群(编剧代表作《神探狄仁杰4》)等高校老师和知名编剧汪海林代表(《楚汉传奇》《铁齿铜牙纪晓岚3、4》《神医喜来乐传奇》等都非0常重视初级编剧的“传帮带”。

编剧的成长之路充满坎坷,但师长的关切和行业前辈的指导给了这些初级编剧无限的鼓舞与力量。恰如田卉群所说,“学生是有写作梦想的,只要被激发、被鼓励、被扶持,就能够激发出他们的梦想,给予他们走下去的信心”。

培养:高校“传帮带”

初级编剧的第一块敲门砖

高校在编剧培养过程中的“传帮带”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在采访中用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一再强调传承电影技艺和品格的重要性,他从三个方面分享了电影学院的电影教育改革方向:“当前电影人才培养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是越来越专,工匠精神就是指这种专业的精神;第二,越来越复合,我们需要懂科学的电影家、懂电影的科学家,电影本身就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技术的进步推动它的产生,一百多年来从无声到有声、从胶片到数字、从2D到3D,现在技术发展非常快,需要培养电影复合型人才。

专业化、复合化、国际化这三个是未来电影教育改革的方向,也是我们未来的发力点。”在编剧人才的培养上,侯光明口中的“专业化与复合化”体现为不仅是文学系学生在写剧本,“导演系、表演系甚至是摄影系的学生都会要求剧作训练”。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知名编剧田卉群在采访中介绍北师大在编剧培养过程中的“传帮带”方式主要有两种,“老师带学生写剧本入行和通过剧本大赛的方式进行扶持”,她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两种扶持方式,“我们编剧的培养目标目前是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老师自己写剧本的话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带学生进入这个行当,比如我自己就有7个学生跟我写《神探狄仁杰之情花金人案》,他们毕业之后主要都进入电影编剧以及创意策划等行业。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式,也是我们北师大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通过青年剧作扶持计划的方式发掘和培养编剧,十年来,每年我们都面向全校征集电影剧本大纲,在大纲入围后会有专业的老师带领学生进行孵化培育,进入成稿阶段。北师大非常重视编剧的选拔和扶持,今年我们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也增设了剧本评选单元。”

恰如田卉群所说,“北师大在文学创作上有深厚的积淀和传统,我们的学生是有写作梦想的,只要被激发、被鼓励、被扶持,就能够会激发出他们的梦想,给予他们走下去的信心”。那些对编剧行业充满热情的青年人经过专业院校老师的悉心培养,有意愿和有能力成为编剧的同学已经拥有了入行的第一块敲门砖。

入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

初级编剧何处求索

初级编剧们在走出校门和成为一个真正的编剧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知名编剧汪海林(代表作《楚汉传奇》《神医喜来乐》《铁齿铜牙纪晓岚3、4》等)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年轻人进入社会最重要的是机会”,他指出了两种初入行编剧的成长方式,“跟着一个编剧师傅带你”和“自己写的剧本得到资深编剧或者业内大佬的赏识,进而愿意让你参与他们的项目”,而无论是走那一条路,“总是要一步一步成长,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放弃一个想法就是你初出茅庐,自己想了一个故事,希望可以说动一个公司为你投资拍摄。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发生了。现在一个项目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都可能是一场生死抉择,几千万上亿的资金为什么都投资给一个新人编剧?你的故事足以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一上来就把他的身家性命押宝在这上面吗,你的故事有这么大的说服力吗?所以青年编剧不要老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当你想清楚这个问题以后你就明白了。”

北京电影学院2013届毕业生邱泽文(化名)在入行之初就选择了汪海林所说的“找个编剧师傅带着入行”的方式,而他甚至更进一步,直接成为了某电视剧编剧的幕后“枪手”,邱泽文告诉记者,“这个编剧并不算著名,但是找他写电视剧的从来没少过,电视剧的需求量比电影大太多了”。

谈及合作方式,邱泽文告诉记者,“大编剧拿到整个剧本出完大纲后会直接分给我5-10集,主要是因为上学时候就认识这个人,跟着他写”。做“枪手”的两年间,邱泽文说平均下来自己并没赚到钱,反而经常会因为迟迟不发的稿酬而与编剧“大吵一架,然后等到下一次他又找我写戏的时候,会把上次欠我的钱结清”。两年后,邱泽文厌倦了作息不规律的“枪手”生活,入职儒意欣欣影业,成为一名影视策划。

能够成为汪海林口中“剧本得到业内大佬赏识”的初级编剧无疑是周围人羡慕的对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2017届毕业生小白(化名)就是这类幸运儿,她的研究生毕业剧本在毕业前后被某机构以7万元的价格买下。

虽然是投拍为小成本数字电影,但迈出第一步之后,编剧之门就已经打开了。小白此后进入了一家国内知名广告公司下属的影视研发部门,成为一名不用坐班且有正常月薪的原创编剧。

从保护个人著作权和署名权的角度,汪海林并不建议编剧们从事“在公司正常领月薪的编剧,因为做一个拿月薪的编剧意味着你可能会没有著作权,而你的劳动是一种创作,著作权对一个编剧来说很重要。当然,如果一个公司的月薪只是一个工资而不是包含你的著作权的话,还是可以的”。

