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Management.co.nz

翻译：雁行

无论是商业决策还是个人决策，时常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主要原因是决策者缺乏对复杂性的理解。所以，很多政策会“走火”，最后事与愿违。世界经济论坛指出，要想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站稳脚跟，“用复杂性科学解决问题”，将是最不可或缺的一项技能。

复杂性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新领域，它是一个跨学科的科学领域，用于理解并影响复杂系统的行为。复杂系统又称复杂适应系统（CAS），它将人类组成的实体（比如组织机构、社群、城市）视为有生命的生物体。

这跟盛行的牛顿宇宙观，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观念——将人类的组织机构视为机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有生命的系统中，各实体为了自我维系，不断适应新环境，不断进化。

这个过程只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权威”或“管理层”的影响，不被预先决定或控制。复杂系统的行为无法预测——它是涌现式的。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简单地参照各个组成部分，来推出或理解（系统）整体的行为。

生态系统就是复杂适应系统的实例。在其中，顶层模式从底层互动中涌现而来。翱翔天空的鸟群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系统。其中，没有一只鸟是领头的，但整个鸟群的行为是有组织的，而且展现出“集体智慧”。

另一个例子是人脑。某些神经元放电会影响其他神经元放电，而全脑“系统”又可以影响单个神经元。

类似地，互联网和股市也是复杂系统，没有单一的权威“控制”其运作。其行为也不能通过个体行为直接加以预测。同样，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中也有相互适应的互动，这些互动会产生无法预测的模式。

在复杂系统中，以下情况并不罕见：变动很小，影响却很大（比如蝴蝶效应）；变动很大，影响却出奇地小；以及某些影响是来自意想不到的原因，诸如此类。

举个例子，一项精心策划的健康教育课程，对一个社区作用寥寥，对另一个社区却效果非凡；一种新的“智能”金融工具被启用，最终却引发一连串的股市崩盘，并导致无数企业倒闭。

近些年来，两项诺贝尔经济学奖都颁给了复杂性的应用研究。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他将经济体视为复杂适应系统加以探究，阐释了经济活动集群和区域性增长差距的存在。这项工作已经在影响城市规划、经济地理学等诸多领域。

而马里兰大学的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研究发现，即便一个地区没有种族主义或仇视现象，而只存在一些简单的偏好，比如人们更喜欢跟和自己类似的人住在一起，居住隔离也会涌现出来。

复杂性和组织机构

站在复杂性的视角看，组织机构就是一个网络，由相互关系和“反馈循环”构成。面对当代管理和战略规划背后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可控性，复杂性发起了重重挑战。

撼动世界的事件，比如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9·11”恐怖袭击，以及全球金融危机，这些都不可预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复杂的交互和反馈循环不断展开，最终才涌现出这些结果。一直以来，被管理领域奉为圭臬的“预测并规划”理念再也站不住脚了。

过去三十年来，复杂性科学在组织机构和领导力领域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各类机构，比如波音公司和经合组织，以及医疗、开发、教育等领域的政策制定者，都开始广泛应用复杂性原则，包括战略规划与管理、运营设计，以及产能拓展。如今，复杂性科学的应用范围涵盖了各行各业，包括公共卫生、气候政策、企业战略、公共管理、能源建模以及环境等等，不一而足。

好几位作者以复杂性和量子物理学的“新科学”，开始叫板17世纪的牛顿定律和准则。

达娜·佐哈尔（Danah Zohar）是牛津大学物理学家，她解释了这些法则的本质，及其对管理和社会意味着什么。

“牛顿物理世界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孤立的原子，它们像台球一样，在空间中四处弹射、碰撞。在当时的政治思想家眼中，社会中的个人就像这些原子一样，相互作用与对抗，追逐着自身的利益……时至今日，信奉‘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依然认为，个人行为永远是基于对自我利益的追逐。”

在当今的管理实践中，这种思维方式依然盛行，它体现在分级与控制中，体现在对一系列特定事物的信仰中，比如稳定性、确定性和绝对性，比如唯一‘正确’视角，比如孤立的、相互分离的、可互换的组件，比如专家的专业技能，比如基于冲突与对峙的相互关系（比如党派政治）。

工业革命的准则，包括劳动分工、自由市场经济、批量生产，以及科学管理，都体现了上述原则。牛顿法则帮人类踏足月球，将体力劳动变成小事一桩。然而，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热力学和机械能定律的这种哲学延伸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学家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总结得好：“机器时代正进入急刹车。”

政策阻力

无论是商业决策还是个人决策，时常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主要原因是决策者缺乏对复杂性的理解。所以，很多政策会“走火”，最后事与愿违。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斯特曼（John Sterman）称之为“政策阻力”，并记述了以下真实案例：

*美国储蓄贷款行业去监管化，旨在解决该行业的金融问题，结果却引发投机浪潮，最终招致崩溃。

*1996年3月，《洛杉矶时报》刊文，题为“采用低价药，成本不降反升，研究发现：限制处方药不料却推高药价”。所引研究来自犹他大学，调查对象为健康维护组织（HMO）的1.3万名患者。

*修路缓解堵塞，结果却增加了车流量，延长了堵车时间，加剧城市蔓延和污染。

*推出低焦油、低尼古丁的香烟后，烟民为补足尼古丁摄入量，抽烟抽得更勤了，最后吸入更多的致癌物质和一氧化碳。另外，烟草税原本旨在减少吸烟，结果却促进了烟草走私，为恐怖主义筹资带来便利。

*灭火行动增加了森林火灾的数量，加重了火情。

*防洪举措，比如建造堤坝，会阻碍水体自然溢出到洪泛平原，从而引发更严重的洪灾。

* 抗生素会刺激病原进化出抗药性，包括结核病、链球菌、葡萄球菌和性传播疾病的有毒菌株。

*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会刺激害虫和杂草进化出抗药性。

复杂性与系统思维

复杂问题通常会留给专家去“解决”。他们往往是从一个狭窄的专业视角出发，拿出解决方案，但只是把那一个局部孤立出来加以解决。由此采取的干预措施或许能缓解症状，但治标不治本，问题还会重新出现，而且更加严重。

那么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如何抵制这种短视的、还原论式思维呢？系统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的决策方法，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系统思维将复杂问题视为一个网络，由相互关联的元素构成，这些元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问题的产生。要解决问题，我们就得找到“支点”。而这需要整体性、协作性的干预手段，去改变系统，而不是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