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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大幅度减少 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是治本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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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大幅度减少 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是治本之法

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办法。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你们家有几口人?”

“我们家有三口人,爷爷奶奶和我”、“我们家有四口人,爷爷奶奶弟弟和我”。

陈晓红(化名)是陕西省一所公立小学的老师,她所带的班级里有好几个农村留守儿童。一次,她在教学生们唱《温馨的家》时,不经意间问到学生们的家庭情况,几个留守儿童的回答中都没有父母出现。

“当时没想到他们的答案是这样的,”陈晓红说,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平时都是由爷爷奶奶照顾。

这几个孩子只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农村留守儿童中的几个,他们的成长普遍缺乏父母的关爱。

由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发起的《2018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4成留守儿童每年与父母见面不到2次。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前往城市工作,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而他们的孩子不得不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过去几年中,政府推动下的多项公共政策正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留守儿童数量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

民政部10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虽然基数依然庞大,但与2016年首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902万人相比,下降了22.7%。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曾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2008年,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并且数量还在逐渐增加。

五年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到6102.55万,占全国儿童的21.88%。

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呈现断崖式下降。其中原因首先与对留守儿童的定义发生变化有关。

在2016年之前,在官方统计中,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而2016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留守儿童的定义改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学院教授尚晓援对此分析,2016年民政部的统计数据与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有着很大差距,全国妇联是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来对待,用了一个比较广义的数据,而民政部是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当成一个政策问题来对待,因为要处理这个问题,制定政策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干预对象,这个定义就比较严格了。

对于过去两年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下降了205万,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10月30日在民政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农村留守儿童总体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大力推动返乡创业就业、就业扶贫、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等工作,为从源头上减少儿童留守现象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自2015年以来,中国在推动返乡创业就业、就业扶贫、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等方面实施了不少政策。如国务院先后印发的《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等。

2016年,国务院会同有关部门分三批在全国组织了341个县市区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试点工作。数据显示,三年多来341个试点地区返乡创业人员的总量已经达到161.8万人。

同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简化优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并且要求公办和民办学校都不得向随迁子女收取有别于本地户籍学生的任何费用。

在就业扶贫方面,2016年12月,人社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出台《关于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围绕实现精准对接、促进稳定就业的目标。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减少除了政策因素,还包括农村和二三四线城市逐渐发展起来的原因,部分人开始回到农村创业,家乡也有很多就业机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界面新闻表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随着将来的发展,农村留守儿童可能会越来越少。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尚晓援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也指出,农村留守儿童减少也和这几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有关,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的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不再是农村留守儿童。另外,也有部分家长了解到他们和孩子分离对孩子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于是放弃外出来陪伴孩子,或者采取全家一起迁徙的办法。

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虽然呈大幅度减少趋势,但是目前全国697万农村留守儿童依然是一个庞大的基数。对于这部分儿童而言,想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最基本需求仍难以满足。

由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发起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年—2017年)》显示,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如烦乱、迷茫、愤怒与自卑感,要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白皮书分析显示,留守儿童面临最大的问题并非经济困难,而是长期与父母分隔两地造成的心理问题。

尚晓援也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监管,最大的困境是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问题,他们或在心理上出现一些问题。

“大多农村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来养育,由于祖父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普遍相对较低,在如何给儿童提供最好的养育、开发他们的智力和能力、避免营养不良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尚晓援说。

近年来,从存量角度,政府对留守儿童问题也正愈发重视。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建立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立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等问题作出更多细则规定。2017年8月,民政部联合五部门印发了《关于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用的指导意见》,为支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供政策支持。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在发布会上也表示,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民政部和与公安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专项行动,在这个专项行动中共帮助了78万多名无人监护农村留守儿童落实受委托监护责任人。

此外,民政部指导各地通过政府购买专业服务,推进爱心帮扶、大学生返乡服务等方式,创新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供给模式。推动各地在乡镇(街道)设立儿童督导员,在村(居)设立专兼职的儿童主任,努力打通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最终来看,进一步改革人口户籍制度以及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是消弭农村儿童留守现象的根本途径。外界也注意到,推动留守儿童随父母迁移进入城市也成为政策调整的目标。

2014年7月,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公布。“意见”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效解决户口迁移中的重点问题。

2015年底公布的居住证制度,更是迈出了逐步结束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重要一步,深圳、上海以及北京等城市已经开始试点积分落户,这意味着部分进城多年的农民工以及其子女有了获得城市户口并能享受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城市公共服务的机会。

但目前,随迁儿童在城市入学和享受当地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方面仍面临很多门槛,政策的实施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和更多细则的出台。

对此,王振耀也认为,要想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应从源头上入手。比如“建立健全职业技术标准体系来’消化’农民工”。

“目前,我国的职业体系仍不能支撑农民需求,农民在城市工作十年也不能成为专业的技术人员。”王振耀说,如果可以按照职称级别解决农民工户口问题,解决了他们孩子的入学问题,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会进一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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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办法。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你们家有几口人?”

