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施展萍

海子《以梦为马》中：“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这句他特别喜欢。做忠诚的儿子干吗呢？因为希望在远方。

这位常常需要在公共场合数算深圳种种好处的文化人，私下也会谈论这座城市的病症。他并不回避问题，但在谈论问题时，依然富有神采、掷地有声，这都不是问题。

但问题还在，解决还是那个途径——在一个知识分子大面积沉沦的时代里，让人们对高尚之物心存向往的贵族们像被割掉的韭菜一样，在一场场战争中消失。贵族没了，就得培养贵族，就需要知识分子们为社会塑造典范。这个知识分子的范围还得扩开来，容纳泛精英阶层，包括那些成功的商人们。

大耳朵大眼睛的尹昌龙总是很精神，他走路极快，做事也是——据说，凌晨还忧愁着白天要交8000字长文的他，用不了几个小时就能把稿子交出去。

这种生活节奏与他的性格相关，但也有被逼出来的成分。他身兼数职：深圳市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深圳市海天出版社社长、深圳市罗湖区人大代表。事情一件件等着他去处理。不过他也没少玩——乒乓球、台球、保龄球，打得都不错。朋友王绍培说他有活力而且充满可能性，活力还见之于“他罕见的爱玩”。而与邓康延在一个圈子里认识的他们，都是乒乓球玩家。

灵魂生意

尹昌龙是安徽人，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就这么一偏远地区的农村，父亲告诉他，爷爷的爸爸是抽大烟的，抽到把自己老婆给卖了。

他思量，大烟从哪来的呀？不就是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来的嘛。遂觉资本罪恶，但他自己也是一商人，是商人就得考虑收入，他自个琢磨出一套逻辑：但凡资本，都有原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火车飞快地奔，飞机装着满肚子客人。舒婷写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说：“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起跑靠什么呀？靠动力。动力从哪来呢？欲望。所以，有了经济基础才有上层建筑，经济发展起来了，咱现在要解决的是后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欲望问题，即如何让社会回到规矩中去。

这就得靠文化了。他尹昌龙是做生意的，但做的是钱锺书说的“灵魂生意”，知识分子的角色还是首位。

1995年来深圳也和钱有关。当年，深圳市文化局去北大要人，他在北大每月工资100多，许多好书都买不起，冲着高工资跑深圳来了——这是原因之一。更大的理由是，北京学术圈江湖化，到处分派，但凡有点立场，立马被归到某个圈子，另一个圈子的人就不认你。

来深圳前，他反复掂量：“深圳能有什么文化呢”。来了一看，大街上，一张盗版光碟一天能播上百遍，翻来覆去唱同一首歌，到现在，他一听到《九月九》还会生气，浓眉皱起，音调提了不止八度，“当时看不到一点文化。”

这20年下来，尹昌龙觉得深圳变化很快，就像飞奔的火车。读书月每年热热闹闹地办着；过去在书城，英语词典和电脑编程类书籍最畅销，这些年，人文类阅读物开始占上风。

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尹昌龙觉得，深圳总能给人希望，而人人需要希望。就连穷苦到极点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也要给自己编织点希望。海子《以梦为马》中：“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这句他特别喜欢。做忠诚的儿子干吗呢？因为希望在远方。

这位常常需要在公共场合数算深圳种种好处的文化人，私下也会谈论这座城市的病症。他并不回避问题，但在谈论问题时，依然富有神采、掷地有声，这都不是问题。但问题还在，解决还是那个途径——在一个知识分子大面积沉沦的时代里，让人们对高尚之物心存向往的贵族们像被割掉的韭菜一样，在一场场战争中消失。贵族没了，就得培养贵族，就需要知识分子们为社会塑造典范。这个知识分子的范围还得扩开来，容纳泛精英阶层，包括那些成功的商人们。

尹昌龙很认同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他认为深圳的知识分子就该像雷蒙·阿隆所说的“介入的旁观者”那样，进入茶馆，进入书城，进入一切社会生活，与大众保持紧密联系，为这个一开始就在文化道路上狂奔、正在寻找步调的城市调整脚步、擦亮灯火、带去温暖，安抚那一张张浮躁的脸，拉住一条条狂奔的腿。