确如汪海林所说,能够跳脱于这两种工作成长方式的初级编剧并不多,纯粹为个人理想而坚持独立创作的自由编剧确实存在,但“并不算太多”。

田卉群在谈到一直坚持独立创作的毕业生时,感慨着“有的孩子深夜给我发微信,诉说他们的辛苦,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劝他们再坚持一下还是就放弃吧”。

在一瞬间的失落之后,田卉群又恢复了轻快昂扬的语调,“我一直觉得年轻人走出校门后适应这个社会是好的,确实要学会很多与不同部门沟通的技巧和能力,要会变通,但同时我也希望,搞创作的年轻人还是要葆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在。”

生存:

抑郁与焦虑

脑洞与创意

与已经拥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行业大编剧们不同,刚入行的初级编剧尚处于摸索适应期,很容易在外界的质疑和称赞中陷入极度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之间,反复煎熬。

这种情况对于那些整日在家埋头苦写的自由编剧而言,更可谓是家常便饭,“还经常伴有失眠、抑郁的症状”。

芋儿(化名)在研究生阶段曾在迪士尼中国分公司实习近一年,全程跟完迪士尼中国的第一部华语电影《假如王子睡着了》,但在临近毕业时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顺利转正,在那之后芋儿面试了多家影视公司,一心想做编剧或者影视责编的她,因未能找到合适岗位而做起了自由编剧。

毕业后接手的四个项目,有三个因为外部原因中途夭折……芋儿在采访中说:“真的就觉得人生毫无希望了,每天无来由的只想流泪,去医自己休息一段时间。”院看过以后确诊了中度抑郁症,强撑着把第四个项目的剧本做出来5集,实在撑不下去了,严重失眠、抑郁,最后只好把项目交给一起做的学姐,打算自己休息一段时间。”

初级编剧中,像芋儿这样患上抑郁症的并不在少数。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2017届戏剧影视学19名毕业生为例,当前患有轻度以上抑郁症、躁郁症、焦虑症的达5人之多,占比超过25%。

抑郁症在初级编剧中并不新奇,汪海林也意识到了初级编剧的心理压力问题,他在采访中表示:“现在年轻的编剧中需要心理建设的特别多,很容易有抑郁的倾向,得抑郁症的也很多,心理承受力差是他们突出的缺点。但是编剧这个行业就是一个每天都会受到质疑的职业,这是它的职业特性。来自不同人的质疑甚至是推翻,这都是工作的一部分,所以编剧一定要有坚强的神经才能够从事这项工作。”

芋儿调养一段时间之后暂时放下编剧梦想,去了一家西餐馆做学徒,她告诉记者:“还是想要继续做编剧的,但可能不是现在,等过一段时间,精神状态更好,会继续开始写剧本,写一些自己一直想写的东西。”

不止抑郁,焦虑也是初级编剧的日常状态之一。80后知名编剧柏邦妮(原名张姗姗,代表作《红楼梦》2010版等)在采访中回忆自己的初级编剧生涯,“刚入行的时候,心中时时充满焦虑,担心手里的项目会黄,担心没人找我写戏,四处接活儿,什么样的本子都写,我们有句话叫做‘狗揽八泡屎’。”

柏邦妮说的几乎是大多数初级编剧的心理写照。初级编剧尚处于摸索行业的阶段,对自己的能力和行业需求尚无准确的认识和清晰的判断,也没有稳定长久的合作对象,四处给人写剧本、写大纲便成为家常便饭,为了确保收入和保证“即使一个项目黄了,手里也仍是有戏可写”的状态,常常同时接下多个剧本,甚至会出现几个编剧互相“串活儿、救场”。

在采访中,这种情况涵盖了多位初级编剧,尤以自己接活儿的初级自由编剧居多。王格、李腾、岩岩、邓大乐等多位初级编剧都承认自己在焦虑中“过了一两年这种四处接活儿的日子”。

在排除情绪上可能产生的巨大波动之后,初级编剧的学习能力、创意能力和“大开的脑洞”等特点,都为这个行业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田卉群在采访中一再强调“要重视和保护学生们的个性,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意非常宝贵,经常会打破资深编剧一些惯有的思维定势,展现出很强的创造力。有时候做老师久了,一些想法会有局限”。

面对这些“局限”,田卉群的做法是向比自己更年轻更有朝气更有创造力的学生“取经”,“我会问他们近期最爱看什么电视、什么电影,他们是学生,也是年轻的主流观众群,学生的想法和创意是很飞扬的,有时候甚至会脑洞大开。”

初级编剧的创造力同样也得到了汪海林的肯定,“新人编剧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有时候会很难接受批评,需要不断鼓励,这都是现在年轻人的特点;但同时,他们非常聪明,如果能够自我调整的话进步和成长都会很快”。

抉择:

署名易得,片酬难求

与明星的片酬报价经常保密一样,编剧的片酬也常常是一个从不宣之于口的话题,但与明星们担忧“天价片酬”惊呆路人所以秘而不宣不同,刚入行的小编剧们不提稿酬的原因一方面是文人墨客羞于谈钱的文化传统使然,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片酬低到怕人见笑而羞于开口。在对十余位初级编剧的采访中,仅有两位初级编剧明确透露了自己曾写过的项目的稿酬。

