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田

类型电影是一个兼具经济学意义与社会学意义的电影现象。诸如“好莱坞模式”“宝莱坞模式”等世界上较为成功的电影发展模式都或多或少归功于某种类型片的崛起。电影工业存在的前提就是诱惑观众下一次走进影院，而类型是对一部电影的叙事想象中最重要的成分——这部电影会像什么。

类型标签提醒那些喜欢某部电影的观众现在可以享受类似的乐趣了，暗示潜在观影群体去看某部电影时可以期待什么、什么电影知识可以派上用场，努力避免可能因误会造成的不满意。然而，在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中，世界电影业出现了一种对类型电影过度依赖，致使选材日趋狭窄的不良趋势，应引起从业者的警惕。

动真情能摧毁技术与资本神话

当代好莱坞电影的特征之一是千“片”一面、缺乏个性，很多片方都渴望将自己的产品纳入类型电影的更大框架内，而不是被标识为独一无二的范例。这从新世纪美国票房榜的类型范畴呈现狭窄化趋势的现象中可见一斑。

早期美国票房榜最常出现的五种类型是动作、冒险、喜剧、惊悚和剧情片，但自1990年代初开始，犯罪/惊悚、剧情片的数量明显下降，而动作/冒险、奇幻/科幻类型的数量上升。基于特效的技术驱动型电影渐成主流，挤占了叙事驱动型电影的发展空间，使其被边缘化，并间接对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电影的创作方向产生影响。

技术革命是这些趋势背后的驱动因素。大部分技术亲近型电影更刺激，容易观众眼球。数字技术与消费电子产品对我们日常生活及认知模式的影响，也促使一种联想逻辑的出现，即“奇幻思维”。观众可以在电影的世界里做梦，随着人物穿越、变形、以各种难以置信的方式冒险。

然而，这一类型流行度在中国票房榜上似乎有所动摇——来自好莱坞的《银河护卫队2》与来自宝莱坞的《摔跤吧！爸爸》形成有趣的样本比较：以传统叙事驱动的体育电影依靠好口碑逆袭，在票房上战胜了以技术驱动的奇幻大片。它为中国类型片提供了一个启示——动真情拥有摧毁技术与资本神话的可能性。

类型混合，利用又颠覆了传统

挪威渔民在捕来的沙丁鱼里放一条鲶鱼，使沙丁鱼为闪避鲶鱼而一改惰性，在渔船到岸时依然保持鲜活、卖个好价钱。类型创作似乎也存在鲶鱼效应：一方面，新世纪美国电影市场被狭窄地限定在技术驱动的高成本奇观上，不断粗暴复制系列电影；另一方面又诞生了一批作者与类型相结合的艺术电影和独立电影，它们利用又颠覆了类型，证明了类型也可以伟大。

2008年的《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预言了美国文化的新潮流——反英雄。看到蝙蝠侠藏在衣服下的伤疤，我们发现英雄不是神、也会受伤。他想收起战车，与心上人平凡地生活在一起。这部后911寓言进一步将以往的超英雄创作潮流带回现实中，并提供了反恐时代最具批判性的社会议题：与邪恶做斗争，被允许走多远？此前，电影全球化的共通语正逐渐由语言变成动作，深刻的人物刻画好像不是必需的，主题共振也好像不再必要，但《蝙蝠侠前传2：黑暗骑士》里它们回来了。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用一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高水准电影大胆证明了所谓的行业常规可以被打破。他甚至不认为这是一部类型片，而是严肃商业电影。

事实上，21世纪前十年里好莱坞电影人生产了一系列严肃主题的电影，只是没有引起大众太多关注。它们不是商业上最成功的电影，却在艺术上大放光芒，其一大特征就是类型混合。这一挑衅的、容易使人迷失方向的策略如同一种创作趣味刺激了知名导演，也表现出与复杂人类经验同步增长的意识与身份的混合特征。大多数批评家尤为激赏科恩兄弟的《老无所依》，尽管他们在如何准确定义类型上各持己见——侦探片？犯罪惊悚片？西部片？科恩兄弟独特诡异的电影风格与麦卡锡极简主义文学风格以及荒凉的存在主义哲学联姻，创造了一种既富思想性又引人入胜的娱乐产品。

