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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一本书,颠覆了一位传奇企业家对金融学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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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一本书,颠覆了一位传奇企业家对金融学的认知

我们想要打造的经济必须把增加人类价值和为人类增加价值作为目标。

编者按:本文作者Tim O'eilly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开源软件”、“ web 2.0”等词为他所首创。

在《万物价值》(The Value of Everything)这本书的开篇中,作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引用了柏拉图《理想国》中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话:“我们的第一要务是监督故事的编写,选择那些我们认为合适的故事,并拒绝其余。”

马祖卡托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正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言,具有“反身性”,是由我们被说服相信的或真或假的想法所塑造;她还指出,其结果是,控制我们被告知的故事,成为了一件主要的权力工具。

在这些能够塑造思想的故事中,有一个是关于经济中价值的来源:它来自哪里,由谁产生,以及谁该受益。

马祖卡托认为,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被告知的故事是真的,并且不再质疑它们。然而,我们必须质疑,因为如今经济领域盛行的故事往往是错误的,充其量也是不周全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现代经济核算体系会让我们相信,资本所有者是社会的主要价值创造者,他们应该享受到生产力提高的最大好处;依照定义,政府是处在“生产边界”之外的(也就是,政府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是负责重新分配价值或消费价值);以及得不到报酬的家务劳动也不创造任何经济价值。

这些说法是正确的吗,抑或只是自利性的?

在《万物价值》的第一部分,马祖卡托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在历史上,人们曾经煞费脑筋地去定义何为价值,而如今,在现代经济学讨论中,这个问题又奇怪地缺席了。

她在书中写道:“直到19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要理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首先必须有一套客观的价值理论,它涉及商品和服务生产所处的环境,包括生产它们花费的时间以及所用劳动力的质量;而这些‘价值’的决定因素实际上决定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后来,这种想法开始发生逆转。很多经济学家开始相信,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市场”——或者用另一种说法表达就是,买家准备付出的代价。突然之间,价值成为了一种主观感受。任何按照市场定价出售的商品和服务,都被认为是创造了价值。”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经济框架遗漏了人类生活的大部分价值。不过,这并非马祖卡托评述的主要焦点,她矛头所指的,是这种模式赋予金融抽租的合法化。

作为这种现代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理论认为,价值创造者有权从社会的其余部分随意抽取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根据这一新定义,那些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奇才”即使是故意出售有问题的抵押贷款证券,只要能找到心甘情愿的买家,他们也是在创造价值。

所以,在2009年,当世界经济风雨飘摇之际,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能够一本正经地说,他的员工是世界上最有生产力的人。

将金融纳入生产性活动,这是经济学剧本中直到最近才新增的章节。1993年,美国修改计算GDP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才开始把金融活动视为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企业的成本。

马祖卡托指出:“由此,过去被认为是无谓的成本的活动,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价值创造的来源。”

随着价值观念的改变,管理金融活动的法规也发生了变化。曾经,金融作为产业投资的推动因素,它与投机活动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界线,而今,这条界线消失了——那些投机活动之前是被允许的,但并不受到鼓励。

马祖卡托还在书中对制药业的定价进行了彻底剖析。如果价格决定价值,那么制药公司收取市场能够承担的任何价格就是完全合理的。毕竟,支持者会说,药物的成本不应该基于药物的生产成本,而应该取决于它对患者的价值。

马祖卡托认为,这种说法不具说服力。她援引自己另一本著作《创业型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中的论点,提出新药研发的很大一部分成本是由公众承担的,其形式是政府拨付的研发资金。那些所谓的投资者入场时,政府已经承担了大部分风险。然而,由于我们扭曲的价值理论,政府没有得到赞誉,反倒是那些付出相对较少的企业获得了超额回报。

对于政府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这一观点,马祖卡托提出了深刻质疑,尽管它已在现代西方社会广泛流传,并被嵌入到GDP的定义中。她认为,以任务为导向的政府投资创造了现代世界的诸多奇迹,政府本应代表公众(公众也是政府投资项目的出资人)获得收益,可是,我们怪异的价值观念却阻碍了政府享受到这一好处。

