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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代导演:30岁前就实现电影梦的富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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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代导演:30岁前就实现电影梦的富二代

放眼当下,还没有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总能深入电影制作的第一线。虽然各司其职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若真去体验电影创作全过程的酸甜苦乐,相信还是弊大于利的。

中国电影正在进入它的最黄金期,起码从票房数字看,这是个事实。也正是因为此,重新梳理中国电影才显得重要,要知道,在当代,我们更多是从好莱坞甚至是香港电影里汲取营养,无论是对于类型,还是编剧,甚至是价值观都是如此。

本文既是对中国电影往事充满感情的一个回溯,但更多的是,希望能重拾那些被我们忽视的中国电影美学,以期将来的中国电影,能在外观的光鲜之外,能像前辈一样真正奉献出独属于中国人的质感和况味。

文|赛人

常规的说法,传说中的中国第一家照相馆,位于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此乃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因在此地摄制的《定军山》,也就随之命名为中国第一部电影,它的年份,1905,定为中国电影的纪元。但这部关于三国的故事,我们是看不到老黄忠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激动人心的场景。胶片遗失是一回事,而关于《定军山》拍摄时的幕后花絮,也皆不可考。这也使后来人在重拾中国电影发端时,有了各自不同的书定空间。胡安的《西洋镜》和安战军的《定军山》,都有着不尽相同的梳妆打扮和自说自话。

实际上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在学术界,仍然是一个谜。在激赏某些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之余,也可见影像的首要,是“看”。“看不见”是最大的证据缺失。也就不奇怪,但凡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人,一般不会把《定山军》的主演,名伶谭鑫培,看作是中国的第一位演员。也不会把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视为中国电影之父。这个头衔肯定要落到来自广东汕头的富家子弟郑正秋身上。

《阎瑞生》,1921年。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根据当时轰动一时的“阎瑞生谋杀王莲英”案改编而成,该片上映后引起极大反响,也成为中国第一部禁片,2014年,姜文据此拍摄了《一步之遥》。

拍电影的富二代:张石川、郑正秋

说起中国第一代导演,他们大多有着上好的家景。这在反映中国早期电影《阎瑞生》诞生过程的《一步之遥》中能管窥出:周韵饰演的电影青年,同时也是一个出手阔绰的官二代。电影在当时不少人看来,是成年人最好的玩具。对于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绝大部分人还吃了上顿顾不了下顿的时代,电影更是部分特权阶层的奢侈品。这些中国最早的电影之子,他们在银海上的扬帆启航,均是在他们风华正茂之时,都在三十岁之前实现了他们的电影梦。郑正秋是24岁出道,和比他小一岁的,中国电影史上的另一位扛鼎级人物张石川合作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在中国第一代导演的群落里,沈浮算是出身微寒的,但他十九岁就自编自导自演了短片《大皮包》,又名《沈少爷》。沈浮在解放前夕执导的《万家灯火》,已成为中国电影批判现实主义的不朽经典。

这门年轻的艺术,也必然是由年轻人来书写中国电影的鸿蒙初开。

另外一个现象,对当下的中国电影来讲,更加意味深长。还是说中国第一代导演中的那两位领军人物,郑正秋和张石川,他们既是电影艺术家,也是电影实业家。二人创办的明星公司,一时风头无两。第一部明星公司自然是群星灿烂,如王汉伦、张织云、杨耐梅、宣景琳四大名旦,当然还有盛极一时的、中国电影皇后胡蝶。而明星公司创立之初,首先解决的就是演员的供给,明星公司旗下有着中国最早的演艺训练班。这两位中国电影的先驱,深知普通观众走出影院后,真能在他们心头留下难以磨灭印象的,就是那一张张生动的面孔。明星公司还建立了自己的院线,还创办了《明星月刊》,借以加强电影的宣传。中国早期的电影工业,在中国电影真正的摇篮——上海,长期呈三足鼎立的架势。除明星外,还有罗明佑掌舵的“联华”,以及邵氐兄弟的前身“天一”。天一公司的老二邵囤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最著名的老六邵逸夫则深通摄影,而老大邵醉翁则身兼制片和导演。他相继导演《梁祝痛史》、《白蛇传》、《孟姜女》、《七侠五义》、《乾隆游江南》等影片。放眼当下,还没有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总能深入电影制作的第一线。虽然各司其职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若真去体验电影创作全过程的酸甜苦乐,相信还是弊大于利的。

