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新城维达多区23街是年轻人的聚集地，在这里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家电影院，装潢优雅别致的咖啡馆和酒吧比比皆是。这些年轻人打扮入时，许多人穿着标有Supreme等潮牌的T恤，脚蹬阿迪达斯的运动鞋。酒吧和餐厅里，液晶电视屏幕循环播放着来自欧美和西语国家的流行歌曲，就算来到哈瓦那老城的小餐吧，也能看到珍妮弗·洛佩斯的经典MV。

全球化并没有遗忘古巴，欧美文化存在于哈瓦那的每一个角落。

今年，古巴开展了一系列令全球瞩目的政治经济改革。劳尔·卡斯特罗迈下了国家元首的宝座，并主持开展了规模空前的修宪工作。虽然87岁的他仍保有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的位置，是古巴实际上的一把手，但这一系列行动无疑标志着未来古巴社会和经济进一步开放的可能。

而在网络相对封闭的古巴，年轻人的声音和生活状态却甚少为外界所知。从各种角度来说，他们都在与自己的父辈、与革命年代渐行渐远：他们因为理想的生活方式与实际的生活水平不对称而感到苦恼；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心怀向往，一心一意只想离开。

第一次见到何塞·卡洛斯（Jose Carlos）是在哈瓦那游人如织的老广场上，他是广场上一间西式酒吧的酒保，在广场上拿着菜单招揽客人。身材挺拔、面容英俊的他被派遣到这个岗位上并不奇怪，然而，他的主业实际上并非酒保，而是模特。

“我的照片上过《纽约时报》，”他说，他还曾在古巴国内一些主要时装周上走过秀。他拿出手机，展示了几张他在秀场和杂志上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新潮入时，其中不乏大牌设计师的作品，和身着制服做着酒保的他判若两人。

卡洛斯来自圣塔克拉拉，一个古巴中北部的小城。这座城市被誉为“革命之城”，古巴革命的关键胜仗在这里打响，切·格瓦拉的遗体也长眠于此。巧合的是，这座城市也是现任古巴国家元首迪亚斯-卡内尔的故乡。

但在卡洛斯心中，这座城市更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古巴国内极富盛名的圣塔克拉拉大学就位于此地，大量的年轻人让这座城市的夜生活丰富多彩，也让它的文化更加多元。同时，古巴规模第二大的国际时装周也在圣塔克拉拉召开。正是在圣塔克拉拉读书期间，卡洛斯开启了自己的模特生涯。

“我父亲是开餐馆的，我在那里帮忙，”卡洛斯对界面新闻记者说，“每年时装周期间，都会有很多设计师和摄影师来我们这里吃饭。有一天他们对我说，你可以去时装周试试。”

17岁的卡洛斯走上了圣塔克拉拉时装周的T台，他发现自己深深地爱上了时装和秀场。在圣塔克拉拉，他先后走过四次秀。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摄影师来到这里，卡洛斯也曾和他们合作，拍摄了一系列杂志硬照和广告片。

大概很少有人会把模特这个职业和古巴联系起来。模特是在19世纪中叶法国高级定制时装渐渐发展起来时产生的一个行业，后来随着模特经纪公司的产生，其范围也渐渐扩大至高级定制时装设计之外，但总体来说还是主要为大牌时装设计师和时尚杂志服务，其本质非常商业化。1990年代，超模的诞生更让模特明星化，对模特个人的关注度一度压过其展示的时装，模特的薪酬也一路飙升。

模特行业进入古巴的日期不太确切，但有文章指出大约在1990年左右，哈瓦那Miramar区一家名叫La Maison的餐馆定期上演的自制时装秀开启了古巴时尚业的新时代。那时古巴还没有所谓的时装产业，所有时装都是本地设计师的DIY作品，走秀的观众也绝非专业人士。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才被发掘出来，越来越多的时装秀在古巴出现。被称为“古巴时尚教母”的格丽塞尔·拉夫拉达（Grisel Labrada）为此做了许多贡献。

