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书店坐落在上海福州路和广西北路交汇处的西面，正好是街区的拐角。

1921年，由康有为的弟子狄葆贤和梁启超等人创办的时报馆恰巧位于一个拐角，就在三个路口之外。书店老板朱民江立在店门前， “大概就在那儿”，他虚着眼睛，遥遥一指。

90年前的这处旧址已经无可寻觅了，连同曾经在福州路上众多的书肆和报社。在某种程度上，这条街道经历着印刷业的完整兴衰史，从近代报业策源地，到20世纪中晚期书报的集体繁盛，再到如今零落。在福州路上打扫了十数年的张阿姨仰脸想了许久，“做书店的嘛，剩下的该就那么两三家了。”说这话时，她就倚在一家倒闭的书店旁边，店铺隔着玻璃门拉起铅灰色的铁栏，四周是大大小小的甜品店和餐厅。

买书的人都往明天书店里去。但即便如此，老板还是叹气说客流远不如往昔。店铺嵌在一幢红砖废弃瓦楼的底层，门面不大，但足够明亮。整齐的白炽灯将里面每一本书映照得清晰，也照亮了一幅红字标语，“即将拆迁，图书论斤称，6.8元一斤起。”

这样斯文扫地的景象偏偏成了存活之道。书不值钱，有人买了三本才掏了20多块。站在拆迁办前的保安嗤鼻，他大张双臂，“城隍庙那边更便宜！20块这么一摞！”

式微

收银台从密密麻麻的书堆里辟出一角。柜面狭小，一架电子秤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二。

一个穿着深蓝旧袄子的大爷走到书堆前。书从地面垒起来，他佝着身子，一双眼睛眯着，“我想买这本”，说罢又颤巍着拿起一本，“这本看着也不错”。

老伴制止了他，“只许买一本，买一本就好了。”他们最后挑定了《中国画名家小说集》，缓慢地移向收银台。台面后的小伙子站起身，“这类书15块一斤，”他放上秤，“大爷你这本14块。”

旁边一部《红楼梦》递过来，一称，只要12块钱。老伴有些不满，嘟嘟囔囔地将书套进袋子，“那么厚一本才12块，你净知道挑些又薄又重的。”

明天书店有两层。楼下卖书，楼上卖些字画。说是卖字画，这些年也没售出几幅。从楼梯旋上去，店主朱民江就站在书桌后头，抽烟或是写毛笔字。桌面上成堆的碑帖、古书、宣纸和几方石砚。阁楼的光线比楼下暗不少，一台小电视机落着灰，是全然暮年的气象。

书店所在的福州路名头不小。这里被誉为“文化街”。曾经云集着大量的报贩子和个体书店。然而这些年过来，街道上做图书生意的个体户几乎全离开了，有的坚持了两三年，有的十数年，朱民江都看在眼里。前些年一个海归女孩回国，在不远处开了家咖啡书馆，亏了至少十几万，终于也撑不下去。这些零碎的资本就像在这里兜一个圈，打了个旋，又潮水般急切地退去。

就这样，明天书店成了福州路上硕果仅存的几家民营书店之一。它盘踞在福州路667号，已近20年之久。最隆盛的时候，朱民江曾经在这条道上拥有三家书店，而今年也正好是他做图书生意的第30年，回忆起那段书商的黄金年代，朱民江仍颇为向往。

“80年代图书市场刚刚开放，广州和深圳因为离香港近，很多书就在那里印刷、制作。那会儿的人都饥不择食啊！什么书都看。日本暴虐小说特别畅销，出版社就换着名字出。到90年代，买书的人还是多，有时候店门口都排着队。”

他掰着手指算：二十年前，上班族的工资在100块左右，书店一个月就能挣到几千，买房子是绝不成问题。

称斤论两地卖书也是近些年才启用的手段。朱民江算过账，比特价打折的利润还低，6.8元一斤的书几乎亏本，但胜在薄利多销。一个晴好的上午，往来书店的人并不少。老老少少的人，几乎没有空手出去。美术收藏类20元一斤，少儿书15元一斤，精装书15元一斤……一对发色奇异的小情侣挤在通道里翻看言情小说，每挑中一本，女孩都掂两下，“跟废品回收一样”，她在男生耳边咕哝。

但这里的熟客大多还是老年人。76岁的温伯挎着红布袋子，里面是从医院弄来的药和化验单。每次在附近看完病，他就绕进店里询问新进的书单。“旁边的上海书城有七层楼哩，上上下下全都是电梯，”他挥着手比划，“但还就是习惯了来这里。书便宜。有时候时间长了不来吧，老觉得忘了点什么事！”