《难夫难妻》,1913年。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为中国电影确定了现实主义的基调,此照片摄影师背后的人为张石川,当时中国还没有使用“导演”这个词。

蓬勃的类型片

说回到中国早期电影的三国演义,“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不难发现,早慧的中国电影人,起码在工业诉求上搭建好了筋骨,现在只需往里填充丰富的血肉,一个电影巨人就会屹立于神秘的东方。

严格来说,上世纪初叶的中国电影。和与它平行的欧美电影,乃至日本电影相较。行走的速度还不够迅捷,关于影像本体的开发,尚未积极自觉。张石川执导的《孤儿救祖记》和《姊妹花》虽基本实现了中国民情、传统文化与这舶来品的相亲相爱。但大部分中国早期电影,还未能成就光影与人生更具灵性的互动,而一如倒映,一如梦境的距离感也未真正的建立。

《孤儿救祖记》,1923年。它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部艺术与商业双赢的电影,它既有着郑正秋试图教化社会的艺术企图,也取得了相当高的票房成绩,让明星公司起死回生。

美术和戏剧功底的大导演史东山,步入影坛之时,他的创作优势并不突出,可一旦有了释放的出口,这位大导演的光芒就闪耀起来,且能辉映新旧两个中国。史东山和沈浮在第一代导演当中,属厚积薄发。从更长远的电影史来看,这二位的成就也更高。这二位后来的杰作,不仅有着鲜明甚至迫切的时代讯息,还有着时代的帷幕撤离过后,更为持久的人心、人情。

上世纪初,中国观众看的外国电影,以电影的发祥地法国为主。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的战败,战胜国美国的迅速崛起,中国人对好莱坞也开始有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当一代笑匠卓别林风靡全球,并在上海同样遭受热捧之时,张石川想叫这位滑稽大王也替自己赚几张钞票,就请郑正秋创作了《滑稽大王游华记》的剧本,假设卓别林到了上海,由于生疏,闹了一连串的笑话。扮演卓别林的是曾在“新世界”马戏班里当小丑的英国人李却·倍尔。但这部影片与美国影片对垒时,还是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张石川这才接纳了郑正秋“长篇正剧”的主张,执导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孤儿救祖记》。这部电影有着绝对中国式的人伦、人情。其叙事也可从元杂剧、笔记小说中找到脉络。影片大获成功,明星公司也就此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确立。

当时的好莱坞电影,除卓别林、劳莱哈代的喜剧电影以外。还有就是一些侠盗片,其中贝弗利山定居的电影明星道格拉斯·范朋克出演的罗宾汉系列,也饱受欢迎。极具商业嗅觉的张石川,觉得可以生产中国式的侠盗片,这才有了中国武侠片的雏形《火烧红莲寺》。影片根据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改编,一经面市,就赚了个盆满钵满。秉着见好不收的商业信条。张石川将此系列扩展至十八部。其它电影公司争相效仿,很而在这其中,曾执导过《阎瑞生》的任彭年,也不甘其后,接连执导了十三集武侠片《关东大侠》。整个中国银幕上,是剑气纵横,刀光火海,并最终让它的观众厌弃,并遭到瞿秋白、鲁迅等文化名人的批判。在饱受诟病之余,却给中国电影的硬件技术、特技手段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空间。

《玉梨魂》,1924年。讲述青年教师何梦霞课余为崔鹏郎授课,寡母梨娘对何充满感激,两人因怜生爱,梨娘不愿违背礼教,投河自尽...

那时候的中国电影,大多时候只是呈现了一种简单的趣味,按大导演张石川的说法是“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而他最为紧密的合作伙伴郑正秋正把影以载道作为电影人的责任所在,他执导的影片相较张石川而言,文人气息略重一些。可以说,郑正秋与张石川的创作观不径相同,他与一位年轻的电影人,第二代导演蔡楚生倒是志趣相同。这师徒俩的一段佳话,引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人横空出世,并迎来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原文载于《大众电影》杂志

作者简介:

赛人,资深电影策划人,曾任《电影世界》杂志副主编。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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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代导演:30岁前就实现电影梦的富二代

放眼当下,还没有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总能深入电影制作的第一线。虽然各司其职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若真去体验电影创作全过程的酸甜苦乐,相信还是弊大于利的。

