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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大:中国经济稳中趋缓 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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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大:中国经济稳中趋缓 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表示,展望第四季度及未来一个时期,世界和中国经济面临机遇挑战并存的局面,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他领域的关系如何发展仍有不确定性。国际政治经济与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构成国内经济发展的外部阻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GDP增速创2009年二季度以来最低值。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在最新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中认为,导致经济下滑的原因除了中美贸易冲突外,还包括家庭债务持续累积、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此外,国内经济还面临投资增速下滑的威胁。

展望第四季度及未来一个时期,报告认为,世界和中国经济面临机遇挑战并存的局面,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他领域的关系如何发展仍有不确定性。国际政治经济与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构成国内经济发展的外部阻力。

未来中国经济如何破局,中国应该如何突进改革和提振经济发展的信心,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提出了三方面建议。

一要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发力,以稳定市场预期化解经济风险。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但财政支出重心应从基础设施投资逐渐转向引导支持创新,同时以实质性减税代替扩大政府支出的传统手段,让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以及广大居民切实减轻税赋,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可持续增长。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去杠杆的节奏要把握好,同时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与GDP增速正逐渐脱节,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显著上升,货币政策框架应随之从数量型的调控货币供给转向价格型的利率调整。

二要正确处理好新时期的中美关系,为经济增长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建议中美双方应该形成聚焦,坐下具体谈。其实,理性地分析美国提出的“三零、两停、一允许”(即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停止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移,允许美国人在中国独立开设公司)这些条件,从更加长期的角度,或者说更加开放的角度去权衡这些条件,这对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也是有利的。

三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要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力度,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倒逼国内制度体系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要正确处理好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尤其要发挥好民企在中国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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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财大:中国经济稳中趋缓 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表示,展望第四季度及未来一个时期,世界和中国经济面临机遇挑战并存的局面,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他领域的关系如何发展仍有不确定性。国际政治经济与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构成国内经济发展的外部阻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GDP增速创2009年二季度以来最低值。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在最新发布的《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中认为,导致经济下滑的原因除了中美贸易冲突外,还包括家庭债务持续累积、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此外,国内经济还面临投资增速下滑的威胁。

展望第四季度及未来一个时期,报告认为,世界和中国经济面临机遇挑战并存的局面,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他领域的关系如何发展仍有不确定性。国际政治经济与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构成国内经济发展的外部阻力。

未来中国经济如何破局,中国应该如何突进改革和提振经济发展的信心,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提出了三方面建议。

一要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发力,以稳定市场预期化解经济风险。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但财政支出重心应从基础设施投资逐渐转向引导支持创新,同时以实质性减税代替扩大政府支出的传统手段,让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以及广大居民切实减轻税赋,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可持续增长。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去杠杆的节奏要把握好,同时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与GDP增速正逐渐脱节,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显著上升,货币政策框架应随之从数量型的调控货币供给转向价格型的利率调整。

二要正确处理好新时期的中美关系,为经济增长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建议中美双方应该形成聚焦,坐下具体谈。其实,理性地分析美国提出的“三零、两停、一允许”(即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零补贴,停止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移,允许美国人在中国独立开设公司)这些条件,从更加长期的角度,或者说更加开放的角度去权衡这些条件,这对中国的发展和中美关系也是有利的。

三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为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要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力度,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倒逼国内制度体系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要正确处理好国企和民企的关系,尤其要发挥好民企在中国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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