马祖卡托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私人与公共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她写道:“如果公共部门是财富的共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再分配者或赋能者,为什么它不能从承担风险的行为中获得回报呢?这种回报可能以多种形式呈现,从再投资的条款(防止囤积居奇和金融化),到知识产权结构的条款(不那么强势和宽泛),再到下游投资的公平性,不一而足。”

她指出,汽车公司特斯拉(Tesla)和太阳能公司索林卓(Solyndra)获得的政府担保贷款金额,几乎是相同的,但当纳税人为索林卓的失败买单时,他们并未从特斯拉那里得到任何好处。2009年特斯拉获得贷款时,它的股价是9美元,2013年偿还时,该公司股价已经涨到90美元——然而,根据该公司与政府的协议,如果特斯拉没有偿还贷款(也就是假设该公司失败了),那么政府只能获得该公司300万股的股票。

没有任何私人投资者会接受如此糟糕的交易!虽然有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未来的税收收入和下游经济溢出效应来获得回报,但笔者在这里同意马祖卡托的观点,即但凡说所有损失由政府承担、所有收益归于私营部门“价值创造者”的,这类“故事”正是柏拉图建议当权者讲述的自利性故事之一。

不过,马祖卡托并不是要“论证出一套正确的价值理论”,而是“要把价值理论重新置于激烈的讨论之下”。

她指出:“价值不是一种给定的东西,并非明白无误地处在生产边界之内或之外。”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对生产力下的定义是:总产量超过总消费量,留有盈余为未来生产进行再投资。但是,如果盈余被非实际生产者囤积起来或是挥霍掉(“经济租金”的经典定义),那么经济的生产力便会降低。马祖卡托在新经济学中提出,“收入必须反映生产力。不能有经济租金存在的空间,也就是,不能有人不劳而获。”

在马祖卡托看来,将价格与价值等同起来,这对较低的经济生产力具有实际影响。现代经济中充斥着经济租金,尤其是金融业强加的那些经济租金,但它也以其他不同形式存在着,比如政府授予的垄断、对稀缺资源的世袭控制,或者直接动用武力。

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租金视为非劳动所得,而如今的观点认为,经济租金只不过是一种“不完美”,一种可以通过竞争摆脱的障碍。也就是说,从非生产性活动中获得的收入等同于从创造真正价值的生产中获得的收入。

笔者认为,相对于作为价值创造者的政府,金融、制药等行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仅仅是一个开始。

马祖卡托在《万物价值》中提到,我们的经济核算体系遗漏了家务劳动以及所谓的关怀经济,笔者觉得,如果她在书中呼吁把这些活动直接置于生产边界之内,会更好一些。

在过去关于价值的每一场辩论中,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被理解为价值创造,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学家说服我们接受了新的观点,更是因为社会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在一个人们很少远离家园以及土地和农业是主要价值来源的世界里,18世纪重农主义者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随着经济超越了本地范畴,我们会更容易看到,如果没有贸易的生产效益以及所有使其成为可能的服务,那么农产品可能会因为缺乏销售渠道而烂在地里,或者一开始就不会被种植。

既然工业革命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产品,我们怎能不把工业视为一种生产力?既然金融和贷款不仅可以促进生产,还可以促进消费,从而加快经济内部的流通,我们怎能不承认金融的确具有某些生产性作用?

因此,笔者也认为,随着机器让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成本不断降低,人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休闲。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我们曾把娱乐业置于生产边界之内,尽管马祖卡托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点。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特别指出,剧院歌手和舞者是社会的非生产性成员,现在,我们已经把创意产业看成是经济的重要贡献者。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进步,为何不把我们的母亲、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看护者以及那些为我们打扫房间或烹饪食物的家庭成员,也看成是生产性成员呢?