中国电影正在进入它的最黄金期,起码从票房数字看,这是个事实。也正是因为此,重新梳理中国电影才显得重要,要知道,在当代,我们更多是从好莱坞甚至是香港电影里汲取营养,无论是对于类型,还是编剧,甚至是价值观都是如此。

本文既是对中国电影往事充满感情的一个回溯,但更多的是,希望能重拾那些被我们忽视的中国电影美学,以期将来的中国电影,能在外观的光鲜之外,能像前辈一样真正奉献出独属于中国人的质感和况味。

文|赛人

常规的说法,传说中的中国第一家照相馆,位于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此乃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因在此地摄制的《定军山》,也就随之命名为中国第一部电影,它的年份,1905,定为中国电影的纪元。但这部关于三国的故事,我们是看不到老黄忠的“请缨”、“舞刀”、“交锋”等激动人心的场景。胶片遗失是一回事,而关于《定军山》拍摄时的幕后花絮,也皆不可考。这也使后来人在重拾中国电影发端时,有了各自不同的书定空间。胡安的《西洋镜》和安战军的《定军山》,都有着不尽相同的梳妆打扮和自说自话。

实际上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在学术界,仍然是一个谜。在激赏某些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之余,也可见影像的首要,是“看”。“看不见”是最大的证据缺失。也就不奇怪,但凡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人,一般不会把《定山军》的主演,名伶谭鑫培,看作是中国的第一位演员。也不会把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视为中国电影之父。这个头衔肯定要落到来自广东汕头的富家子弟郑正秋身上。

《阎瑞生》,1921年。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根据当时轰动一时的“阎瑞生谋杀王莲英”案改编而成,该片上映后引起极大反响,也成为中国第一部禁片,2014年,姜文据此拍摄了《一步之遥》。

拍电影的富二代:张石川、郑正秋

说起中国第一代导演,他们大多有着上好的家景。这在反映中国早期电影《阎瑞生》诞生过程的《一步之遥》中能管窥出:周韵饰演的电影青年,同时也是一个出手阔绰的官二代。电影在当时不少人看来,是成年人最好的玩具。对于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绝大部分人还吃了上顿顾不了下顿的时代,电影更是部分特权阶层的奢侈品。这些中国最早的电影之子,他们在银海上的扬帆启航,均是在他们风华正茂之时,都在三十岁之前实现了他们的电影梦。郑正秋是24岁出道,和比他小一岁的,中国电影史上的另一位扛鼎级人物张石川合作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短片《难夫难妻》。在中国第一代导演的群落里,沈浮算是出身微寒的,但他十九岁就自编自导自演了短片《大皮包》,又名《沈少爷》。沈浮在解放前夕执导的《万家灯火》,已成为中国电影批判现实主义的不朽经典。

这门年轻的艺术,也必然是由年轻人来书写中国电影的鸿蒙初开。

另外一个现象,对当下的中国电影来讲,更加意味深长。还是说中国第一代导演中的那两位领军人物,郑正秋和张石川,他们既是电影艺术家,也是电影实业家。二人创办的明星公司,一时风头无两。第一部明星公司自然是群星灿烂,如王汉伦、张织云、杨耐梅、宣景琳四大名旦,当然还有盛极一时的、中国电影皇后胡蝶。而明星公司创立之初,首先解决的就是演员的供给,明星公司旗下有着中国最早的演艺训练班。这两位中国电影的先驱,深知普通观众走出影院后,真能在他们心头留下难以磨灭印象的,就是那一张张生动的面孔。明星公司还建立了自己的院线,还创办了《明星月刊》,借以加强电影的宣传。中国早期的电影工业,在中国电影真正的摇篮——上海,长期呈三足鼎立的架势。除明星外,还有罗明佑掌舵的“联华”,以及邵氐兄弟的前身“天一”。天一公司的老二邵囤人擅长编剧,老三邵仁枚精于发行,最著名的老六邵逸夫则深通摄影,而老大邵醉翁则身兼制片和导演。他相继导演《梁祝痛史》、《白蛇传》、《孟姜女》、《七侠五义》、《乾隆游江南》等影片。放眼当下,还没有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总能深入电影制作的第一线。虽然各司其职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若真去体验电影创作全过程的酸甜苦乐,相信还是弊大于利的。