邱泽文思索再三后告诉记者,“当时接戏、署名的大编剧一集至少在10万-15万,每集他会给我两万,但拖欠稿酬是一种日常,每次都是该写下一集的时候才给上一集的钱,还有很多时候一拖就是几个月、大半年”。

面对这种“时断时续”的稿酬支付,邱泽文毫不讳言自己经常处于“暴富和暴贫之间,顺利拿到钱的时候就去国外玩一圈,最穷的时候有大半年没有进账一分钱,连房租都是找朋友借的,每顿饭都自己在家做,不是为了健康,是叫不起外卖”。

相对于邱泽文“暴贫暴富”的生活,毕业后做了一年自由编剧的王格则经常处于“上顿不接下顿”的困境之中。王格告诉记者,“毕业后的一年中只接到两集电视剧,还是同门师姐看着我实在活不下去的份儿上,分给我两集,这种算是编剧行当最末端的外包了吧,每集七千块。”在写完两集电视剧之后,王格结束了自由编剧,转而去一家影视公司做起了剧本策划,每月近万的月薪让她脱离了“毕业后一直在花家里钱,每晚焦虑到失眠”的状态,她对自己当前的工作“觉得比较满意”。

在整个采访中,许多位初级编剧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在经济的窘迫中还经常伴随着各种情绪问题,但除了芋儿之外,十余位受访者都没有透露出离开编剧行业的计划,甚至芋儿也一再表示会在合适的时机重新回到编剧行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创作的“热爱与享受”,对未来前途的期待更是这些初级编剧奋力前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确如资深编剧柏邦妮所说:“编剧是个苦行当,经常被人骂,编剧和小说家都是构建一个世界,但小说家基本都有人喜欢,而编剧则每一步都会面对大量的批评和意见。而相对来说,编剧又是所有写作者里活得最好的。”

与明星动辄数千万的片酬不同,初级编剧写一集电视剧的价格在2000—30000元不等,价位的浮动取决于编剧的写作能力和“业务能力”,一般来说,组成一个编剧团队的初级编剧能够比单打独斗的初级编剧们拥有更强的项目招揽能力。

今年是作家转编剧的闫世盛入行的第四年,随着2015年影视行业大热、网络大电影和网剧崛起的契机,闫世盛转型成为一名编剧,短短三年中先后创作了《我的前任是僵尸》、《怨念旅馆》系列、《天师伏魔》系列、《艳尸猎手》、《我是路人乙》等多部网络电影,在爱奇艺、优酷等播放平台收获超高点击量,成为行业内炙手可热的编剧。

在采访中,闫世盛向记者透露了他的工作方式是“团队协作”,而团队中另一主力则是他的妻子,“我跟我的爱人是一个编剧团队,她写过很多剧本,质量远在我之上。我们俩相互批评,共同进步。夫妻档有很多的好处,男女思维互补,24小时待机,随时开会,人物更立体,故事线也更强大。但也有一个弊端,容易就剧作发生争执,同样也是24小时待机,随时开战。”或许是应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俗语,闫世盛和妻子组成的“夫妻档”一直保持着超强的“战斗力”,三年中已经有7部(网络)电影面世。

作为一个成功走上进阶之路的自由编剧,闫世盛告诉记者,他们的薪酬机制一般属于“年薪制”,他向记者总结了他对编剧行业的看法和体会,“编剧这个职业不是工薪族,按月拿工资的编剧也不是自由编剧。我和我认识的编剧朋友们大多都是年薪制,也就是看这一年写了几部电影或电视剧,收入情况如何。所以几个月拿不到钱的情况在编剧行业里很正常。有点类似于古玩行业的‘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但又不完全像,因为编剧凭的是真材实料,古玩出现的赝品、水货在这里完全行不通”。

相较于王格、芋儿、邱泽文、岩岩等刚走出校门或是刚入行的初级编剧,四年打拼让闫世盛更加从容和理性,而就生活本身来说,显然,闫世盛当前稳定可持续的影视项目与较为可观的收入就是那些初级编剧们对自己的短期期许。

在行业内,“枪手”的界限一般在有无署名权上,像邱泽文那样没有署名的枪手编剧并不在少数,甚至一些跟随行业大编剧做“学徒”的初级编剧,也都未能得到署名的权利,很久以来,“枪手”一直这属于行业的灰色地带,业内人士的态度也都模棱两可。汪海林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枪手”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年轻人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写出一个故事甚至一个剧本,找到好的导演甚至演员明星,并被大公司看中,他就不需要做枪手,但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还是要找到一个成长的渠道。”

对于初级编剧这个群体来说,相较于片酬,当前更多初级编剧并不太计较署名,在二者选其一的情况下,不少人选择了片酬。

岩岩在采访中明确表示,“毕竟生存是第一要务,写一个网大或者在几十集的网剧中写了五六集,片尾数不清的文学策划或者编剧中有一个看不清的小名字又有什么意义呢。”相对于网大、网剧,初级编剧们更看重电视剧尤其是电影的署名。而随着行业良性发展,更多影视公司从人才培养的角度也更加愿意为初级编剧署名,以促进长期合作,片尾字幕中经常出现的一长串编剧、执行编剧、分集编剧名单也正是由此而来。

曙光:

剧本大赛成为初级编剧前路上的一道光

目前全国每年有各类剧本大赛数十个,主办方涵盖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多个不同主体,每年有多位青年编剧在这些大赛中被发掘,作品被投拍。不同于在行业中“熬资历”,也不同于“做枪手”,种类繁多的剧本大赛为刚入行的初级编剧们提供了一条直通银幕的展示途径。

恰如汪海林所说,“编剧这个行业是最公正的,可能一个很优秀的演员没有机会就出不来,但编剧这个行业至今为止还没有怀才不遇的人。因为文字就是你的实力,一个编剧如果真写得好,一封自我推荐信就一定会打动阅读的人,剧本的第一场戏就能够让一个资深的从业者看到你,那么你就成功了。你完全可以依靠你写的一个剧本,获得业内人的赏识。”诸多初级编剧包括相关专业的在校生都通过剧本大赛的方式得到了“被赏识”的机会。

侯光明在采访中介绍了北京电影学院在电影剧作和拍摄方面最新启动的扶持计划,“为提高学生创作水平,我们启动了‘电影新人成才计划——研究生长片毕业作业’和‘冲奥计划’,更多在校学生的作品在各大电影节展崭露头角,年均参加约90个电影节,参展参赛与获奖累计约350次。”

田卉群也一再强调北师大在提升学生剧作能力上非常重视剧本大赛的作用,“我们认为剧本大赛是非常好的实践和锻炼形式,在主管部门一年一度的“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暨青年编剧扶持计划)之外,我们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又推出了一个面向全国的剧本大赛,同时,我们会定期邀请一些行业中的资深校友回校与师弟师妹们交流,对在校生的优秀剧本向业界进行推广。”

在多个剧本大赛的扶持下,许多优秀编剧新星被挖掘出来,田卉群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从青年编剧扶持计划中脱颖而出的几位学生,“2016年贺岁档上映的电影《少年》,这个剧本就是我们学院的研究生卢文莹在读期间通过剧本大赛被业界发掘的。还有一个叫王莉的学生,七八年前她的剧本被海润以20万的价格收购,后来她一直在自己做编剧。包括被大赛发掘的王子,他也一直在业界写作,后来还获得了夏衍奖的一等奖……”

在夏衍奖、青年编剧扶持计划、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创投单元、青葱计划、腾讯nextidea编剧大赛、香蕉计划、坏猴子计划等数十个颇具影响力的编剧发掘计划层出不穷的当下,汪海林所说的“没有怀才不遇的编剧”正在成为现实。

即使在生活和创作中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青年编剧们也一直在积蓄能量,等待发光的刹那。恰如田卉群所说,“凡是在业界努力坚持的,都没有放弃”。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李腾在上海电影节创投单元获奖所得的项目资金仍迟迟未到,但他告诉记者一个好消息,他作为导演和编剧的第一个院线电影即将启动。

记者手记

一直以来,我对电影行业内年轻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状况尤为好奇,“那些刚毕业就能够成为编剧、导演的到底是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半年多前在朋友聚会上认识了“枪手”邱泽文,他为我打开了一扇观察青年编剧职业生涯的窗口。

随着接触到的初级编剧越来越多,他们的生存状况引发了我更深的兴趣,于是在对12位初级编剧两个多月的连续采访中,逐渐诞生了这篇报道。

这期间,我亲眼见证过小白在一次次被压价、拖欠稿费、反复修改最终无果之后与片方大吵一架,不欢而散;也见过王格连续一周开剧本策划会到凌晨一点;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边为某知名电影公众号主笔,一边接剧本的凉姐姐,坐在末班地铁上还一直在用手机写稿子。

我看过他们为“黄了”的项目而失落,看过他们凌晨两点多“终于赶完稿子”之后疲惫又轻松的脸庞,在一次次的艰难与失望之后,最让我动容的是他们眼中始终闪烁的希望之光。

这是一群充满了朝气和理想的年轻人,现实的磨砺无法浇熄他们胸中理想的热火,在嬉笑怒骂之间,他们认清了现实并不完美,但仍然愿意用赤子之心去拥抱这个世界。

也许眼中有泪,但仍旧心里有光,内心用力保持着一个创作者站立的姿态。初级编剧们并不完美,但正是有他们,中国电影的未来才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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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编剧生存实况调查:获得稳定收入比署名更难

这是一群充满了朝气和理想的年轻人,现实的磨砺无法浇熄他们胸中理想的热火。

文|郑中砥

编辑|杜思梦

随着电影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越来越多院校开设电影专业,据不完全统计,当前全国有300多所学校在招收电影专业,每年涌入社会的相关专业毕业生逾万人。

与2017年国内年产量近800部故事片相伴而生的是,相当大一部分影片品质粗劣,难以收回成本,更有不少未及上映就胎死腹中。究其原因,除了资本盲目涌入导致一些项目匆忙上马、准备不足以外,剧作层面存在的疏漏也是重要原因。

业内常有“剧本是一剧之本”的说法,编剧作为“一剧之本”的创造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国内编剧的成长路线基本有两种,一种是科班院校出身,毕业后勤恳努力,最终成长为真正的编剧;另一种是“半路出家”,机缘巧合下走上了编剧的道路,其中又以作家(包括网文写手等)转行编剧居多。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运气遇到可能成为编剧的“机缘”,更多对这一职业抱有理想和期待的青年人通过高考进入科班院校,为自己的编剧生涯打好前站。不同于明星的光鲜,这些刚入行的初级编剧们恰似一颗颗等待雕琢的原石,到底是璞玉还是顽石,都等待着市场的检验。