如何看待那些“似乎产生了经济价值、但产出却没有定价的活动”?这是马祖卡托认为需要进一步阐明的另一个问题。

如何衡量谷歌、Facebook、YouTube等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价值交换?如何衡量免费和开源软件的价值?虽然经济学家已经借助变通方案,将此类服务囊括进国民核算体系,但在我看来,这相当于托勒密天文学中的本轮,为了掩盖基本理论的错误而不惜自欺欺人。

我们正迎来一种新型经济,它与经济学家度量的货币经济并行不悖。例如,在经济理论中,价格信号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起着主要的协调作用,但在谷歌搜索这个巨大的信息市场里,价格却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匹配市场,是由数百个经过算法处理的信息信号加以协调。有一个并行的定价市场(针对广告)如同边斗车一样,依附于搜索市场,为谷歌提供了大量利润。

但我们如何衡量初级搜索市场中的价值交换?生产内容的目的有时是为了卖广告,有时是为了促成交易,但大量的内容只是为了生产和消费的乐趣而被生产和消费。

这种富余经济提醒我们,买卖的东西并不全是人们交换的东西。

马祖卡托还探讨了另一个问题:金融在多大程度上是生产性而非抽(割)取(韭)性(菜)的。“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政治领袖和银行家对金融的歌功颂德。”她写道,“这与企业投资者和老百姓的普遍体验相悖。在他们眼中,金融机构控制着资金的流动,它对金融机构自身利益的保障似乎远远大于对客户利益的保障。”

在这方面,马祖卡托追随了早期经济学家的脚步,他们认为经济租金是公平价值分配的主要敌人。她说,“喜欢把亚当·斯密挂在嘴边的人,大多都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在他看来,‘自由市场’并不意味着‘没有政府监管’,而是指‘没有租金’。他认为,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使市场保持那种状态。”

当然,正如她在书中所写,如今的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糟,原因就在于我们目前对“价值”的定义让寻租者犹如脱缰的野马,毫无束缚。

“‘银行业问题’出现了。”她写道,“在20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来说,都呈现出持续减弱的态势,而银行通过向个人、企业和政府提供各种付费服务而产生的营收和利润却不断增加。”马祖卡托指出,现如今,银行提供的商业投资少之又少,远远称不上经济活动的赋能者,而是已经变成净价值收割者。

说得难听点,风险资本家、经济学家比尔·詹韦(Bill Janeway)曾向我解释,到了某个时候,银行不再服务于客户,而是开始跟客户对赌。

马祖卡托认为,当银行业只是交易现有金融资产,而不是为实体经济造血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中的差别,并制定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包括税收改革,例如抑制短期交易的金融交易税,或者建立新的金融机构,例如提供长期贷款的公共银行。

金融业与传统的“亚当·斯密式市场”(个人和企业之间交易产品和服务)到底有什么差异?它是如何变得大为不同的(变成赌博市场)?我也希望看到这方面的深入讨论。

詹韦的著作《创新经济中的资本主义》(Doing Capitalism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回答了上述问题。他把这种经济称为政府、“市场”(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亚当·斯密式市场)和金融资本主义(以前两者为押注对象的期货)之间的“三方博弈”。银行业的哪些部分属于传统经济?哪些部分属于全新的虚拟对赌经济、与传统的市场基本面无关?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我们用同一个词“市场”来指代两种大为不同的东西,承认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的讨论。在大众和学术讨论中(包括马祖卡托的那本著作),我们看到了股票市值与实体经济中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之间的这种冲突。

人们经常把企业的“规模”当成市值,而不是把营收、利润、员工数量或者其他现实因素当成市值。例如,当人们说Uber是一家“600亿美元的公司”时,他们其实是把用美元表示的赌博赔率当成了其市场“价值”。Uber目前的营收约为100亿美元,利润为零,或者更确切地说,亏损了几十亿美元。因此,金融市场里的押注完全不符合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当前现实。

说好听点,这个赌博市场酝酿了先前无法想象的新未来;说难听点,它是在押注未来的价值收割,而且是通过经济租金的建立,而不是真实价值的创造!