到1990年代末，古巴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包括模特经纪公司、杂志、设计师和模特的完整时尚生态，而La Maison如今也已改头换面成为哈瓦那的“时尚之家（La casa de moda）”。同时，也有许多欧美经纪人和杂志来到古巴进行拍摄和发掘新星，这让一部分古巴超模在国际上活跃起来，在国外打拼出了一片天地，包括小有名气的90后模特瑞切尔·瓦洛里和篮球“飞人”乔丹的妻子伊维特·普利托。

2016年，香奈儿来到哈瓦那举办的一场大型时装秀，甚至邀请到了卡斯特罗家族一同观看，掀起了古巴时尚业的小高潮。

大学毕业后，卡洛斯来到哈瓦那。这座大都市的机会和资源是圣塔克拉拉无法比拟的，但在这里，他也体会到了模特生活的艰辛。

“这里有很多设计师、摄影师，有来自美国的摄影师，还有杂志，”卡洛斯说，“它（哈瓦那）显然更好，城市更大，人更多。但我没钱拿。”

在古巴，尤其是在哈瓦那这样的大城市，工资低是时尚业的硬伤。工资低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生活——他们的薪资很可能比古巴人平均收入高，但现实依然残酷，因为时尚是一个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才能有相应产出的行业，而古巴官方限制了工资的天花板，也限制了模特们能对自身做出的投资。他们需要购买服饰，保持身材，维持与杂志和设计师的联系，在古巴这样一个网络限制较大的国家，一个普普通通、没有人脉的模特想要做到这些难上加难。

“所有的才华都在这里，只是如何包装和营销的问题，”哈瓦那经纪公司总经理迪恩·伯恩斯坦（Dean Bornstein）说，他的公司在古巴本土经营大约75名模特的业务，聘请古巴模特进行一场商业拍摄的报酬大约是一天1250美元起，而文字采访则更低。

和世界顶级模特相比，这点报酬微不足道，在这个行业中，一天能赚1万美元以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但古巴模特们手中的薪水，却喂不饱他们幻想中的品牌服饰和生活方式。

“大家都觉得这些人（模特）特别厉害，我特别喜欢，但我们得连续站着工作12小时，我们也要吃饭。我们要去健身房，请私教，这很艰难。”卡洛斯略带无奈地说。

作为一个名气不高、主要依靠个人揽私活为生的模特，卡洛斯只能在Instagram上联系从国外来到哈瓦那拍摄的摄影师，时不时可以拿到100美元一天的酬劳。在家乡圣塔克拉拉走秀时，他的处境甚至更加拮据：主办方付给模特的报酬是每天10美元。

“这很疯狂，我知道，但这就是重点：如果你是个模特，你得打两份工，”卡洛斯说，“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看到照片的人都会觉得我是个特别棒的超模，但我其实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喜欢走秀和时装周，但什么钱都拿不到。”

现在卡洛斯身兼三职：除了拍摄和走秀工作，他还是一个小学的西班牙语和历史老师，另外还在酒吧兼职酒保。这当然和他在美国、欧洲的一些同行相去甚远，因为模特这个职业并不能养活他。尽管如此，他依然热爱做模特。本着古巴人特有的乐观精神，他在努力维持生计，养活模特这个梦想。

“我们得交房租，我们得买饭吃，我现在的房子里有三个室友，”卡洛斯说，“这里（古巴）所有人都有些麻烦事，但我们总是在微笑，所有人都说好，过得很开心。”

乐观归乐观，卡洛斯在为未来做打算时，还是希望能拥有更好的机会。对于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哈瓦那的舞台太小了。他认为最好的机会还是在国外。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当然想出国了！”卡洛斯毫不掩饰自己的渴望，“对我来说，纽约时装周是全世界最棒的时装周，我们总在网上看，伦敦、米兰、纽约、巴黎，但最棒的还是纽约。很多人，很多名人会在时装周上出没。我最喜欢的牌子是Gucci，我喜欢LV，我喜欢香奈儿和Bulgari，山本耀司，还有阿玛尼……可是他们都太贵了。”