《难夫难妻》,1913年。中国第一部故事片,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为中国电影确定了现实主义的基调,此照片摄影师背后的人为张石川,当时中国还没有使用“导演”这个词。

蓬勃的类型片

说回到中国早期电影的三国演义,“明星””是“长篇正剧”的鼻祖、“联华”是““文艺片”的源头,而““天一”则把“稗史、神怪片”一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影片的类型直至今日仍在延续。不难发现,早慧的中国电影人,起码在工业诉求上搭建好了筋骨,现在只需往里填充丰富的血肉,一个电影巨人就会屹立于神秘的东方。

严格来说,上世纪初叶的中国电影。和与它平行的欧美电影,乃至日本电影相较。行走的速度还不够迅捷,关于影像本体的开发,尚未积极自觉。张石川执导的《孤儿救祖记》和《姊妹花》虽基本实现了中国民情、传统文化与这舶来品的相亲相爱。但大部分中国早期电影,还未能成就光影与人生更具灵性的互动,而一如倒映,一如梦境的距离感也未真正的建立。

《孤儿救祖记》,1923年。它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部艺术与商业双赢的电影,它既有着郑正秋试图教化社会的艺术企图,也取得了相当高的票房成绩,让明星公司起死回生。

美术和戏剧功底的大导演史东山,步入影坛之时,他的创作优势并不突出,可一旦有了释放的出口,这位大导演的光芒就闪耀起来,且能辉映新旧两个中国。史东山和沈浮在第一代导演当中,属厚积薄发。从更长远的电影史来看,这二位的成就也更高。这二位后来的杰作,不仅有着鲜明甚至迫切的时代讯息,还有着时代的帷幕撤离过后,更为持久的人心、人情。

上世纪初,中国观众看的外国电影,以电影的发祥地法国为主。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的战败,战胜国美国的迅速崛起,中国人对好莱坞也开始有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当一代笑匠卓别林风靡全球,并在上海同样遭受热捧之时,张石川想叫这位滑稽大王也替自己赚几张钞票,就请郑正秋创作了《滑稽大王游华记》的剧本,假设卓别林到了上海,由于生疏,闹了一连串的笑话。扮演卓别林的是曾在“新世界”马戏班里当小丑的英国人李却·倍尔。但这部影片与美国影片对垒时,还是落了个一败涂地的下场。张石川这才接纳了郑正秋“长篇正剧”的主张,执导了他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孤儿救祖记》。这部电影有着绝对中国式的人伦、人情。其叙事也可从元杂剧、笔记小说中找到脉络。影片大获成功,明星公司也就此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确立。

当时的好莱坞电影,除卓别林、劳莱哈代的喜剧电影以外。还有就是一些侠盗片,其中贝弗利山定居的电影明星道格拉斯·范朋克出演的罗宾汉系列,也饱受欢迎。极具商业嗅觉的张石川,觉得可以生产中国式的侠盗片,这才有了中国武侠片的雏形《火烧红莲寺》。影片根据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改编,一经面市,就赚了个盆满钵满。秉着见好不收的商业信条。张石川将此系列扩展至十八部。其它电影公司争相效仿,很而在这其中,曾执导过《阎瑞生》的任彭年,也不甘其后,接连执导了十三集武侠片《关东大侠》。整个中国银幕上,是剑气纵横,刀光火海,并最终让它的观众厌弃,并遭到瞿秋白、鲁迅等文化名人的批判。在饱受诟病之余,却给中国电影的硬件技术、特技手段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空间。

《玉梨魂》,1924年。讲述青年教师何梦霞课余为崔鹏郎授课,寡母梨娘对何充满感激,两人因怜生爱,梨娘不愿违背礼教,投河自尽...

那时候的中国电影,大多时候只是呈现了一种简单的趣味,按大导演张石川的说法是“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而他最为紧密的合作伙伴郑正秋正把影以载道作为电影人的责任所在,他执导的影片相较张石川而言,文人气息略重一些。可以说,郑正秋与张石川的创作观不径相同,他与一位年轻的电影人,第二代导演蔡楚生倒是志趣相同。这师徒俩的一段佳话,引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人横空出世,并迎来了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原文载于《大众电影》杂志

作者简介:

赛人,资深电影策划人,曾任《电影世界》杂志副主编。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