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武士时代，日本的羞耻文化表现之一为切腹自尽，则在现代，则也存在着极为极端的例子——自残行为。
在日本被羞耻文化包裹的社会氛围之下，个人如何挣扎？又如何逃脱？日本摄影师冈原功祐（Kosuke Okahara）的作品《Ibasyo》，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展开的。他拍摄的六个女孩，深陷于日本的文化氛围之中，个人的种种经历最终使她们将伤害的矛头指向了自己——通过自我伤害，她们试图不拖累别人，亦不欠下人情。
“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Ibasyo》的诞生
布满伤痕的胳膊，医护人员的抢救现场，电脑屏幕上惊心动魄的字句......这些没有色彩的照片，无一例外不将人们的视线引入某种隐藏着阴郁与危险气息的氛围之中。而这些刺激视觉的场景，则来自茫茫人海中，六个自愿被拍摄的女孩的真实经历。
“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2004年，大学一位女性后辈的这一句话，成为了日本摄影师冈原功祐开始拍摄《Ibasyo》系列的契机。在Facebook还未如此流行的时候，他通过社交网络寻找这些被自残行为困扰的年轻人，最终锁定这六位愿意配合的女性。曾经的一些受伤害的经历，尤其是幼年时候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事情（如贫困、家庭暴力、强奸）对她们的自尊心所形成的伤害，使得她们无法认识自己的价值，认为自己是“无用的存在”。而自残行为，则是用伤害这个“没有价值的自己”来肯定自己的存在。看到自己的伤口，她们则会产生“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于是开始了某种恶性循环。
Ibasyo可对应日文词语“居場所”，在冈原功祐的作品中可理解为“心灵上的归宿”。冈原功祐的作品意图，则是由女孩们自我伤害的行为展开，而揭露日本个人与社会的独特关系。在拍摄了这些女孩之后，冈原功祐将这些照片印成了书，并开展了一个图书旅行计划——从2014年开始，六本摄影书在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范围内传递，在2017年被收回，有超过300人参与了这个项目。虽然摄影书中的两本不可避免遗失了，但剩下的四本，最终都回到了四位女孩的手中。
照片中的“羞耻”：自我防御与“危险的沮丧”
不同的文化会给予人不同的情绪状态，并培养这种状态。说到羞耻文化，其并不能作为只存在于日本社会的独特现象。就像冈原功祐自己说的，“羞耻”在文化中具有普遍性，它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例如人们不想袒露家事，或是公开谈论自己生活的失败。
然而在日本，羞耻文化的表现略有不同。“在日本，人们更多将这些个人的事情视作社会的耻辱。”冈原功祐解释道，“而这是由于日本社会属于集体主义文化，而非个人主义文化。”与此同时，“羞耻”有时反而并没有变成一种激励，而是一种“危险的沮丧”。在阐释日本羞耻文化的代表著作——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日本文化的这一方面被剖析得个性鲜明：战争中的的不投降主义似乎已经暗示了其民族文化的顽固性——在生死面前，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秩序起着作用。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似乎都保持着一种不可打破的等级结构。另外，日本人对“羞耻”格外敏感——许多日本独有文化中所存在的概念，如“义理”、“恩”，都展示了一种亏欠的态度，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人对于集体意识的服从。另有研究表明，某种特定的文化氛围趋向于提倡那些反复出现的情绪，而避免鲜有的情绪，从而形成特殊的“文化给养”，即类似的情绪更容易在人际交往之中被经历。相对于鼓励个体独立的文化（如北美文化），日本文化则更倾向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他者对于自身的态度对于个体来说便十分重要。
自尊心与社会文化氛围要求日本人“坚韧”与“克制”，高度戒备与自我防御，使得内里的很难外露，反而都指向自我毁灭。冈原功祐的作品《Ibasyo》中，这样的自我毁灭则变得格外具体，情感的伤口变成了可见的血痕，吞噬掉她们否定自身价值的焦虑，这些瞬间如切片一样被视觉化呈现出来，成为日本现代社会黑暗面的冰山一角。
对话冈原功祐
界面影像：你为什么对Ibasyo产生感兴趣？能从你的角度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
冈原功祐：Ibasyo直译过来的意思，是一个人可以存在或获得内心平静的物理或情感空间。它可以是社会地位，甚至是接受你的存在的某个人。例如，有一个能够接受你的存在的家庭，就可以说你在你的家庭中“有Ibasyo”。或者，你拥有认可你的朋友，这也意味着你有你的Ibasyo，或者说你有社会地位或位置。如果你突然失去了这样的位置，你就会失去你的身份，同时也就意味着Ibasyo的消失。对于我来说，被某个人认可，被社会认可，被家庭认可，对于拥有自尊是很重要的，而拥有自尊对于生命又是非常重要的——只要你不是在火星上独自生活。
当我在哥伦比亚做一个关于职业杀手的报道时，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拍摄的杀手不只是为了钱工作，但当他开始工作时，他在贫民窟里是一个无名小卒。没有人认为他重要。因为他被征用了，他就开始工作，而且做得很好（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好事），然后他在组织中就被提拔，被认为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这成为了他身份的一部分。他觉得现在有些人认为他很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他通过杀害他人获得了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
我一直对一个人如何存在感兴趣，不仅是物理上的，还包括社会层面的。同时，对我来说，摄影并不是要否认我拍摄的人，而是要识别出拍摄对象，以及他们是怎样的人。所以这个Ibasyo的概念对我来说也和摄影有关。
界面影像：这些都是很私密的时刻……女孩们真的伤害了自己，或者精神崩溃。在这些时刻，她们是如何接受你作为摄影师与她们一起的呢?
