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宵寒 徐昙

“站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交叉点上。”沈国军这样形容90年代末开始创业的这一批企业家。

早年，硕士毕业的沈国军进入建设银行舟山市分行，一路在建行体系做到了高管。1997年，正顺风顺水的沈国军从体制内辞职，成立了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改革开放的40年，银泰集团经历了半程。改革开放将中国社会大多数阶层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改革共同体。沈国军和他创立的银泰是改革的参与者，也在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着作用。他所构筑的百货生态推动着中国零售的发展，其操盘的资本并购成为行业经典案例，在传统零售关店潮到来前，与阿里深度合作，银泰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新零售道路。

日前，银泰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沈国军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银泰能够从无到有主要得益于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由此带来的消费能力提升、城市化进程加快、中产阶级规模扩大。

相比70、80年代草根出身的企业家，沈国军这一代企业家从体制内离开的比例更高，视野相对市场化、国际化，对企业的管理也更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更市场化的客观环境与更好的营商环境。

如柳传志、刘永好这一代从70年代就创业的企业家，他们企业的经营风险大多来自于环境、体制，政策决定企业生死，但银泰的风险则主要来自于市场。“与前两代人相比，我们的机会更多。”沈国军认为。

银泰的这二十一年，经历了不少的磕磕绊绊，却能够回避或减轻了大型经济危机的影响。谈及原因，沈国军说，这或许与过去的工作经历有一定关系。在金融机构工作过的人，会相对保守，风险意识更强，同时也更善于分析经济周期和经济走势。

沈国军不算激进，每一次出手前都会考虑到风险因素；但他又有足够的魄力，银泰的几次重大扩张都发生于经济危机前后。

1997年，刚成立银泰集团的沈国军从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手里以六折的价格买下了武林广场延安路的三栋大楼，这本是一场房地产投资生意，无奈亚洲金融危机在侧，谈好的买家临时爽约，剩余一栋久久无人接盘。在国内一线百货集团间奔走许久，却无奈未有人出手，沈国军决定自己进入百货行业，银泰的第一家百货公司就此在第二年开业。

武林银泰百货的开业后来被视作杭州百货生态拓展关键的动作，它拉开了杭州零售业变革的序幕，附近几大百货相继调整开业兴起，推动了武林商圈的形成，更形成了对全国百货行业的示范效应。

在武林银泰百货开业的这一年，沈国军再次做了一个日后长久影响银泰生态布局的决定，买下位于北京市中央商务区核心地段的黄金角。在金融风暴到达前，这本是被投资者们争抢的地块，但当时已经无人问津，沈国军思量前后，买下了这块地，建起了北京市地标北京银泰中心。

从百货到高端时尚商场、酒店，沈国军在银泰的前十年渐渐布下了零售商业生态，也为市场留下了经典的资本并购案。2000年5月，银泰收购宁波华联21.41%的股权，成为这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2005年，沈国军经手了他最为知名的并购案，对百大集团和鄂武商A的争夺战成为延续多年的商战经典。

在改革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银泰与阿里联合摸索出来的新零售路线也成为传统零售公司的转型样本。

从2010年起，沈国军瞄准新经济，开始了数字化转型。2013年成立的菜鸟网络，银泰集团投了16亿，以32%的股份位列第二大股东。2014年，阿里53.7亿港元战略投资银泰商业，三年后，阿里联合沈国军以177亿元私有化银泰商业，银泰百货开始了全新的新零售转型路线。

既是同乡、老友，又是密切的商业合作伙伴，沈国军和马云经常会聚在一起讨论零售行业的发展。2013年，沈国军和马云聊起了传统百货和电商的结合。“电子商务是空军，狂轰乱炸把传统零售企业搞得半死不活，但也没人去收拾打下的战场，总要有地面部队去协同。”沈国军说，“空军基地都不存在，飞机又怎么加油？商品的数字化怎么做？商品的保障怎么办？客服和用户体验谁来弄？”

“应该组建特种部队去做这件事。”马云也认同，这是新零售的雏形。在外界知道新零售概念的三年前，银泰和阿里已经签好了协议。

如在传统零售关店潮来临前向新零售的变革，沈国军很多时候都赶在危机来临前提前调整，这也是他这二十一年的经营策略。2016年下半年，沈国军在银泰集团内部再次发起了一场业务大调整。“把资产转变为资源”，沈国军给这场调整定了调。

调整一直持续到2017年上半年，整个银泰集团的业务都做了重新组合，公司决定长期持有的业务继续扩大规模，一部分资产则被寻求合作、出售。沈国军把这次调整视为银泰二十一年发展历程中第四个重要的发展节点。“这次战略转型使得，2018年在民营企业的日子大多不太好过，企业家们情绪不足的背景下，银泰的发展依然非常健康。”

曾经改变了国内百货商业格局、推动了新零售、矿产资源等多个行业发展的银泰，如今创造了17万余个就业岗位。“如果能为国家做一点事，无论是纳税、创造就业还是推动行业变革，我都会继续尽我所能。”沈国军说。

但在银泰之外，近期很多企业面临着经营困境。作为改革共同体的一部分，沈国军表示，民营企业有责任、有义务共同稳定经济发展的预期，更应该发挥灵活创新的特点，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更加扎扎实实做好企业转型，心无旁骛地做好创新变革，实现产业报国。

具体到每一家民营企业，沈国军说，“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变革中寻求突破，在创新中持续发展，努力打造出自己企业穿越经济周期的核心能力。”

同样重要的还有坚定信心。沈国军认为，改革开放40年，国家的经济基础已经比较牢靠，现在是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各个市场的规模都非常大，拥有巨大的发展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诞生了大量消费升级需求，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在客观上提供了非常巨大的发展空间。“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可持续性稳定发展的基本面仍然是积极的，能够支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

在沈国军看来，周期中的低谷和高潮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有必然联系，是社会经济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作为民营企业无法左右也无法回避，要保持乐观理性，在周期的低谷应想方设法寻找和抓住机遇，反周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