记者采访了12位从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多所全国专业影视类艺术院校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他们在毕业后甚至是求学期间就已经开始了编剧相关的工作,这群刚刚踏入行门的初级编剧们褪去了令人欣羡的名校光环,在行业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行之路(或许是因为尚未有知名代表作而对当前的自己不够满意,又或许因为除了岗位规定的写作,还在外兼职写剧本等原因,这十余位初级编剧竟无一例外要求使用化名,记者答应了这个并不过分的请求)。

在采访中,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田卉群(编剧代表作《神探狄仁杰4》)等高校老师和知名编剧汪海林代表(《楚汉传奇》《铁齿铜牙纪晓岚3、4》《神医喜来乐传奇》等都非0常重视初级编剧的“传帮带”。

编剧的成长之路充满坎坷,但师长的关切和行业前辈的指导给了这些初级编剧无限的鼓舞与力量。恰如田卉群所说,“学生是有写作梦想的,只要被激发、被鼓励、被扶持,就能够激发出他们的梦想,给予他们走下去的信心”。

培养:高校“传帮带”

初级编剧的第一块敲门砖

高校在编剧培养过程中的“传帮带”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在采访中用校训“尊师重道,薪火相传”一再强调传承电影技艺和品格的重要性,他从三个方面分享了电影学院的电影教育改革方向:“当前电影人才培养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是越来越专,工匠精神就是指这种专业的精神;第二,越来越复合,我们需要懂科学的电影家、懂电影的科学家,电影本身就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技术的进步推动它的产生,一百多年来从无声到有声、从胶片到数字、从2D到3D,现在技术发展非常快,需要培养电影复合型人才。

专业化、复合化、国际化这三个是未来电影教育改革的方向,也是我们未来的发力点。”在编剧人才的培养上,侯光明口中的“专业化与复合化”体现为不仅是文学系学生在写剧本,“导演系、表演系甚至是摄影系的学生都会要求剧作训练”。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知名编剧田卉群在采访中介绍北师大在编剧培养过程中的“传帮带”方式主要有两种,“老师带学生写剧本入行和通过剧本大赛的方式进行扶持”,她更进一步阐述了这两种扶持方式,“我们编剧的培养目标目前是研究生为主,本科生为辅。老师自己写剧本的话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带学生进入这个行当,比如我自己就有7个学生跟我写《神探狄仁杰之情花金人案》,他们毕业之后主要都进入电影编剧以及创意策划等行业。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式,也是我们北师大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通过青年剧作扶持计划的方式发掘和培养编剧,十年来,每年我们都面向全校征集电影剧本大纲,在大纲入围后会有专业的老师带领学生进行孵化培育,进入成稿阶段。北师大非常重视编剧的选拔和扶持,今年我们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也增设了剧本评选单元。”

恰如田卉群所说,“北师大在文学创作上有深厚的积淀和传统,我们的学生是有写作梦想的,只要被激发、被鼓励、被扶持,就能够会激发出他们的梦想,给予他们走下去的信心”。那些对编剧行业充满热情的青年人经过专业院校老师的悉心培养,有意愿和有能力成为编剧的同学已经拥有了入行的第一块敲门砖。

入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

初级编剧何处求索

初级编剧们在走出校门和成为一个真正的编剧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知名编剧汪海林(代表作《楚汉传奇》《神医喜来乐》《铁齿铜牙纪晓岚3、4》等)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年轻人进入社会最重要的是机会”,他指出了两种初入行编剧的成长方式,“跟着一个编剧师傅带你”和“自己写的剧本得到资深编剧或者业内大佬的赏识,进而愿意让你参与他们的项目”,而无论是走那一条路,“总是要一步一步成长,我觉得基本上可以放弃一个想法就是你初出茅庐,自己想了一个故事,希望可以说动一个公司为你投资拍摄。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发生了。现在一个项目对于任何一个公司来说都可能是一场生死抉择,几千万上亿的资金为什么都投资给一个新人编剧?你的故事足以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一上来就把他的身家性命押宝在这上面吗,你的故事有这么大的说服力吗?所以青年编剧不要老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当你想清楚这个问题以后你就明白了。”

北京电影学院2013届毕业生邱泽文(化名)在入行之初就选择了汪海林所说的“找个编剧师傅带着入行”的方式,而他甚至更进一步,直接成为了某电视剧编剧的幕后“枪手”,邱泽文告诉记者,“这个编剧并不算著名,但是找他写电视剧的从来没少过,电视剧的需求量比电影大太多了”。

谈及合作方式,邱泽文告诉记者,“大编剧拿到整个剧本出完大纲后会直接分给我5-10集,主要是因为上学时候就认识这个人,跟着他写”。做“枪手”的两年间,邱泽文说平均下来自己并没赚到钱,反而经常会因为迟迟不发的稿酬而与编剧“大吵一架,然后等到下一次他又找我写戏的时候,会把上次欠我的钱结清”。两年后,邱泽文厌倦了作息不规律的“枪手”生活,入职儒意欣欣影业,成为一名影视策划。