消费最多的老顾客曾经买了上百次书，朱民江的手机里都记着。他惦记的人很多，其中一个从80年代起就时常来光顾。那是位新民晚报的记者，买完书，人就往二楼找老朱聊天。两个人手里叼着烟，谈经史、谈社会运动、谈街坊人情，把一层楼熏得乌烟瘴气。但不知怎么地，人后来就来的少了，再之后就仿佛消失了一般。朱民江无从打听他的下落。“大概就是老了，迈不动腿了，”他多少有些失落。

步入晚年的岂止是人。自网络兴起之后，书店的生意就日渐颓唐。街道对面进驻了比萨店、茶餐厅、英语辅导机构，全都发着鲜活的亮光。朱民江的阁楼里是看不到这些的，他不慌不忙地在书桌上铺好宣纸，抄了一首陶潜的《连雨独饮》。临末了又撕下来，捏在手上，反复念着那句，“运生会归尽”。

活路

称斤论两是没有法子的法子。

朱民江说，这是苏州一个女书商开创的先河。他左思右想，还是借用了。

最早的时候，店里的书都按定价出售，后来个体户书店变多，书店间的竞争愈大，渐渐地都打起了特价图书的招牌，几折的都有。直到90年代末，朱民江才头一次做起论斤卖的生意。粗重的毛笔字记上了价码，红的、黑的，横七竖八地贴在门额和书架上。

起初他很不习惯，所有的书，连同《容斋笔记》、《庄子》、《黄帝内经》那样老祖宗的东西都过了秤。客人也觉得稀奇，有人去秤，其他人就凑过来张望。秤面冰凉如流水，然而朱民江的心沉闷。“文化不值钱啦！连文化都可以论斤论量，”他自责地叹口气。但过后有人给他算了笔账，这样的单笔利润虽然低了，但因为价格低廉，能吸引更多客人，且方便快捷，是个维持生计的法子。他最终便将这种模式固定了下来。

“码洋”是图书出版界里的专有称谓，指代一定出版数量图书的定价总额。据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发展的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至2017年间，实体书店销售码洋一直保持在350亿之间的规模上下浮动，期间经历了三轮负增长。与此同时，网络渠道销售码洋持续走高，增幅均在20%以上。

为了和迅速壮大的网络渠道抗衡。这些个体户经营的书店只好将价格压了再压，再压，直到压垮了店面。朱民江说，书店都是找二渠道的供应商进货，尽管价钱谈的低，但不能像大书店那样做滞销书调退。书卖不出去，砸在手里，只能当废纸出售。

开始论斤卖后，这样的情况有了些好转，但亏本清仓的仍不在少数。朱民江耳根子软，住在南面街巷的张阿姨的儿子来买教辅书，抱了一摞，称出来120多块。男孩子跑上二楼，怯怯地让他再便宜些，朱民江想了想便答应了。那是上海的秋天里极为晴好的一日，阳光沿着台阶漫上来，嘈杂声也上来，街面陡然地热闹了，人来车往，书店的客人有了起色。

但遇到雨天，情况便会急转直下，或者等天气再凉下去，买书的人就愈发伶仃了。有人劝朱民江把书挂在网上卖，听着是那么回事，但算下来要添置人工，各类成本，也未必对销售额有多少成效，他摇摇手，作罢了。

几年前，咖啡书吧的模式大热，诚品书店、西西弗书店、言几又等新型书店被认为是线下实体的“回春”业态。这股风潮传进福州路，痒痒地吹在这些老派书商的耳边。隔壁弄堂里卖了35年杂志的老王店中墙皮都剥落了一大半，杂志沿着窄巷子的两面爬墙虎一般夹上去，“怎么改？”老王拍着手背反问。朱民江的心也跟着活泛起来，他盘算，自己的书店有两层，楼上除了仓库就摆些字画，销量不好，改成个咖啡馆未尝不可。但临到头了，又总觉得哪里不是滋味儿，“咖啡也没意思，不伦不类的都没意思。书店就是书店，如果为了生存就不要做书，喜欢书才做书”。于是这个尚未成形的想法被掐灭了。

他还曾经给装书的塑料袋印上店名，门楣的招牌也添了“特价”二字。但这些仿佛上个世纪的营销手段最终也全被捐弃。朱红色的大字撤下，书又套进最寻常的透明袋子里。那些绮丽的、纷飞的商业逻辑是属于年轻人的，朱民江守着的只有便宜。

但即便这样，电子阅读方式的兴起也还是让书商们不堪重负。中商产业研究院2017年整理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起，我国电子阅读器市场不断扩大，预计到2023年，整体规模将突破85亿元。