在我的著作《未来会怎样?为什么说取决于我们自己》(WTF? What’s the Future and Why It’s Up to Us)中,我把这种特殊的赌博经济称为货币“超钱”。在硅谷,企业往往不是被视为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商,而是被当成金融工具,一开始就是为了获得融资,或许也是想赢得关注和青睐,继而能够被收购,或是在人们的热情和期许之中,最终上市。无论是哪种,或许自始至终都不是一家真正做事的企业。

这种特殊货币使高估值企业可以提高员工薪酬,低价收购其他公司,还能为投资者和早期员工创造巨额财富。公司还没有真正盈利,这些人就能靠公司赚到越来越多的钱。他们可能扰乱、摧毁了以传统方式赚钱的现有企业,推高了当地楼价,并对经济造成了其他伤害。

为创业过程中的冒险行为提供资金,这是金融的社会生产性用途;而为创业过程中的“戏剧性举动”提供资金,造福那些轻信的投资者,让内部人士在经济成果产生之前就从中得利,这显然是金融市场游戏的另一个版本,其结果是损公利己。

从理论上说,公司的股票价格等于其未来利润流的净现值——那家公司以后会值多少?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股票价格本质上就是押注于公司的未来增长和收益。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解释了这一概念(沃伦·巴菲特是其中的佼佼者,现在很少有人践行这种投资理念)。他说,短期来看,股市如同投票机,但长期来看,股市如同称重器。如果企业仅仅根据增长前景来进行估值,从不期望它创造实际利润(亦即生产性盈余),结果会怎样?这就像赛马,比赛还没有结束,赌注就下了。金融赌博经济与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之间,已经脱节。

但更重要的是,我把金融市场称为世上第一个流氓AI,它对人类充满敌意,就像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著作《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中的那台回形针量产机。当我们去优化金融赌博市场的时候,人类成为一种需要被消除的成本,因为在割韭菜盛行的金融赌博市场上,企业利润的增长会被放大很多很多倍。

我们想要打造的经济必须把增加人类价值和为人类增加价值作为目标。为了构建这种经济,我们需要用心思考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本书中提出的问题,从经济思想的历史和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整个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

这本书让我大受启发,我强烈推荐。相信你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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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一本书,颠覆了一位传奇企业家对金融学的认知

我们想要打造的经济必须把增加人类价值和为人类增加价值作为目标。

编者按:本文作者Tim O'eilly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开源软件”、“ web 2.0”等词为他所首创。

在《万物价值》(The Value of Everything)这本书的开篇中,作者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引用了柏拉图《理想国》中一句颇具讽刺意味的话:“我们的第一要务是监督故事的编写,选择那些我们认为合适的故事,并拒绝其余。”

马祖卡托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正如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言,具有“反身性”,是由我们被说服相信的或真或假的想法所塑造;她还指出,其结果是,控制我们被告知的故事,成为了一件主要的权力工具。

在这些能够塑造思想的故事中,有一个是关于经济中价值的来源:它来自哪里,由谁产生,以及谁该受益。

马祖卡托认为,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被告知的故事是真的,并且不再质疑它们。然而,我们必须质疑,因为如今经济领域盛行的故事往往是错误的,充其量也是不周全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现代经济核算体系会让我们相信,资本所有者是社会的主要价值创造者,他们应该享受到生产力提高的最大好处;依照定义,政府是处在“生产边界”之外的(也就是,政府不创造任何价值,只是负责重新分配价值或消费价值);以及得不到报酬的家务劳动也不创造任何经济价值。

这些说法是正确的吗,抑或只是自利性的?

在《万物价值》的第一部分,马祖卡托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在历史上,人们曾经煞费脑筋地去定义何为价值,而如今,在现代经济学讨论中,这个问题又奇怪地缺席了。

她在书中写道:“直到19世纪中叶,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要理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首先必须有一套客观的价值理论,它涉及商品和服务生产所处的环境,包括生产它们花费的时间以及所用劳动力的质量;而这些‘价值’的决定因素实际上决定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后来,这种想法开始发生逆转。很多经济学家开始相信,事物的价值取决于“市场”——或者用另一种说法表达就是,买家准备付出的代价。突然之间,价值成为了一种主观感受。任何按照市场定价出售的商品和服务,都被认为是创造了价值。”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经济框架遗漏了人类生活的大部分价值。不过,这并非马祖卡托评述的主要焦点,她矛头所指的,是这种模式赋予金融抽租的合法化。