卡洛斯的许多朋友和同行已经纷纷踏上了去海外工作生活的道路，但他自己还没找到机会走出古巴的国门：出一趟国，需要初始成本，更需要相应的回报，很多时候，他们的报酬甚至无法负担他们在国外的基本生活支出，还要倒贴自己的储蓄。这让他的个人品牌打造倍显重要，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在社交媒体上吸引摄影师和设计师的注意，有更大的可能拿到合作机会，赚到更多的钱。但是收入不高的他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我的衣服都是在亚马逊上买的，”卡洛斯说，“我脚上这双Balenciaga是中国的仿货，只用25美元。”他指了指隔壁一家装潢精致的服装店，“这是这里最贵的一家店，一件T恤就标价150美元。太贵了。”

他又指了指他手上阿玛尼的手表说，这是他的朋友去厄瓜多尔代购回来的。

“在网上，这只表的价格可能有450美元。我一个住在厄瓜多尔的朋友在卖这只表，我说我只付得起300美元，他说可以。但还是很贵。我们在商店里买衣服根本买不起，只能靠从国外代购。”

目前，计划经济仍占古巴经济体系中的主流，进口商品受到严格限制。在超市当中，绝大部分消费品都是古巴国产货，而工业产品包括公交车、安检机器等等则由政府统一购买。与此同时，私营经济也正在发展，但古巴人往往承受不起私营经济带来的消费价格猛烈上涨，因此许多非正规的“黑市”也在古巴各城市出现，贩卖走私商品或者高价转手正规渠道进货的紧俏商品。

卡洛斯的进退两难折射了模特这个特殊群体在古巴的生存状态。本质上，这是两种经济逻辑的一种对撞，是他们在古巴现行经济制度下的实际生活水准，和资本主义社会为他们的职业制定的要求的一种对撞。这些要求或直接或间接，让他们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无所适从。

卡洛斯的Instagram账号上现在只有800多个粉丝，在美国，这个数字还比不上一大部分网红。除了发工作照片外，他最近也开始发一些自己的健身视频，大部分的配文都是英语。他想和国际接轨，想涉足光彩夺目的国际时尚圈；他有很大的梦想，但他也清楚在古巴很难实现这样的梦想，在这里，个人奋斗和个人成就的故事甚至都没有太多市场。

“去别的国家要花不少钱，我们卖了房子，卖了车，变卖了所有身家出国移民，但这就是古巴梦，”卡洛斯说，“我觉得这才是古巴梦，是去到别的国家。我认为我在别的国家能生活得更好。”

近几年，古巴人正加速来到美国。美国政府此前对古巴实行特殊优待的“干湿脚”移民政策（wet foot, dry foot）：所有在古巴出生、持古巴护照的古巴公民一旦踏上美国领土，无论入境时有无签证，即能自动获得资格申请美国绿卡，而那些在过境过程中被捕的人则被遣返。

在2014年底两国启动关系正常化进程后，出于对政策可能变化的担心，移民到美国的古巴人大幅增长，2015年达到了54178名，为20多年来最高水平，2016年继续升至66120名。但2017年1月，奥巴马在卸任前突然终止了这一优待政策，当年古巴移民入境美国人数减少至64749名，许多古巴人转而寻求通过第三国入境。

不仅是卡洛斯，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仍在等待着离开古巴，移居海外实现自己的个人理想。一名古巴老共产党员曾对路透社说，“不幸的是，如果你在街上找十个年轻人聊天，九个会告诉你他们想离开古巴。他们看不见未来。”

发展缓慢的经济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而另一个因素恰恰是古巴引以为傲的全民义务教育系统。

“讽刺的是，古巴有着一个普遍受过教育的人口，但国家却没什么事给他们做。他们几乎是把自己的职业人口送上了移民的道路，”纽约城市大学古巴研究专家泰德·汉肯（Ted Henken）说。

这一代的古巴年轻人，在开放政策的大潮中拥抱了全球化的果实，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文化熏陶，他们中的许多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背井离乡。这些人中，不乏真心热爱古巴和古巴文化的人；卡洛斯也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国家，但为了生活和事业，他仍在寻找离开的机会。

卡洛斯平时最喜欢的音乐是电子和嘻哈。“DJ，嘻哈，说唱，我最喜欢的就是Drake（美国说唱歌手），”说到Drake和肯德里克·拉马尔（Kendrick Lamar），他情不自禁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