当然，这并不是在否定高墙大院内苦心造诣的学者们，相反，那是他认为的最有望产生大师的地方。“所以你不要指望从我们这些市井当中产生大师，我们这些人，顶多稍微影响一下社会，在茫茫俗人中还有一点精神的光芒，然后对大众、对生活有一些影响，足矣。”

在这个市井江湖中，你会见到抱持形形色色观点的知识分子，他们时常在同一场合出没，彼此互为友人，极少如其他城市中意见相左人士那样掐架。

“比较投机么？”“我觉得是深圳人聪明，不把关系搞僵了”，尹昌龙说，该批评的还得批评，用文章批评，见面时没必要挥动老拳。“大家互相多一些鼓励不是更好么？”事实上，众人心知肚明：吹捧不一定是真的，这跟日本人见面时点头哈腰问好是一个道理，“但你愿意看到别人一见你就怒目金刚还是鞠躬？只要不肉麻，别没底线，吹捧一点又有什么不好呢？”毕竟，在深圳这座城市，文化人还不是主流人群，引领城市发展方向的精神力量还远未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

一碗小米粥

王绍培在《尹昌龙这个人》中说到尹昌龙爱玩，王绍培就给尹昌龙的太太分析他爱玩的合理性：“是的，他爱玩，而有的人不爱，但是，尹昌龙耽误了什么呢？而那些不爱玩的人又做出成绩来了么？”结果是——“他太太哑然。”

又说他悟性高，“深知他写一篇文章的必要时间跟别人相比是多么的少。恐怕阅读也是这样，要不然就无法解释没有怎么听说他读书看报，但是那些时髦或半时髦的词语、潮流、动向他总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说他时髦，其实他的时髦是有所选择的。比如，他从不网购，“也许你将来会网购呢？”“那不一定，真不一定。你要理解一个老人的固执。”这下，他给自己的称谓是“老人”。他有点抗拒技术，比如，他从不发朋友圈，但会给别人点个赞或留个言；他的微博停留在2013年10月20日上午的杭州机场，那天阳光很好，温暖祥瑞，在埋头刷手机的众生中，一位安静捧书的姑娘吸引了他，使他发出“读书的女人最美”的感慨。

2009年末，他是最早开通微博的那批人，在那条坦诚自己经不住煽动玩起微博来的微博里，煽动他开微博的胡洪侠在底下评论：可别走着走着就瞧不见人啦。

一语成谶。尽管技术为生活带来了巨大红利，但尹昌龙觉得，它有时也让人处于裸体状态，给人深刻的不安全感。这当然也有代际的原因，90后一出生就面临互联网，网络是肉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像西藏人不会有高原反应，现代人不会骑马来深圳。但对他而言，网络是后天习得的。

不过，尹昌龙总觉得，中国的真正崛起还得依靠这些80、90后们，尽管这些人有时显得太过轻飘，但他们中有许多都在国外留学，只有具备全球视野的人，才能真正地了解这个国家，也只有站在人类高度思考问题的人，才能成为被人敬仰的人。等他们慢慢成长起来，他们的思考能力，处理信息变化的能力和学习能力，“是无与伦比的”。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他刚给一位90后孩子的朋友圈点了赞。采访时，他特意找出那条朋友圈，在办公室里念起来：“英文歌，声音明亮，下班后，做喜欢的事，把生活打造成自己爱的样子，不忙乱，不慌张，想起一个词：小确幸。街道暗了，又亮了，一天过得悠远流长。”

“我后来回了一篇文章，严重表扬一下，生活态度和文字一样好，努力奔跑又保持自己的节奏，有所作为又不喧嚣尘上。并不会做了点事就鸡飞狗跳，永远有自己的步调，永远带着一些温暖的东西生活，这是我觉得从这一代人身上看出的很好的、积极的变化。”

这种“小确幸”的感觉他也曾有过。那是在北京的冬天，在他最穷的时候，好不容易有单位请他去讲课，讲完课，他与一哥们在飘着雪的北京蹬着自行车回去，路上饿到不行，就在路边铺子喝小米稀粥吃烧饼，小米粥喝得咕咕地响，一盘烧饼吃个精光。那哥们说了一句话：“走在大地上一样踏踏实实的感觉。”

（陆莹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