能够成为汪海林口中“剧本得到业内大佬赏识”的初级编剧无疑是周围人羡慕的对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2017届毕业生小白(化名)就是这类幸运儿,她的研究生毕业剧本在毕业前后被某机构以7万元的价格买下。

虽然是投拍为小成本数字电影,但迈出第一步之后,编剧之门就已经打开了。小白此后进入了一家国内知名广告公司下属的影视研发部门,成为一名不用坐班且有正常月薪的原创编剧。

从保护个人著作权和署名权的角度,汪海林并不建议编剧们从事“在公司正常领月薪的编剧,因为做一个拿月薪的编剧意味着你可能会没有著作权,而你的劳动是一种创作,著作权对一个编剧来说很重要。当然,如果一个公司的月薪只是一个工资而不是包含你的著作权的话,还是可以的”。

确如汪海林所说,能够跳脱于这两种工作成长方式的初级编剧并不多,纯粹为个人理想而坚持独立创作的自由编剧确实存在,但“并不算太多”。

田卉群在谈到一直坚持独立创作的毕业生时,感慨着“有的孩子深夜给我发微信,诉说他们的辛苦,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劝他们再坚持一下还是就放弃吧”。

在一瞬间的失落之后,田卉群又恢复了轻快昂扬的语调,“我一直觉得年轻人走出校门后适应这个社会是好的,确实要学会很多与不同部门沟通的技巧和能力,要会变通,但同时我也希望,搞创作的年轻人还是要葆有一些理想主义的东西在。”

生存:

抑郁与焦虑

脑洞与创意

与已经拥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行业大编剧们不同,刚入行的初级编剧尚处于摸索适应期,很容易在外界的质疑和称赞中陷入极度的自我否定与自我肯定之间,反复煎熬。

这种情况对于那些整日在家埋头苦写的自由编剧而言,更可谓是家常便饭,“还经常伴有失眠、抑郁的症状”。

芋儿(化名)在研究生阶段曾在迪士尼中国分公司实习近一年,全程跟完迪士尼中国的第一部华语电影《假如王子睡着了》,但在临近毕业时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顺利转正,在那之后芋儿面试了多家影视公司,一心想做编剧或者影视责编的她,因未能找到合适岗位而做起了自由编剧。

毕业后接手的四个项目,有三个因为外部原因中途夭折……芋儿在采访中说:“真的就觉得人生毫无希望了,每天无来由的只想流泪,去医自己休息一段时间。”院看过以后确诊了中度抑郁症,强撑着把第四个项目的剧本做出来5集,实在撑不下去了,严重失眠、抑郁,最后只好把项目交给一起做的学姐,打算自己休息一段时间。”

初级编剧中,像芋儿这样患上抑郁症的并不在少数。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2017届戏剧影视学19名毕业生为例,当前患有轻度以上抑郁症、躁郁症、焦虑症的达5人之多,占比超过25%。

抑郁症在初级编剧中并不新奇,汪海林也意识到了初级编剧的心理压力问题,他在采访中表示:“现在年轻的编剧中需要心理建设的特别多,很容易有抑郁的倾向,得抑郁症的也很多,心理承受力差是他们突出的缺点。但是编剧这个行业就是一个每天都会受到质疑的职业,这是它的职业特性。来自不同人的质疑甚至是推翻,这都是工作的一部分,所以编剧一定要有坚强的神经才能够从事这项工作。”

芋儿调养一段时间之后暂时放下编剧梦想,去了一家西餐馆做学徒,她告诉记者:“还是想要继续做编剧的,但可能不是现在,等过一段时间,精神状态更好,会继续开始写剧本,写一些自己一直想写的东西。”

不止抑郁,焦虑也是初级编剧的日常状态之一。80后知名编剧柏邦妮(原名张姗姗,代表作《红楼梦》2010版等)在采访中回忆自己的初级编剧生涯,“刚入行的时候,心中时时充满焦虑,担心手里的项目会黄,担心没人找我写戏,四处接活儿,什么样的本子都写,我们有句话叫做‘狗揽八泡屎’。”

柏邦妮说的几乎是大多数初级编剧的心理写照。初级编剧尚处于摸索行业的阶段,对自己的能力和行业需求尚无准确的认识和清晰的判断,也没有稳定长久的合作对象,四处给人写剧本、写大纲便成为家常便饭,为了确保收入和保证“即使一个项目黄了,手里也仍是有戏可写”的状态,常常同时接下多个剧本,甚至会出现几个编剧互相“串活儿、救场”。

在采访中,这种情况涵盖了多位初级编剧,尤以自己接活儿的初级自由编剧居多。王格、李腾、岩岩、邓大乐等多位初级编剧都承认自己在焦虑中“过了一两年这种四处接活儿的日子”。

在排除情绪上可能产生的巨大波动之后,初级编剧的学习能力、创意能力和“大开的脑洞”等特点,都为这个行业注入了鲜活的血液。

田卉群在采访中一再强调“要重视和保护学生们的个性,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意非常宝贵,经常会打破资深编剧一些惯有的思维定势,展现出很强的创造力。有时候做老师久了,一些想法会有局限”。