作为这种现代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理论认为,价值创造者有权从社会的其余部分随意抽取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根据这一新定义,那些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华尔街“奇才”即使是故意出售有问题的抵押贷款证券,只要能找到心甘情愿的买家,他们也是在创造价值。

所以,在2009年,当世界经济风雨飘摇之际,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能够一本正经地说,他的员工是世界上最有生产力的人。

将金融纳入生产性活动,这是经济学剧本中直到最近才新增的章节。1993年,美国修改计算GDP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才开始把金融活动视为创造价值,而不仅仅是企业的成本。

马祖卡托指出:“由此,过去被认为是无谓的成本的活动,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价值创造的来源。”

随着价值观念的改变,管理金融活动的法规也发生了变化。曾经,金融作为产业投资的推动因素,它与投机活动之间存在一条明显的界线,而今,这条界线消失了——那些投机活动之前是被允许的,但并不受到鼓励。

马祖卡托还在书中对制药业的定价进行了彻底剖析。如果价格决定价值,那么制药公司收取市场能够承担的任何价格就是完全合理的。毕竟,支持者会说,药物的成本不应该基于药物的生产成本,而应该取决于它对患者的价值。

马祖卡托认为,这种说法不具说服力。她援引自己另一本著作《创业型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中的论点,提出新药研发的很大一部分成本是由公众承担的,其形式是政府拨付的研发资金。那些所谓的投资者入场时,政府已经承担了大部分风险。然而,由于我们扭曲的价值理论,政府没有得到赞誉,反倒是那些付出相对较少的企业获得了超额回报。

对于政府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这一观点,马祖卡托提出了深刻质疑,尽管它已在现代西方社会广泛流传,并被嵌入到GDP的定义中。她认为,以任务为导向的政府投资创造了现代世界的诸多奇迹,政府本应代表公众(公众也是政府投资项目的出资人)获得收益,可是,我们怪异的价值观念却阻碍了政府享受到这一好处。

马祖卡托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私人与公共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她写道:“如果公共部门是财富的共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再分配者或赋能者,为什么它不能从承担风险的行为中获得回报呢?这种回报可能以多种形式呈现,从再投资的条款(防止囤积居奇和金融化),到知识产权结构的条款(不那么强势和宽泛),再到下游投资的公平性,不一而足。”

她指出,汽车公司特斯拉(Tesla)和太阳能公司索林卓(Solyndra)获得的政府担保贷款金额,几乎是相同的,但当纳税人为索林卓的失败买单时,他们并未从特斯拉那里得到任何好处。2009年特斯拉获得贷款时,它的股价是9美元,2013年偿还时,该公司股价已经涨到90美元——然而,根据该公司与政府的协议,如果特斯拉没有偿还贷款(也就是假设该公司失败了),那么政府只能获得该公司300万股的股票。

没有任何私人投资者会接受如此糟糕的交易!虽然有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未来的税收收入和下游经济溢出效应来获得回报,但笔者在这里同意马祖卡托的观点,即但凡说所有损失由政府承担、所有收益归于私营部门“价值创造者”的,这类“故事”正是柏拉图建议当权者讲述的自利性故事之一。

不过,马祖卡托并不是要“论证出一套正确的价值理论”,而是“要把价值理论重新置于激烈的讨论之下”。

她指出:“价值不是一种给定的东西,并非明白无误地处在生产边界之内或之外。”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对生产力下的定义是:总产量超过总消费量,留有盈余为未来生产进行再投资。但是,如果盈余被非实际生产者囤积起来或是挥霍掉(“经济租金”的经典定义),那么经济的生产力便会降低。马祖卡托在新经济学中提出,“收入必须反映生产力。不能有经济租金存在的空间,也就是,不能有人不劳而获。”

在马祖卡托看来,将价格与价值等同起来,这对较低的经济生产力具有实际影响。现代经济中充斥着经济租金,尤其是金融业强加的那些经济租金,但它也以其他不同形式存在着,比如政府授予的垄断、对稀缺资源的世袭控制,或者直接动用武力。

