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还能走多远？”2018年11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上提出这个问题。蔡昉说：“孔子说’四十不惑’，一个国家发展了40年，也应该总结一些一般的经验概括，而并非仅仅摸着石头过河。”

蔡昉介绍，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每年保持在9.6%的GDP增长速度，为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同时，中国的城市化增长速度也不输经济增长。比较而言，过去40年里，发达国家平均城市化速度是一年只能提高0.33%，低收入国家更是只能提高1点几个百分点，而中国是3.15%。

中国城市化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过程。蔡昉解释，原因在于二者都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的“库兹涅茨过程”。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变化理论，一、二、三产业之间，还有地域之间、部门之间、城乡之间的重新配置，其根本目的都是提高劳动生产力。

不过，尽管拥有媲美经济增长的城市化速度，蔡昉指出，当前的城市化本身存在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不能忽视的缺口。

“常年外出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常常被统计为常住城镇人口，却没有获得城镇户口，也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因此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形成一个缺口。” 蔡舫解释，根据2017年的数据，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2.4%。

此外，蔡昉指出，目前中国城市化增速正在放缓。单纯从城镇人口比重来看，城镇化规模仍在提高，但是，通过现在的城市化贡献因素数据，可以看到，城市化的可持续性正逐渐乏力。

蔡昉展示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城镇人口的年度增量构成中，有大约16%为自然增 长，即城镇人口生育带来的增长；5%是农转非人口；26%为农民工增长的贡献；最大的53%来自于所谓的就地变更——即通过行政区划变动导致的城镇化，例如县改市（区）、乡改镇、村改居委会等手段导致城镇人口的增加。

“这种（就地变更）在单纯统计口径中，大批农村居民身份变为市民，甚至很多还获得了城镇户口，但本身并不涉及就业类型和居住地的变化，并不发生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不是典型的库兹涅茨过程。真正符合库兹涅茨过程的城镇化因素是进城的农民工，而这个源泉已经开始式微。从人口趋势看，农村16-19岁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后，迄今已经处于负增长。 ”蔡昉解释称。

蔡昉表示，根据一般发展规律，我国城镇化的任务远未完成。从城镇化率指标来看，我国目前距离世界银行划分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65%的水平还有23个百分点的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高收入国家的城镇化率是84%，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城镇化率为65%，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更何况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尚有16个百分点的缺口要填补。

“没有一个大国、典型的经济体，能够在城镇化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城镇化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城镇化目标不应该有例外，我们应该继续推进城镇化。”蔡昉认为。

对于如何实现更有效率与更加公平的城市化，蔡昉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出路：其一关于农民工的流动障碍，使农民工可以从横向流动到纵向的社会流动；其次是进入城市的方式，要从作为劳动者到作为居民进入城市。

蔡昉表示，“目前农民工的横向流动可以做到，从土地流动到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但很少能看到纵向的社会流动，比如农民工可以成为企业管理者，获得城市户口，获得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这个流动还没有做到。”蔡昉称：“现在农民工作为劳动者可以进入到任何地方，但还没有作为居民进入到城市中，并不是稳定的劳动者，也不是稳定的消费者。”

所以，提高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蔡昉表示：“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保证城镇化作为库兹涅茨过程持续推进。这个过程中，中央政府承担着更大的改革成本支出责任，有助于切实推动这项改革并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