面对这些“局限”,田卉群的做法是向比自己更年轻更有朝气更有创造力的学生“取经”,“我会问他们近期最爱看什么电视、什么电影,他们是学生,也是年轻的主流观众群,学生的想法和创意是很飞扬的,有时候甚至会脑洞大开。”

初级编剧的创造力同样也得到了汪海林的肯定,“新人编剧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有时候会很难接受批评,需要不断鼓励,这都是现在年轻人的特点;但同时,他们非常聪明,如果能够自我调整的话进步和成长都会很快”。

抉择:

署名易得,片酬难求

与明星的片酬报价经常保密一样,编剧的片酬也常常是一个从不宣之于口的话题,但与明星们担忧“天价片酬”惊呆路人所以秘而不宣不同,刚入行的小编剧们不提稿酬的原因一方面是文人墨客羞于谈钱的文化传统使然,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片酬低到怕人见笑而羞于开口。在对十余位初级编剧的采访中,仅有两位初级编剧明确透露了自己曾写过的项目的稿酬。

邱泽文思索再三后告诉记者,“当时接戏、署名的大编剧一集至少在10万-15万,每集他会给我两万,但拖欠稿酬是一种日常,每次都是该写下一集的时候才给上一集的钱,还有很多时候一拖就是几个月、大半年”。

面对这种“时断时续”的稿酬支付,邱泽文毫不讳言自己经常处于“暴富和暴贫之间,顺利拿到钱的时候就去国外玩一圈,最穷的时候有大半年没有进账一分钱,连房租都是找朋友借的,每顿饭都自己在家做,不是为了健康,是叫不起外卖”。

相对于邱泽文“暴贫暴富”的生活,毕业后做了一年自由编剧的王格则经常处于“上顿不接下顿”的困境之中。王格告诉记者,“毕业后的一年中只接到两集电视剧,还是同门师姐看着我实在活不下去的份儿上,分给我两集,这种算是编剧行当最末端的外包了吧,每集七千块。”在写完两集电视剧之后,王格结束了自由编剧,转而去一家影视公司做起了剧本策划,每月近万的月薪让她脱离了“毕业后一直在花家里钱,每晚焦虑到失眠”的状态,她对自己当前的工作“觉得比较满意”。

在整个采访中,许多位初级编剧的生活并不宽裕,甚至在经济的窘迫中还经常伴随着各种情绪问题,但除了芋儿之外,十余位受访者都没有透露出离开编剧行业的计划,甚至芋儿也一再表示会在合适的时机重新回到编剧行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创作的“热爱与享受”,对未来前途的期待更是这些初级编剧奋力前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确如资深编剧柏邦妮所说:“编剧是个苦行当,经常被人骂,编剧和小说家都是构建一个世界,但小说家基本都有人喜欢,而编剧则每一步都会面对大量的批评和意见。而相对来说,编剧又是所有写作者里活得最好的。”

与明星动辄数千万的片酬不同,初级编剧写一集电视剧的价格在2000—30000元不等,价位的浮动取决于编剧的写作能力和“业务能力”,一般来说,组成一个编剧团队的初级编剧能够比单打独斗的初级编剧们拥有更强的项目招揽能力。

今年是作家转编剧的闫世盛入行的第四年,随着2015年影视行业大热、网络大电影和网剧崛起的契机,闫世盛转型成为一名编剧,短短三年中先后创作了《我的前任是僵尸》、《怨念旅馆》系列、《天师伏魔》系列、《艳尸猎手》、《我是路人乙》等多部网络电影,在爱奇艺、优酷等播放平台收获超高点击量,成为行业内炙手可热的编剧。

在采访中,闫世盛向记者透露了他的工作方式是“团队协作”,而团队中另一主力则是他的妻子,“我跟我的爱人是一个编剧团队,她写过很多剧本,质量远在我之上。我们俩相互批评,共同进步。夫妻档有很多的好处,男女思维互补,24小时待机,随时开会,人物更立体,故事线也更强大。但也有一个弊端,容易就剧作发生争执,同样也是24小时待机,随时开战。”或许是应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俗语,闫世盛和妻子组成的“夫妻档”一直保持着超强的“战斗力”,三年中已经有7部(网络)电影面世。

作为一个成功走上进阶之路的自由编剧,闫世盛告诉记者,他们的薪酬机制一般属于“年薪制”,他向记者总结了他对编剧行业的看法和体会,“编剧这个职业不是工薪族,按月拿工资的编剧也不是自由编剧。我和我认识的编剧朋友们大多都是年薪制,也就是看这一年写了几部电影或电视剧,收入情况如何。所以几个月拿不到钱的情况在编剧行业里很正常。有点类似于古玩行业的‘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但又不完全像,因为编剧凭的是真材实料,古玩出现的赝品、水货在这里完全行不通”。

相较于王格、芋儿、邱泽文、岩岩等刚走出校门或是刚入行的初级编剧,四年打拼让闫世盛更加从容和理性,而就生活本身来说,显然,闫世盛当前稳定可持续的影视项目与较为可观的收入就是那些初级编剧们对自己的短期期许。