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租金视为非劳动所得,而如今的观点认为,经济租金只不过是一种“不完美”,一种可以通过竞争摆脱的障碍。也就是说,从非生产性活动中获得的收入等同于从创造真正价值的生产中获得的收入。

笔者认为,相对于作为价值创造者的政府,金融、制药等行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仅仅是一个开始。

马祖卡托在《万物价值》中提到,我们的经济核算体系遗漏了家务劳动以及所谓的关怀经济,笔者觉得,如果她在书中呼吁把这些活动直接置于生产边界之内,会更好一些。

在过去关于价值的每一场辩论中,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被理解为价值创造,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学家说服我们接受了新的观点,更是因为社会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在一个人们很少远离家园以及土地和农业是主要价值来源的世界里,18世纪重农主义者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随着经济超越了本地范畴,我们会更容易看到,如果没有贸易的生产效益以及所有使其成为可能的服务,那么农产品可能会因为缺乏销售渠道而烂在地里,或者一开始就不会被种植。

既然工业革命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产品,我们怎能不把工业视为一种生产力?既然金融和贷款不仅可以促进生产,还可以促进消费,从而加快经济内部的流通,我们怎能不承认金融的确具有某些生产性作用?

因此,笔者也认为,随着机器让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成本不断降低,人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休闲。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我们曾把娱乐业置于生产边界之内,尽管马祖卡托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点。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特别指出,剧院歌手和舞者是社会的非生产性成员,现在,我们已经把创意产业看成是经济的重要贡献者。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进步,为何不把我们的母亲、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看护者以及那些为我们打扫房间或烹饪食物的家庭成员,也看成是生产性成员呢?

如何看待那些“似乎产生了经济价值、但产出却没有定价的活动”?这是马祖卡托认为需要进一步阐明的另一个问题。

如何衡量谷歌、Facebook、YouTube等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价值交换?如何衡量免费和开源软件的价值?虽然经济学家已经借助变通方案,将此类服务囊括进国民核算体系,但在我看来,这相当于托勒密天文学中的本轮,为了掩盖基本理论的错误而不惜自欺欺人。

我们正迎来一种新型经济,它与经济学家度量的货币经济并行不悖。例如,在经济理论中,价格信号是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起着主要的协调作用,但在谷歌搜索这个巨大的信息市场里,价格却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匹配市场,是由数百个经过算法处理的信息信号加以协调。有一个并行的定价市场(针对广告)如同边斗车一样,依附于搜索市场,为谷歌提供了大量利润。

但我们如何衡量初级搜索市场中的价值交换?生产内容的目的有时是为了卖广告,有时是为了促成交易,但大量的内容只是为了生产和消费的乐趣而被生产和消费。

这种富余经济提醒我们,买卖的东西并不全是人们交换的东西。

马祖卡托还探讨了另一个问题:金融在多大程度上是生产性而非抽(割)取(韭)性(菜)的。“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政治领袖和银行家对金融的歌功颂德。”她写道,“这与企业投资者和老百姓的普遍体验相悖。在他们眼中,金融机构控制着资金的流动,它对金融机构自身利益的保障似乎远远大于对客户利益的保障。”

在这方面,马祖卡托追随了早期经济学家的脚步,他们认为经济租金是公平价值分配的主要敌人。她说,“喜欢把亚当·斯密挂在嘴边的人,大多都没有读过他的著作。在他看来,‘自由市场’并不意味着‘没有政府监管’,而是指‘没有租金’。他认为,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使市场保持那种状态。”

当然,正如她在书中所写,如今的政府在这方面做得很糟,原因就在于我们目前对“价值”的定义让寻租者犹如脱缰的野马,毫无束缚。

“‘银行业问题’出现了。”她写道,“在20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来说,都呈现出持续减弱的态势,而银行通过向个人、企业和政府提供各种付费服务而产生的营收和利润却不断增加。”马祖卡托指出,现如今,银行提供的商业投资少之又少,远远称不上经济活动的赋能者,而是已经变成净价值收割者。