张兴成三年前到福州路上逛了一圈，仔仔细细地比对了几家的价格，开书店的念头就这么打消了，“现在电子书都几块钱一本的卖，看着又方便，实体书哪里来的竞争力？”他摆摆手，最后在西南面的武胜路开了家饭店。

朱民江往日的书商朋友也多去开了饭店。偏偏是因为这样，成就了固守在此的明天书店。一些人慕名跑过来，在店门前张望，仿佛在看象征着某种文化退潮中的孤岛。那些金黄色头发的洋人也来，眼巴巴地盯着写毛笔字的朱民江许久。这些人来了又走，只有朱民江依旧守着这里。但能撑到什么时候，他心里也没有定数。“就这么一天天过吧，至少现在赚的钱还勉强够我们支撑下去。”

失意者

深秋的日头短，午饭过后，朱民江的阁楼冷了下来，雇佣的小伙忙上忙下地找书，朱就和朋友坐在二楼的长椅上。茶炉烧的噗噗响，他拎起，熟练地烧一道茶，再浇一遍茶具，细细地满上，茶水就在梅子青的两个小瓷碗里荡开了。

不可避免地聊起生意，朋友问老朱，这些字画打算怎么办，“以前人还买来做新家装饰，现在谁还买？老人都养生去了，年轻人吧，都跑去搞些新奇的美国玩意，谁还挂你这些老古董？”他说罢，又兀自讪笑，“现在啊，真是谁都向往美国，也不知道怎么了。”

朋友姓陈，早些年是新闻晨报的记者。报社兴旺的那些年，也正值他人当壮年之际。30多岁的小伙儿跟着新闻事件满城满街的奔走，“那会儿报社工资高、社会地位也不低。我就跑啊跑啊，一切好像混都在兴头上。”他来朱民江的店里买书，两个人聊些入时的趣闻，一来二往地便交识了。

直到后来网络成形，所有新闻都一股脑儿地移到屏幕上时，人手上的活也跟着变得清冷——时间倒是比从前宽裕，他就常常在朱民江这儿，一坐一个下午。热茶斟了无数轮，眼见着从浓变到淡，那些话题里就带着点遗老的气息了。他们感叹时代陡变、感叹人不如初，感慨当下洪水似的商业社会。直到朋友晃着茶杯，叹一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靠在了椅背上。

阁楼里仿佛有股吸力，汇聚着属于这个时代的许多失意者。一个学历史的小年轻来了几次，他在一家古籍出版社工作，喜欢的厉害，但每月就拿着五千不到的工资。“那孩子是真的读书读呆了，其他的都不怎么会说，一旦聊起历史，那眼里发的光，不得了。”朱民江回忆道。还有一个文汇报的记者，研究中东政治数十年，那些奇长无比的名字全都信口拈来。这人有一天跑来店里，说要开始搞点副业。“四千的工资！”朱民江摇着头，“文汇报也是上海的大报了，进去不容易，结果干一干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也有人是“自甘失意“。十多年前，朱民江结识了一个电信行业的人，那人爱书极了，每周雷打不动地跑来店里，后来为了读书，索性停了职，成日成夜地在家里翻看。在朱民江的记忆里，他买的书极杂，医学、科学、政治学、小说……据说家里的藏书已有过万。直到近些年，人上了年纪，才渐渐地少出现了。楼下收银台的小伙子在印象中见过他两回，金丝框的老花镜，八角帽，外衣一丝不苟地拉至脖颈。老人走路的步子细碎缓慢，完全是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

近些年，福州路的旧改拆迁风声愈紧，黄浦区政府对这一区域的房屋征收也在逐步进行。但几年下来，始终没有波及朱民江的店铺。楼是暂时没有拆成，但这些出入书店的“失意者们”，连同作为新思潮策源地的近代报社，商务印刷馆和中华书局，都已然是时代的拆迁物。

在《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的序言里，许知远这样写道，“福州路上的行人已经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场技术与知识革命的中心。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或许像此刻的百度、腾讯大厦一样，都代表信息、知识的生产与重组。”

明天书店的老顾客里，有位今年已经八十高龄的胡大爷，背起《鸿门宴》时，老人依然精神矍铄，“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胡大爷说，现在手机和电脑一出来，看书的人就变少了。“我老了，说不清楚，但这个事情就是有利有弊，我不多做评价。”

朱民江也老了。他搁下手头的笔，掏出一根香烟慢慢地吸着。人今年已经六十有余，看书时也要将书拿得老远。夜幕降临，窗外霓虹交映的世界如期浮现，朱民江跟不上，也没再打算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