冈原功祐：一旦你和她们在一起，就意味着你们能够分享那些时刻。我相信那些时刻只是我所花费时间的一部分。我想，摄影不只是关于瞬间，而也关于你按下快门之前和之后的时间。
界面影像：《Ibasyo》项目的几本摄影书被传递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手中，我想知道有没有人可能不能完全理解你所讲的“羞耻文化”，或者女孩们的这种行为?
冈原功祐：这恐怕是我无法完全知道的事情。不过，大多数借阅过这本书的人都非常非常富有同情心，这对我来说也是很感动的经历。在日本，我被编辑们告知很多次，“哦，这种东西很难出版或销售”，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在乎。只是如果你被告知很多次相同的事情，你当然会开始觉得真的没有人在乎。但事实是，人们借了书，并自费把书传递到下一个人手中，我真的感受到了人们对女孩的关心。这真的很令人鼓舞。
界面影像：你认为摄影有治愈的力量吗?
冈原功祐：我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摄影并不能直接帮助任何人。它不是药物，它也不会给那些需要的人任何金钱。它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相当罕见。我并没有那么理想化，我只是拍照。
界面影像：《Ibasyo》如何影响了六个女孩？又如何影响了你呢？
冈原功祐：六个女孩中有五个现在做得很好。她们工作，有自己的家庭等等......她们不再处于抑郁状态，也不再伤害自己。但让她们克服这种状况的，基本上是她们自己，以及她们周围的世界。
当她们接受我拍照时，唯一对我说的话就是，她们想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到自己，并且她们想让人们知道，还有很多人正在承受自我伤害。我在拍摄时给她们看了照片，但这对她们毫无帮助，因为那些只是照片而已。她们会说，“哦，我看起来是这样的”。仅此而已。
但让我高兴的是，她们现在过得很好。有几位女孩告诉我，她们很高兴这些照片出版成书，因为她们知道，自己可以感知到自己的存在——她们经历过那些时光，虽然非常困难。而当我听说这些的时候，真的很感动。
界面影像：你认为你的拍摄项目和你个人有什么联系?
冈原功祐：我对这个问题不太确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但是我真的需要有一个好的理由去做，否则就很难坚持下去。Ibasyo这个概念是我感兴趣的东西之一，所以我就开始关注那些和它有关的故事。并不是我在寻找与这个世界有什么关联的项目，而是我被吸引的东西与这个概念有关，而且它是我生命中的首要兴趣。
界面影像：一般来说，你希望和你拍摄的人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冈原功祐：对于想要建立怎样的关系，我没有特别的“愿望”。但至少可以说，我不喜欢拍摄我不喜欢的人。有时，我与被拍摄者的关系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有时非常短暂和快速——只存在于我拍摄的那个当下。但至少当我拍摄的时候，我想和他们亲密接触，而且这真的影响了到我的摄影。
界面影像：你能给我讲讲你作为摄影师的个人经历吗？你起步很早，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
冈原功祐：我23岁的时候就开始摄影了，不知道算不算“很早”——那是我买第一台相机的年纪。直到22岁，我才对摄影感兴趣。那时候我访问了科索沃，因为碰巧我的一个朋友在那里工作。当时我在想我的职业生涯，我是一个自由滑雪运动员，并参加国际比赛（我知道现在中国有很强的团队）。但我在科索沃的经历使我感到震惊，我也开始对报道产生了兴趣。摄影只是其中一个选项，但不知怎地，我拍得越多，我就越被这个媒介所吸引。尽管一开始我只是对做报道很感兴趣，但我的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了更个人的、长期的项目上。
界面影像：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摄影作品的（比如，你认为他们更关注社会，还是更像是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
冈原功祐：我认为无论我们做什么类型的摄影，都不能避免表达。我的摄影不仅仅是表达，还有一种社会性的故事。我不太热衷于强调“问题”，我更想置身其中，然后在那里拍照、记录。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么做的，很简单。但我对街头摄影不感兴趣，这是肯定的。面对别人，或者说与人亲密接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时也很累，但一旦我能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照片就会变得不同于拍摄新闻图片。它给予人温柔、亲密，有别于对于某情境的解释。
界面影像：你的新项目进展如何？可以谈谈吗？
冈原功祐：我从去年开始就在冲绳做一个项目。这不是一件容易定义的事情，但我正在拍摄一个城镇的日常生活。这个项目是关于人和城市本身的矛盾。我希望在以后能够分享出来（我刚拍摄回来，现在正在冲洗胶卷）。
*文中所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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