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互联网浪潮下，深圳拥有对发展趋势的前瞻性，也拥有技术便利和产业链的适应能力，可是偏偏在企业性格再造、营销和传播的重新认识和积极经营方面简单化处理。
这或许由几个因素造成：
一是长期借助政策红利崛起的深商习惯性低调运营，小心翼翼经营政商关系，依靠政策和特区红利套现，那么营销和传播的欲望就会不足；二是深圳是个技术宅掌控的城市，理工系的高人在技术上很用功，却不会在话题和传播上制造惊喜；三是相当多的深圳企业的产品长期不面对终端，往往是产品与非终端的产业链之间发生关联，这使得他们并不迫切需要传播，甚至华强北这样的中小企业平台也无需传播，各路相关行业的人自会蜂拥而至；四是遭逢传播不适应症。
我们已经看到魅族手机领军人、固执的技术宅黄章也像雷军那样改变营销思维了，我们也看到号称钻研工匠精神到底的董明珠频频进行领袖营销，更不用说时常以导师自居的马云，如何利用价值观营销来建立其商业帝国的规则。这个时代只是幻想政策红利，只是闷头做企业，并不是什么优良传统了。
深圳商人正在面对一个新的经济变革时代。
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海外市场需求蓝海一片；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或将为在传统行业红海中挣扎的企业带来转机；在全民创业的浪潮里，充满创新活力的深圳又将成为诞生商业奇迹之地。深圳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将为深圳商人赢得更多的空间和机遇。
与此同时，摆在深圳商人面前的最大障碍来自于自身。血液里粤商务实低调的基因，长时间对社会公众和舆论关注有意无意地回避，让深圳商人长于实干，弱于表现。缺乏足够的自我展示和传播意识，不善言辞，是很多深圳企业和企业家长期积压的顽疾。
开口、亮相，面对未来，深商图变，就现在。
IT峰会BAT三巨头隔空喊话
深圳正在面临一场商业变革，当大多数人尚未察觉之时。
半个月前，互联网大佬云集的2015年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仿佛是这场变革刮起的第一阵风。这个论坛活动从2009年落户深圳以来，已举办了七届，却从未如这一届般充满话题性，引人瞩目。
当身着中式立领、人在汉诺威的马云越洋发来视频，对峰会议题侃侃而谈时，许多事物已悄然变化。就在一年前，亲自到场参与峰会的马云少言寡语，面对其他嘉宾大谈“互联网金融”话题，执掌支付宝的他却出言谨慎，未尝吐露心声。
彼时的峰会主题还是“IT新价值与产业互联网”，而今年的主题是“IT重塑经济结构”。既然要重塑经济结构，方便开口的马云哪怕相隔半个地球，也愿意重拾行业导师的姿态，畅谈从IT走向DT（数据处理技术Data Technology）时代，不仅是技术提升，而是思想观念的提升。
BAT三巨头中未曾出席去年峰会的两位掌舵人——李彦宏和马化腾，今年同时出现在峰会现场。三巨头或各抒己见或隔空喊话，给这次峰会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
相比过往，今年的IT领袖峰会拥有无处不在的戏剧性和话题性。而这恰好是扩大传播的两大要素。从首发“创新质量体系”概念，到多份最新的IT产业研究报告出炉，再到公布包含了两会热词“互联网+”在内的“2015产业八大预测”，这一届峰会带给媒体和社会舆论可供解读，并进行二次传播的内容都大为增加。当然也有助于外界对峰会的扩大再传播。
在更被瞩目的舞台上，深圳企业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展示机会。华为和华大基因，两家在深圳乃至国内业界领先，却又一直保持低调的企业走向台前，在聚光灯下发表主题演讲，同与会人士分享最新的产品理念和研发成果。去年此时，站在台上的企业家还是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而现在，深圳优秀企业终能利用这个家门口的舞台尽情表演。
IT领袖峰会已不是国内唯一高端的互联网业界盛会。2014年11月，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办。两者相较，乌镇召开的大会更强调国与国之间的互联网交流，官方意味浓重，而深圳举办的峰会要想保持自身独一无二的地位，不仅要涵盖了更广泛的IT领域，更注重市场和商机，还更需要传递良好的自我形象。
更多的明星企业家，更吸引人的话题，更广泛的传播和影响，更精彩的企业展示，这或许是面对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竞争而不得不进行的调整，亦可能是出于本土业界发展的需要所做出的尝试。从重视传播、制造话题、引发关注，到传递价值，IT领袖峰会不仅成功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自我转身，也给深圳企业提供了面向公众、定位高端的难得机会。
终端时代深商需重新认知现代传播
深圳企业总是在错失这样的机会，或有意，或无意。
和大多数其他粤商一样，深圳商人崇商、重利、实干、低调，且知足。受岭南文化影响，粤商低调务实，精于创新，擅长处理政商关系。凭借广东的地理优势和灵活善变的思维，粤商一次又一次地走在了产业的前端，为自己赢得良好的口碑。
