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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男子泰国杀妻骗保案”:嫌疑人被引渡可能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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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男子泰国杀妻骗保案”:嫌疑人被引渡可能性有多大?

“天津男子在泰国杀妻”案正由泰国警方办理,嫌疑人被引渡恐难实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日前,天津男子在泰国杀妻一事引发网络热议。被害人家属提供了四份巨额保单,称嫌疑人系为“骗保”杀妻。界面新闻获悉,泰国警方正办理此案,暂不透露案件进程。本案还涉及嫌疑人引渡问题,对此,参与本案咨询的中方和泰方律师均回应,虽然存在引渡的可能性,但实际操作很困难。

男子泰国杀妻,留下巨额保单

2018年12月10日,“津云”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题为《天津男子给妻子买3000余万保险后普吉岛杀妻 女儿仅20个月大》的文章,随后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此文称,天津男子张某凡给妻子购买巨额保险后,带着妻女去泰国普吉岛旅游,在一家酒店将妻子残忍杀害,后伪造现场向岳父母撒谎称“妻子溺亡”。事发时,他们的女儿仅20个月大。

被害人表哥告诉界面新闻,生于1987年的张某凡与他是同龄人,但平时家庭聚会彼此交流并不是太多,“他经常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比较内向。”

他向界面新闻出示了泰国警方提供的尸检报告翻译件提到,死者张某年龄29岁,死亡时间为2018年10月29日,当天被丈夫张某凡发现死亡,死因为“遭到丈夫的伤害,溺水缺氧而亡”。

尸检报告还提到,张某身上有多处伤口,长度在1-3厘米,第5根肋骨折断,肚子里有出血,肝有淤青并且撕断,脾及肾两边有淤血。

目前,嫌疑人已被泰国警方立案并逮捕,本案正由泰国卡玛拉警察局办理。12月12日,界面新闻联系该局,局长回应称,暂时无法提供本案相关信息。

公开报道称,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普吉领事办公室证实,此前已协助家属办理了尸体运回国内的手续。

泰方律师:目前来看嫌疑人被引渡可能性为零

此前多家媒体报道提到本案嫌疑人存在被引渡的可能性。

对此,张某家属在泰国咨询的律师章红媛持否定态度。“每个国家都有法律的独立性,这是在泰国发生的事,肯定是由泰国处理,从警察局到检察院再到法院,有一套程序要走,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引渡可能性为零。”

“即便引渡,也要由国内警方等这边的案子结束之后,通过国际刑警进行引渡。”章红媛表示,由于嫌疑人在泰国没有财产,涉及到的民事赔偿可在国内进行起诉。

这位律师称,根据泰国法律,嫌疑人不会被判死刑,但家属现在已提供相当多的证据材料,希望尽量对凶手施以重刑。

被害人表哥表示,现在家属在泰国全力处理此案,也在国内咨询过律师,希望尽最大可能把嫌疑人引渡回国,接受惩罚。

接受过被害人家属咨询的天津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孟晖称,从法理上讲,存在嫌疑人被引渡回国的可能性,但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因而他建议被害人家属多与泰方律师沟通。“相关部门应该以本案为例,探讨一下。”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刑事辩护律师李靖宇也表示,中国曾于1993年与泰国签署引渡条约,规定了不能引渡的情形,本案并不在不能引渡情况之列,所以嫌疑人仍存在被引渡的可能性。

公开资料显示,1992年,中国颁布《关于办理引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将引渡作为境外追赃追逃的重要手段,1993年中国与泰国签署首个双边引渡条约,1994年全国人大批准《中泰引渡条约》。

据《新京报》报道,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马呈元曾于2015年解读过中泰引渡问题,他表示,如果要引渡,中国首先应该向泰国提出引渡要求,证明嫌疑人在中国所犯罪行,现在藏匿在泰国何地。泰国会在核实信息后将其拘捕,之后还要经过泰国司法程序,由当地法院决定是否合法引渡。

根据《中泰引渡条约》规定,引渡应该以书面形式提出,提交材料包括表明被请求引渡人的身份及其可能所在地址的文件或其他证据;关于该案事实的说明等内容。

马呈元指出,成功的引渡条件,总结起来就是,疑犯不能是对方公民,犯罪行为不构成政治犯,在双方法律体系下都有罪,且不会被判处死刑,若不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很可能造成无法引渡。

证明骗保存在难度

据媒体报道,天津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称涉事男子涉嫌诈骗,已立案调查,但因事发地不在国内,警方尚不掌握“杀妻”等细节,此案已按相关流程正在侦办。

被害人表哥向界面新闻出示了四份保单,投保人均为嫌疑人张某凡,被保险人则为被害人,保险金额从150万-800万元不等,总价值约1710万元。

泰方律师章红媛透露,他们正将材料翻译成泰文,希望作为量刑参考。“希望定为蓄意谋杀,这样按泰国法律最高刑期,可以判到十年以上,判死刑的可能几乎没有。”

谢孟晖律师表示,目前天津警方已经受理“骗保”案,但因为嫌疑人在泰国,国内警方想要办理此案,要么引用泰国警方证据,要么引用泰国法院判决,具体操作比较复杂。“可能只是拿到一个判决结果,执行方面起不到实际效果。”

他说,如要认定骗保,关键不在于事前签订合同,“这个民事行为没问题。”而在于证明杀妻一事与买保险有关,但此事又不在国内进行审理,因而存在难度。“如果本案发生在国内,难度会小很多。”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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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男子泰国杀妻骗保案”:嫌疑人被引渡可能性有多大?