在行业内,“枪手”的界限一般在有无署名权上,像邱泽文那样没有署名的枪手编剧并不在少数,甚至一些跟随行业大编剧做“学徒”的初级编剧,也都未能得到署名的权利,很久以来,“枪手”一直这属于行业的灰色地带,业内人士的态度也都模棱两可。汪海林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枪手”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年轻人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写出一个故事甚至一个剧本,找到好的导演甚至演员明星,并被大公司看中,他就不需要做枪手,但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还是要找到一个成长的渠道。”

对于初级编剧这个群体来说,相较于片酬,当前更多初级编剧并不太计较署名,在二者选其一的情况下,不少人选择了片酬。

岩岩在采访中明确表示,“毕竟生存是第一要务,写一个网大或者在几十集的网剧中写了五六集,片尾数不清的文学策划或者编剧中有一个看不清的小名字又有什么意义呢。”相对于网大、网剧,初级编剧们更看重电视剧尤其是电影的署名。而随着行业良性发展,更多影视公司从人才培养的角度也更加愿意为初级编剧署名,以促进长期合作,片尾字幕中经常出现的一长串编剧、执行编剧、分集编剧名单也正是由此而来。

曙光:

剧本大赛成为初级编剧前路上的一道光

目前全国每年有各类剧本大赛数十个,主办方涵盖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多个不同主体,每年有多位青年编剧在这些大赛中被发掘,作品被投拍。不同于在行业中“熬资历”,也不同于“做枪手”,种类繁多的剧本大赛为刚入行的初级编剧们提供了一条直通银幕的展示途径。

恰如汪海林所说,“编剧这个行业是最公正的,可能一个很优秀的演员没有机会就出不来,但编剧这个行业至今为止还没有怀才不遇的人。因为文字就是你的实力,一个编剧如果真写得好,一封自我推荐信就一定会打动阅读的人,剧本的第一场戏就能够让一个资深的从业者看到你,那么你就成功了。你完全可以依靠你写的一个剧本,获得业内人的赏识。”诸多初级编剧包括相关专业的在校生都通过剧本大赛的方式得到了“被赏识”的机会。

侯光明在采访中介绍了北京电影学院在电影剧作和拍摄方面最新启动的扶持计划,“为提高学生创作水平,我们启动了‘电影新人成才计划——研究生长片毕业作业’和‘冲奥计划’,更多在校学生的作品在各大电影节展崭露头角,年均参加约90个电影节,参展参赛与获奖累计约350次。”

田卉群也一再强调北师大在提升学生剧作能力上非常重视剧本大赛的作用,“我们认为剧本大赛是非常好的实践和锻炼形式,在主管部门一年一度的“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暨青年编剧扶持计划)之外,我们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又推出了一个面向全国的剧本大赛,同时,我们会定期邀请一些行业中的资深校友回校与师弟师妹们交流,对在校生的优秀剧本向业界进行推广。”

在多个剧本大赛的扶持下,许多优秀编剧新星被挖掘出来,田卉群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从青年编剧扶持计划中脱颖而出的几位学生,“2016年贺岁档上映的电影《少年》,这个剧本就是我们学院的研究生卢文莹在读期间通过剧本大赛被业界发掘的。还有一个叫王莉的学生,七八年前她的剧本被海润以20万的价格收购,后来她一直在自己做编剧。包括被大赛发掘的王子,他也一直在业界写作,后来还获得了夏衍奖的一等奖……”

在夏衍奖、青年编剧扶持计划、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创投单元、青葱计划、腾讯nextidea编剧大赛、香蕉计划、坏猴子计划等数十个颇具影响力的编剧发掘计划层出不穷的当下,汪海林所说的“没有怀才不遇的编剧”正在成为现实。

即使在生活和创作中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青年编剧们也一直在积蓄能量,等待发光的刹那。恰如田卉群所说,“凡是在业界努力坚持的,都没有放弃”。

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李腾在上海电影节创投单元获奖所得的项目资金仍迟迟未到,但他告诉记者一个好消息,他作为导演和编剧的第一个院线电影即将启动。

记者手记

一直以来,我对电影行业内年轻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状况尤为好奇,“那些刚毕业就能够成为编剧、导演的到底是怎样的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半年多前在朋友聚会上认识了“枪手”邱泽文,他为我打开了一扇观察青年编剧职业生涯的窗口。

随着接触到的初级编剧越来越多,他们的生存状况引发了我更深的兴趣,于是在对12位初级编剧两个多月的连续采访中,逐渐诞生了这篇报道。

这期间,我亲眼见证过小白在一次次被压价、拖欠稿费、反复修改最终无果之后与片方大吵一架,不欢而散;也见过王格连续一周开剧本策划会到凌晨一点;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边为某知名电影公众号主笔,一边接剧本的凉姐姐,坐在末班地铁上还一直在用手机写稿子。

我看过他们为“黄了”的项目而失落,看过他们凌晨两点多“终于赶完稿子”之后疲惫又轻松的脸庞,在一次次的艰难与失望之后,最让我动容的是他们眼中始终闪烁的希望之光。

这是一群充满了朝气和理想的年轻人,现实的磨砺无法浇熄他们胸中理想的热火,在嬉笑怒骂之间,他们认清了现实并不完美,但仍然愿意用赤子之心去拥抱这个世界。

也许眼中有泪,但仍旧心里有光,内心用力保持着一个创作者站立的姿态。初级编剧们并不完美,但正是有他们,中国电影的未来才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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