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庆远 苗兴朝

“过度医疗”一直被视为“看病贵”的重要原因而广受诟病，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将其作为医改的重点难点。尽管可能由“过度医疗”带来的花费让许多患者难以承受，但他们却大都采取回避而不与之争斗的方式处理。

值得指出的是，医学的高深理论与疾病的不可测性极高，至今没有恒定统一的阈限与审核标准，医患对此有不同的感知和认定。有专家学者说，这是时间及患方给医学诊疗量的注释与偏见，如果仍是“赤脚”年代，如果没有高精医疗设备的诞生，如果没有医保的运营，如果没有趋利的可能，也就可能没有“过度医疗”的出现和产生，所谓的“过度医疗”也可能会得到患方及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你未必真正了解“过度医疗”

那么“过度医疗”的真正原因何在？如何客观正确理解对待“过度医疗”？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最大限度的减少“过度医疗”，得到医患双方理解并推进医疗的健康发展呢？

而首先要明白的就是“过度医疗”的内容及产生的根源。过度医疗包括过度检查和过度治疗，后者又包括过度用药、高耗值材料使用、违规增加医疗服务项目、延长住院治疗时间等，最终以医疗高消费让患者认为是医方的趋利行为而受到患方的不解或恼怒，从而发生“拒付”“医闹”等现象。

而医方自然有其让人难以否认的辩解，一是目前管理机制体制存在弊端，影响医疗收入、挫伤职工情绪、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因此使其不得不用“过度医疗”营利运营，二是认为这是医疗发展和社会消费群体日益提高的医疗需要的使然，同时也承认是提高自身品牌、信誉及拓宽市场、必须提高诊断正确率、治愈率的需要。

当然，“过度医疗”并非完全是医方的趋利所致，这除了管理机制体制存在弊端外，与医方的专业进步及患方日益提高的医疗需求有一定关系，医方想通过大量的高精检查来尽力回避误诊，从而提高自身信誉度、获得患方满意。其实这也正是许多患者对现代医疗的希望与追求，因此“过度医疗”自然成了难以跨越的屏障。

可以说“过度医疗”是医改的衍生物，我国上世纪并没有这一名词，只是近几年由于医保的广覆盖才有了这一概念，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过度检查、高额药品、高耗值材料的使用及繁多的医疗服务项目使患方难以承受，但一系列整治措施却又收效甚微。

继而，政府又在价格调整上做努力，通过价格结构调整寻找医患双方都能接受的医疗消费价格，既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又激发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然而价格改革涉及面广，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稍有不慎极易发生社会不满。重庆价格调整只运行一周便因患者的不满与抗拒而喊停，便是很好的例证。

在基层，很多医院为了提升诊疗能力，就选择了先从加强硬件建设入手，为基层购置大量高精医疗设备，首先用高精检查提高诊断正确率，提高治愈率，满足和患者要求，但由于医疗机制体制问题，这就无形之中就为基层的“过度医疗”创造了条件，埋下伏笔。

业内人士均知，明确诊断除了重要的临床阳性体征及关键的医学数值支持外，还有一种不能忽视的确诊方法——排它，特别是对疑难杂症。目前许多基层医院医生，因为临床经验少，加上高精设备的运转帮助，辩证思维已日趋淡化，逐渐将检查尤其是高额高精医疗检查作为确诊的重要方法或唯一途径，这虽然是医方的无趋利行为，但实际上却加重了患方负担，成为患方指责医方“过度医疗”的证据。

精细检查的真相

医学专家对误诊与“过度检查”也有客观的分析。德国学者Kirsch和Sohafii对1959年——1989年300个病例比较发现，虽然新增了同位素、超声、磁共振、CT等先进检查手段，内窥镜也由硬铜管改进为玻璃纤维，但临床误诊漏诊反而有所上升，特别是高额检查费用的核磁、CT从零上升到77%。这说明随着医疗科学的飞速发展，高精设备增多，但误诊并未有明显降低，医方检查的质与量并不能与所谓的“过度医疗”直接挂钩。

北京协和医院吴东副教授说，如果医生不了解需要采取哪种检查手段，就无法提高诊疗水平。医学前辈张孝骞教授说得好，“病情像人的面孔一样，没有两个相同的”，因此受基本功差的影响，部分医生会有过度检查处方。

那么，难道减少降低误诊、误治就必须“过度医疗”么？不是。《临床误诊误治》杂志主编陈晓红对15.2万例误诊误治病例分析发现，医生主观原因占75%，迷信检查结果和没有准确选择检查项目；北京医院心内科曾昭耆教授一语道破天机，“对诊断最有帮助的是病史，绝不能应为有了先进的检查手段就弃之不顾”。这均说明医学基本功对控制和降低“过度检查”有它的重要性。

有专家说，医生已经穷尽思考和可利用的技术手段出现误诊时，公众应该以更加宽容的态度对待。这正是目前社会应该关注并尽力去扶助的观念。

如何向过度医疗说“不”

笔者认为，要客观正确分析并合理解决“过度医疗”，从实际出发，制定出医患双方均能理解接受的方案制度，一是在公立医院管理机制体制改革上入手，出台完善科学可行的公立医院运营制度，彻底打破公立医院的营利性运营机制和手法。

二是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道德素养及专业水平的提高，让医生处方符合诊疗患者疾病实际需要，同时有过硬的基本功面对患者，以此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检查和治疗项目，降低医疗消费，赢得患者信任。

三是加强医保管理改革，进一步完善医保支付手段，降低病人支付比例。让医保直接参与或进行医疗价格调整，特别是将大型医疗设备检查价格作为主要调整对象。

四是提高社会群体的医疗健康认知水平，使其配合合理的医疗检查、医疗服务。除了加大院外的宣传力度，还要重视院内的医患沟通，尽力降低不必要的检查，合乎患者疾病诊疗的实际需要而不被患方误解和烦恼。这样的医疗消费，就有可能既能让患者接受，也不影响医学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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