“我们家有三口人,爷爷奶奶和我”、“我们家有四口人,爷爷奶奶弟弟和我”。

陈晓红(化名)是陕西省一所公立小学的老师,她所带的班级里有好几个农村留守儿童。一次,她在教学生们唱《温馨的家》时,不经意间问到学生们的家庭情况,几个留守儿童的回答中都没有父母出现。

“当时没想到他们的答案是这样的,”陈晓红说,这些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平时都是由爷爷奶奶照顾。

这几个孩子只是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农村留守儿童中的几个,他们的成长普遍缺乏父母的关爱。

由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发起的《2018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显示,4成留守儿童每年与父母见面不到2次。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数以亿计的农民前往城市工作,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而他们的孩子不得不留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过去几年中,政府推动下的多项公共政策正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留守儿童数量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

民政部10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人。虽然基数依然庞大,但与2016年首次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的数据902万人相比,下降了22.7%。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曾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2008年,全国妇联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并且数量还在逐渐增加。

五年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显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已达到6102.55万,占全国儿童的21.88%。

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呈现断崖式下降。其中原因首先与对留守儿童的定义发生变化有关。

在2016年之前,在官方统计中,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是“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十八周岁”。而2016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留守儿童的定义改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学院教授尚晓援对此分析,2016年民政部的统计数据与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有着很大差距,全国妇联是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当成一个社会问题来对待,用了一个比较广义的数据,而民政部是把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当成一个政策问题来对待,因为要处理这个问题,制定政策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干预对象,这个定义就比较严格了。

对于过去两年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下降了205万,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10月30日在民政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农村留守儿童总体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大力推动返乡创业就业、就业扶贫、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等工作,为从源头上减少儿童留守现象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自2015年以来,中国在推动返乡创业就业、就业扶贫、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等方面实施了不少政策。如国务院先后印发的《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等。

2016年,国务院会同有关部门分三批在全国组织了341个县市区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试点工作。数据显示,三年多来341个试点地区返乡创业人员的总量已经达到161.8万人。

同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简化优化随迁子女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并且要求公办和民办学校都不得向随迁子女收取有别于本地户籍学生的任何费用。

在就业扶贫方面,2016年12月,人社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出台《关于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围绕实现精准对接、促进稳定就业的目标。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减少除了政策因素,还包括农村和二三四线城市逐渐发展起来的原因,部分人开始回到农村创业,家乡也有很多就业机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对界面新闻表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呈先增后降的趋势,随着将来的发展,农村留守儿童可能会越来越少。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尚晓援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也指出,农村留守儿童减少也和这几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有关,部分农村留守儿童的户口转成了城镇户口,不再是农村留守儿童。另外,也有部分家长了解到他们和孩子分离对孩子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于是放弃外出来陪伴孩子,或者采取全家一起迁徙的办法。

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虽然呈大幅度减少趋势,但是目前全国697万农村留守儿童依然是一个庞大的基数。对于这部分儿童而言,想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最基本需求仍难以满足。

由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发起的《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2015年—2017年)》显示,留守儿童的消极情绪,如烦乱、迷茫、愤怒与自卑感,要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白皮书分析显示,留守儿童面临最大的问题并非经济困难,而是长期与父母分隔两地造成的心理问题。

尚晓援也分析,农村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关爱和监管,最大的困境是这些孩子未来的发展问题,他们或在心理上出现一些问题。

“大多农村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来养育,由于祖父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普遍相对较低,在如何给儿童提供最好的养育、开发他们的智力和能力、避免营养不良等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尚晓援说。

近年来,从存量角度,政府对留守儿童问题也正愈发重视。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建立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建立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等问题作出更多细则规定。2017年8月,民政部联合五部门印发了《关于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用的指导意见》,为支持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提供政策支持。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在发布会上也表示,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民政部和与公安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合力监护、相伴成长”专项行动,在这个专项行动中共帮助了78万多名无人监护农村留守儿童落实受委托监护责任人。

此外,民政部指导各地通过政府购买专业服务,推进爱心帮扶、大学生返乡服务等方式,创新农村留守儿童服务供给模式。推动各地在乡镇(街道)设立儿童督导员,在村(居)设立专兼职的儿童主任,努力打通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最终来看,进一步改革人口户籍制度以及打破城乡二元化结构是消弭农村儿童留守现象的根本途径。外界也注意到,推动留守儿童随父母迁移进入城市也成为政策调整的目标。

2014年7月,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正式公布。“意见”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效解决户口迁移中的重点问题。

2015年底公布的居住证制度,更是迈出了逐步结束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重要一步,深圳、上海以及北京等城市已经开始试点积分落户,这意味着部分进城多年的农民工以及其子女有了获得城市户口并能享受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城市公共服务的机会。

但目前,随迁儿童在城市入学和享受当地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方面仍面临很多门槛,政策的实施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和更多细则的出台。

对此,王振耀也认为,要想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应从源头上入手。比如“建立健全职业技术标准体系来’消化’农民工”。

“目前,我国的职业体系仍不能支撑农民需求,农民在城市工作十年也不能成为专业的技术人员。”王振耀说,如果可以按照职称级别解决农民工户口问题,解决了他们孩子的入学问题,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会进一步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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