同时，粤商的这些特质也导致他们过于重视战术性短期利益，而忽略战略性长期运作。每当出现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对粤商而言都将面临新的瓶颈。在粤商当中，资历最浅、成长最快的深圳商人，身负的问题也最为明显。
依靠着特区时代的政策红利，深圳商人继承了传统粤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投身于改革热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财富奇迹。始于广州十三行的外向型经济传统，背靠内地、面向香港的地理区位优势，乐于接受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是深圳商人三十多年来口口相传的成功法门。
然而，国内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发展，早非改革开放初期所能比。特区的政策红利已不复存在，深港两地的区位优势有式微之虞，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更是在国内落地生根、四处开花。
粤商根植于心的外贸经济传统，如今也面临新的挑战。大多数企业一直将目标瞄准国际市场，并不看重国内市场，不做广告宣传，也不将产品内销，错失国内大把商机。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外贸企业在内的大多数加工制造业企业，长时间实行订单式生产，依靠订单存活，已习惯于把自己捆绑在产业生态链的某一段链条中，缺乏足够的市场资源，更缺乏应变的能力和眼光。
反观如今在国内、国际市场，对粤商形成巨大压力的江浙商人，从一开始就更善于面对市场和自我包装。江浙商人没有粤商的海外贸易关系积淀，也曾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创业之初就面临着白手打天下的现实局面。这培养出了江浙商人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良好的社会沟通力。
与知足的粤商相比，精明的江浙商人更愿意和终端打交道。江浙商人的财富聚集得益于频繁与终端市场，与消费者打交道，懂得如何面对市场需求，树立自身的企业形象。同样是对外贸易，江浙商人并不甘于成为某个生产环节，而是更多的接触国外消费者，体察国外市场。如果说粤商精于B2B（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营销关系），那么江浙商人就更专注于B2C（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营销关系）。
直接面对终端市场、面对消费者所带来的优势是如此的明显，在短时间内，江浙商人创造出了大量的知名品牌和明星企业，并培养了自主的核心竞争力。所谓“粤商崛起于前、江浙赶超于后”，“赶超”的描述也许有争议，但表达的现实是只是财富排行和自我展示的品牌传播意识渐具优势，而品牌传播的意识甚至会让本来低上一筹的企业看上去还要比同业高出很多。
理工气质深圳需改变拙于表达之窘
深圳是一座充满“理工男”气息的城市，或者美其名曰：最具有硅谷气质的城市。这里有最前沿的科技，发达的商业经济，最具创意的开发思维，和相对落后的企宣意识。与传统的粤商相比，深圳商人显得更为低调务实，更不善于和终端市场交流，更拙于自我展示和形象传播。如果说粤商大多是无意于自我标榜，那么不少深圳商人则是有意识地主动回避着公众的目光。
于是乎，在IT领袖峰会给深圳企业更多展示和交流的空间时，便会出现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场景。有的企业代表不善言辞，甚至面对观众提问时会面露羞涩之情；而有的企业代表发言又完全不达要领，当主持人不得不打断其夸夸其谈的发言时，台下观众竟会对打断之举报以掌声和欢呼。
避而不见，然后不得不见，最终不见不散。低调务实与开发创新的背后，存在着一个让深商无法避开的矛盾。
万众创新“少说多做”可能玩不转
聚光灯下，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站在讲台前，就“智能终端进入全场景体验时代”发表了主题演讲。身后两侧的大屏幕上，显示出三款华为推出的智能可穿戴设备：手表、手环、音乐运动耳机。
“作为华为首款智能手表，Huawei Watch秉承‘回归手表本质’的设计理念，挖掘了消费者对于传统高档腕表的外观质感和智能体验的融合需求，可以在手表上看到各种信息、邮件等，可以说是手腕上的手机。”余承东指着身后的屏幕说，在巴塞罗那召开的2015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华为的这款手表被公认为最最漂亮的智能手表，预计今年5、6月开始在全球销售。
“它其实是戴在手上的手机。”余承东顿了顿，似乎经过了片刻的犹豫，“我本人今天也戴了这样的产品……”他翻了翻自己的手腕，台下的人群仿佛一瞬间脖子都向前伸出了5厘米，大家都在等待着台上演讲者的下一个动作。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余承东继续谈穿戴式设备让人的生活更便捷，没有产品展示，没有大屏幕直播镜头特写，没有哪怕用这块戴在手腕上的手机接一个场外打进的电话。
台下坐着国内外上百家媒体的记者，和行业内的各路精英人士。很难形容那一瞬间，人们表情经历过怎样的变化。事后，一位华为负责海外市场的工作人员略带遗憾地说，如果那时有哪怕15秒的现场展示，能够给华为智能手表带来的传播效果，可能花1000万元都买不来。