所有类型都要处理一些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形式——暴力或其他，正是人物的态度和行动所促成的解决方法区分了不同类型。《老无所依》不被高潮叙事所消费，推动类型超越了自身。它未提供犯罪片、惊悚片或西部片那样的预期——没有英雄得到美人、没有和平的奖赏，也没有正义、报应、解脱那些所谓美满结局。它表现了现代文明被另一种新世界文明所威胁：警官无法面对这个看不懂的“新世界”；牛仔试图在“新世界”中顽强争取活着的机会；只有杀手似乎参透“新世界”的真相，将命运的必然性系于硬币正反面的偶然性中。同样，在马丁·斯科塞斯以老派恐怖片的所有模式装饰的电影《禁闭岛》中，从黑色侦探片到哥特恐怖片到彻底情节剧，类型快感更像一部个人文艺史。

带领类型抵达人性深处与哲学高度

凯瑟琳·毕格罗的电影《拆弹部队》远离了好莱坞持久且引以为傲的战争片传统——或明确反战，或将战争刻画为地狱。它的议题全部是心理的，闯入以前很少有人闯入的地带：一个男人头脑中的暴力禁区。拆弹专家活在濒临死亡的体验中挑战极限、走向深渊。它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对士兵战争体验的精准描绘，不如说因为观众感受到被唤起的激情——这甚至不是关于战争而是关于普遍性的“存在”的。这主要得归功于影片拟真的浸入式导演风格：摄影师构图、变焦、拉升镜头里蕴藏着悬念和恐惧感，剪辑师把影像分割为上千个短镜头，将观众与即时的银幕动作绑在一起。我们就像嵌在士兵身上：在封闭的防爆面具里粗重地喘息，在虚焦枪镜的高热中产生了幻觉。

同样没有战争场面的《朗读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角度切入大屠杀题材：少年迈克对成年人汉娜的复杂感情，隐喻着德国年轻一代对大屠杀父母一代的复杂感情。如何生活在一个后战争时代，这一崭新角度带来争议和启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严肃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做“真相与和解”之事。

除了战争片，传记片也在类型探索的过程中抵达了一定的思想深度。比如《血色将至》跳出好莱坞的标准化“盒子”，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观映互动中不建构任何邀约，比如邀约你理解、同情或感动。故事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的小说，描画了石油大亨丹尼尔从贫穷孤儿到可恨疯子的三十年。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为经典叙事贡献了一种新方式：放弃情节驱动的情节剧，选择成为性格研究剧。是什么让一个人获得了世界却失掉了灵魂——这是《血色将至》留给我们的问题。小说写于1927年、电影拍于2007年，它们暗示了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两种特质：批判性与解构性。安德森认为丹尼尔是孤独的猎手，不可能真正成为资本主义大机器的一部分，他删掉了小说中塑造道德英雄的部分，以反英雄立场消解了辛克莱的改良温情，解构了美国梦的神话。

《血色将至》被与《公民凯恩》相提并论，但是丹尼尔比凯恩更令人费解、更缺失线索，因为影片里没有玫瑰花蕾，只有一个男人碎片般的回忆。尝试进入丹尼尔的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道德模糊性也发生在美剧《黑道家族》的结尾：当枪口对准黑帮老大，屏幕突然一片漆黑。这块黑屏言说了这部剧集在人物塑造、意义走向、道德评判上的模糊与不确定性，折射出一个重要思想——生命很少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而艺术太少还原这一点。

这些极具艺术风格的电影也许不易在市场上赢得关注，但是在一个人类经验、意识、身份趋向复杂的时代，它们以一种严肃的创造性，带领类型抵达了生命深处与哲学高度，值得褒奖。

作者王田，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