说得难听点,风险资本家、经济学家比尔·詹韦(Bill Janeway)曾向我解释,到了某个时候,银行不再服务于客户,而是开始跟客户对赌。

马祖卡托认为,当银行业只是交易现有金融资产,而不是为实体经济造血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其中的差别,并制定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包括税收改革,例如抑制短期交易的金融交易税,或者建立新的金融机构,例如提供长期贷款的公共银行。

金融业与传统的“亚当·斯密式市场”(个人和企业之间交易产品和服务)到底有什么差异?它是如何变得大为不同的(变成赌博市场)?我也希望看到这方面的深入讨论。

詹韦的著作《创新经济中的资本主义》(Doing Capitalism in the Innovation Economy)回答了上述问题。他把这种经济称为政府、“市场”(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亚当·斯密式市场)和金融资本主义(以前两者为押注对象的期货)之间的“三方博弈”。银行业的哪些部分属于传统经济?哪些部分属于全新的虚拟对赌经济、与传统的市场基本面无关?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我们用同一个词“市场”来指代两种大为不同的东西,承认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的讨论。在大众和学术讨论中(包括马祖卡托的那本著作),我们看到了股票市值与实体经济中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之间的这种冲突。

人们经常把企业的“规模”当成市值,而不是把营收、利润、员工数量或者其他现实因素当成市值。例如,当人们说Uber是一家“600亿美元的公司”时,他们其实是把用美元表示的赌博赔率当成了其市场“价值”。Uber目前的营收约为100亿美元,利润为零,或者更确切地说,亏损了几十亿美元。因此,金融市场里的押注完全不符合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当前现实。

说好听点,这个赌博市场酝酿了先前无法想象的新未来;说难听点,它是在押注未来的价值收割,而且是通过经济租金的建立,而不是真实价值的创造!

在我的著作《未来会怎样?为什么说取决于我们自己》(WTF? What’s the Future and Why It’s Up to Us)中,我把这种特殊的赌博经济称为货币“超钱”。在硅谷,企业往往不是被视为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商,而是被当成金融工具,一开始就是为了获得融资,或许也是想赢得关注和青睐,继而能够被收购,或是在人们的热情和期许之中,最终上市。无论是哪种,或许自始至终都不是一家真正做事的企业。

这种特殊货币使高估值企业可以提高员工薪酬,低价收购其他公司,还能为投资者和早期员工创造巨额财富。公司还没有真正盈利,这些人就能靠公司赚到越来越多的钱。他们可能扰乱、摧毁了以传统方式赚钱的现有企业,推高了当地楼价,并对经济造成了其他伤害。

为创业过程中的冒险行为提供资金,这是金融的社会生产性用途;而为创业过程中的“戏剧性举动”提供资金,造福那些轻信的投资者,让内部人士在经济成果产生之前就从中得利,这显然是金融市场游戏的另一个版本,其结果是损公利己。

从理论上说,公司的股票价格等于其未来利润流的净现值——那家公司以后会值多少?由于未来是不确定的,股票价格本质上就是押注于公司的未来增长和收益。

“价值投资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解释了这一概念(沃伦·巴菲特是其中的佼佼者,现在很少有人践行这种投资理念)。他说,短期来看,股市如同投票机,但长期来看,股市如同称重器。如果企业仅仅根据增长前景来进行估值,从不期望它创造实际利润(亦即生产性盈余),结果会怎样?这就像赛马,比赛还没有结束,赌注就下了。金融赌博经济与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之间,已经脱节。

但更重要的是,我把金融市场称为世上第一个流氓AI,它对人类充满敌意,就像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著作《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中的那台回形针量产机。当我们去优化金融赌博市场的时候,人类成为一种需要被消除的成本,因为在割韭菜盛行的金融赌博市场上,企业利润的增长会被放大很多很多倍。

我们想要打造的经济必须把增加人类价值和为人类增加价值作为目标。为了构建这种经济,我们需要用心思考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在本书中提出的问题,从经济思想的历史和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整个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

这本书让我大受启发,我强烈推荐。相信你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