就在几天前，德国汉诺威博览会现场，来自浙江的中国企业代表马云为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嘉宾发表演讲，现场演示了声波支付和Smile to Pay人脸支付功能，并在淘宝网上“刷脸”支付了一枚1948年汉诺威纪念邮票，送给了展会主办方。演讲者的这一举动被世界媒体广泛报道，没有人会相信，这只是马云的一时兴起。
“以前华为习惯了B2B的商业模式，很少和消费者直接打交道，大多是通过中间商、各种运营商发生关系。这两年华为终于开始在终端市场发力，也开始逐渐意识到要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品牌形象，但这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上述华为内部人士说道。
两名演讲者的不同发挥，背后是两家企业不同的企业文化和商业思维，以及粤商、深圳商人和江浙商人之间的意识差别。对于这种差别，广东财经大学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先庆曾有过生动的形容：“粤商务实低调，不做成就不要宣传，尽量地少说多做，甚至是做了也别说。因为只做事，说的机会少，不善于说，结果真正去说的时候说不出来了。”
跻身国际知名企业的华为，在市场的倒逼下已开始做出改变，尝试着对外表达，从“不会说”到“会说”仍有待时日。其他的深圳企业又该如何抉择？是否也要习惯于“不说”，遇见媒体和社会关注能躲就躲，有意回避自我表达和形象展示，直到某一天或因为业务需要，或遭遇舆论危机，面对公众注视的高压时不得不开口说话？
继李克强总理发出“全民创业”的理念后，“创客”又因进入政府工作报告而成为了两会热词。面对近在咫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十亿人民九亿微商”或将成为某种新常态，更多的商业竞争者必定带来更强烈的自我展示诉求，更为激烈地抢夺市场话语权。到那时，“只做不说”、“多做少说”的商人们又该何去何从？
重塑产业链时代需对传播再认知
“一带一路”战略并非简单的“走出去”，它为深圳商人提供了新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便利。有别于以往粤商“下南洋”的实力范围，“一带一路”近至东南亚、南亚，远达东非、欧洲，地理面积更大，商机更多。
“我们想用质量和标准去为‘一带一路’战略服务，为全球市场服务。”深圳市市长许勤说，深圳市政府这几年来一直在打造深圳质量和深圳标准，去年深圳的PCD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48.9%。高质量、高标准是深圳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站稳脚跟的基础，想要进一步有所作为，深圳商人们就需要在观念上做出更大的革新。
有些粤商已先行一步。TCL集团先后收购汤姆逊全球彩电业务和欧洲手机制造商阿尔卡特之后，经过11年的海外市场布局，其通讯领域的体系已基本实现国际化。该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在IT领袖峰会上表示，过去企业在海外的销售大多是以产品输出的方式，但国际化更强调让产业深入当地。
“我们计划在印度、巴西、俄罗斯、中东，一定要把我们的产业基地在当地扎下根。你只是把东西卖进去，对欧美国家是可以的。但对这些新兴国家是没法接受你这样长期的交易行为，所以必须在当地把自己的工业能力扎下去。”李东生说。显然，“扎根”国外市场是一个更高的追求，在这一追求之上，转变传统的粤商思维，积极面向海外消费者，重视终端市场，学会如何对外展示企业品牌和文化，事关成败的第一步。
同样启迪深圳商人思考的还有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确立为国家战略的“互联网+”，“+”指的是传统行业中的各行各业。面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开始与互联网相结合。BAT大佬们空前一致地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传统企业如不和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思想进行融合，这些传统行业、企业将难以生存。而互联网思想的重中之重，就是对市场、用户、产品，乃至企业价值链的重新审视，对人和服务的重视。
新的国家战略给了深圳商人新的机遇。无论是面向国外新市场，还是拥抱互联网，深圳已有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将使得深圳资本、深圳技术在这些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深圳商人理应顺势而为，更要努力成为公众眼中的焦点和明星，逐渐在与市场和公众的沟通互动中掌握主动。
当民间经济的活力需要被释放时，往往就是深圳商人表现活跃之时。此时此刻，深商手握一手好牌，但低调示人的打牌习惯可以改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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