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团队首次成功修改人类胚胎的DNA，期望通过能打造全球首例人类基因改造胚胎，除去先天性遗传疾病。这在中国国内获得不少科学家的支持，却在西方引起激烈争议。

据美国《自然》（Nature）杂志的新闻网站4月22日报道称，由中山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基因功能研究员黄军就带领的科研团队以人类胚胎为研究材料，使用“CRISPR/Cas9”生物技术手段“切开”了一种能导致一种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

在中国南方，地中海贫血症是儿童中最常见、但有时可能致命的血液遗传性疾病。

这一成果本月已发表在中国机构主办的网络英文学术月刊《蛋白质与细胞》(Protein & Cell)上。黄军就此前将他们的研究报告投给《自然》和《科学》杂志，但被两家杂志拒绝发表他们的报告。

黄军就在接受《自然》杂志新闻网站采访时透露，他们从当地医疗机构处获得86个无法发育成婴儿的问题胚胎，并进行了基因修改注射，并在等候48小时之后，有71个胚胎存活；科学家再对其中54个进行测试，发现只有28个可以被认为是成功替代了目标基因。

黄军就表示，他们用作研究材料的是医院丢弃的异常胚胎，不可能发育成胎儿。他们的研究显示，眼下他们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技术还很不稳定，成功率只在30%左右，因此这种技术离临床或商业应用还很远。但是希望和全世界分享研究数据。

尽管黄军就承认相关技术仍然不成熟，并停止了实验，这项研究成果已在西方科学界掀起“轩然大波”。

西方科学界普遍关注使用人类胚胎进行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担心修改人类基因的研究可能会对未来的世代产生未知的影响，其本身的不稳定性更强化了对这种研究是否已突破了人类伦理底线的担心。西方科学家们呼吁在全球范围内中止此类在人类胚胎上进行的研究。

接受《自然》杂志新闻网站采访的美国哈佛医学院生物学家乔治•达利（Dr George Daley）说：“我相信这是第一份应用在人类未着床胚胎上的‘CRISPR/Cas9’研究报告，这样的研究是一个里程碑，但同样令人警惕。”

乔治•达利博士认为，黄军就科研团队的研究应该成为一个严重的警告，任何实验者都不应该认为这项技术已经准备好可以进行消除疾病基因的测试。改变基因序列的技术仍有局限和风险，甚至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英国生物学家Edward Lanphier对这一研究表示批评。他认为应暂停这类研究，需要进行广泛讨论后才能进一步研究。

国际再生医学联盟组织（The Allianc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也随即发出呼吁，希望中止相关研究。“基于修改人类再生细胞DNA所存在的重大安全和道德问题，这项研究仍然非常不成熟，继续研究将令人难以接受。”法新社引述该国际组织的声明说。

今年早些时候已有传闻指中国科学家正在进行人类基因修改研究，如今传闻俨然成为事实。此前，相关研究曾经在成年人细胞和动物胚胎上进行过，但从未有在人类胚胎上进行实验的报告发表过。

路透社则引述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杂志指，目前还有几项类似实验在计划或进行当中。《自然》的报导还指，中国科学家在实验中也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脱靶”效应，即不在计划当中的基因变异，这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安全问题。 

目前，生殖基因组编辑在很多国家已被法律禁止。据日本北海道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石井龙也（Tetsuya Ishii）2014年的一份综述，所研究的39个国家中29个有禁止实践生殖基因编辑的法律或是规范。在加拿大，研究人员可以改变不用于基因传承的细胞基因结构。对传承基因进行改造是被禁止的。

加州理工学院前院长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认为，利用这项技术可以调控人类遗传，担心人们在不了解改变基因后的效应之前，就盲然地把基因组做了改变。

当然，也有一些科学家在强调遗传基因研究的重要性，支持这一技术具有重要应用前景。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陈国强接受光明网采访时表示，这一领域研究突破最终会惠及所有人，人类DNA修改就是一把钥匙，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许多疾病治疗方法，帮助人们提高健康、保持年轻、延长寿命。未来这些都是可能的，也会让很多家庭脱离痛苦和折磨。

复旦大学生物学家赵世民接受光明网采访时也分析称，黄军就团队的研究完全没有道德问题。他们只用无活性胚胎进行实验，研究距离临床或商业应用还很远很远。人类DNA编辑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这类技术已经在植物、动物上成功应用，用于人类只是时间问题。但赵世民也提出，像其他科学技术一样，编辑基因有其局限性和风险。

赵世民同时也认为，改变基因序列可能会导致意外问题，这种问题可能会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引发其他缺陷或疾病。这类研究应该被允许，但是必须被严格控制在实验室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