“天津男子在泰国杀妻”案正由泰国警方办理,嫌疑人被引渡恐难实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日前,天津男子在泰国杀妻一事引发网络热议。被害人家属提供了四份巨额保单,称嫌疑人系为“骗保”杀妻。界面新闻获悉,泰国警方正办理此案,暂不透露案件进程。本案还涉及嫌疑人引渡问题,对此,参与本案咨询的中方和泰方律师均回应,虽然存在引渡的可能性,但实际操作很困难。

男子泰国杀妻,留下巨额保单

2018年12月10日,“津云”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题为《天津男子给妻子买3000余万保险后普吉岛杀妻 女儿仅20个月大》的文章,随后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此文称,天津男子张某凡给妻子购买巨额保险后,带着妻女去泰国普吉岛旅游,在一家酒店将妻子残忍杀害,后伪造现场向岳父母撒谎称“妻子溺亡”。事发时,他们的女儿仅20个月大。

被害人表哥告诉界面新闻,生于1987年的张某凡与他是同龄人,但平时家庭聚会彼此交流并不是太多,“他经常一个人关在屋子里,比较内向。”

他向界面新闻出示了泰国警方提供的尸检报告翻译件提到,死者张某年龄29岁,死亡时间为2018年10月29日,当天被丈夫张某凡发现死亡,死因为“遭到丈夫的伤害,溺水缺氧而亡”。

尸检报告还提到,张某身上有多处伤口,长度在1-3厘米,第5根肋骨折断,肚子里有出血,肝有淤青并且撕断,脾及肾两边有淤血。

目前,嫌疑人已被泰国警方立案并逮捕,本案正由泰国卡玛拉警察局办理。12月12日,界面新闻联系该局,局长回应称,暂时无法提供本案相关信息。

公开报道称,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普吉领事办公室证实,此前已协助家属办理了尸体运回国内的手续。

泰方律师:目前来看嫌疑人被引渡可能性为零

此前多家媒体报道提到本案嫌疑人存在被引渡的可能性。

对此,张某家属在泰国咨询的律师章红媛持否定态度。“每个国家都有法律的独立性,这是在泰国发生的事,肯定是由泰国处理,从警察局到检察院再到法院,有一套程序要走,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引渡可能性为零。”

“即便引渡,也要由国内警方等这边的案子结束之后,通过国际刑警进行引渡。”章红媛表示,由于嫌疑人在泰国没有财产,涉及到的民事赔偿可在国内进行起诉。

这位律师称,根据泰国法律,嫌疑人不会被判死刑,但家属现在已提供相当多的证据材料,希望尽量对凶手施以重刑。

被害人表哥表示,现在家属在泰国全力处理此案,也在国内咨询过律师,希望尽最大可能把嫌疑人引渡回国,接受惩罚。

接受过被害人家属咨询的天津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孟晖称,从法理上讲,存在嫌疑人被引渡回国的可能性,但实际操作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因而他建议被害人家属多与泰方律师沟通。“相关部门应该以本案为例,探讨一下。”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刑事辩护律师李靖宇也表示,中国曾于1993年与泰国签署引渡条约,规定了不能引渡的情形,本案并不在不能引渡情况之列,所以嫌疑人仍存在被引渡的可能性。

公开资料显示,1992年,中国颁布《关于办理引渡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将引渡作为境外追赃追逃的重要手段,1993年中国与泰国签署首个双边引渡条约,1994年全国人大批准《中泰引渡条约》。

据《新京报》报道,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马呈元曾于2015年解读过中泰引渡问题,他表示,如果要引渡,中国首先应该向泰国提出引渡要求,证明嫌疑人在中国所犯罪行,现在藏匿在泰国何地。泰国会在核实信息后将其拘捕,之后还要经过泰国司法程序,由当地法院决定是否合法引渡。

根据《中泰引渡条约》规定,引渡应该以书面形式提出,提交材料包括表明被请求引渡人的身份及其可能所在地址的文件或其他证据;关于该案事实的说明等内容。

马呈元指出,成功的引渡条件,总结起来就是,疑犯不能是对方公民,犯罪行为不构成政治犯,在双方法律体系下都有罪,且不会被判处死刑,若不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很可能造成无法引渡。

证明骗保存在难度

据媒体报道,天津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称涉事男子涉嫌诈骗,已立案调查,但因事发地不在国内,警方尚不掌握“杀妻”等细节,此案已按相关流程正在侦办。

被害人表哥向界面新闻出示了四份保单,投保人均为嫌疑人张某凡,被保险人则为被害人,保险金额从150万-800万元不等,总价值约1710万元。

泰方律师章红媛透露,他们正将材料翻译成泰文,希望作为量刑参考。“希望定为蓄意谋杀,这样按泰国法律最高刑期,可以判到十年以上,判死刑的可能几乎没有。”

谢孟晖律师表示,目前天津警方已经受理“骗保”案,但因为嫌疑人在泰国,国内警方想要办理此案,要么引用泰国警方证据,要么引用泰国法院判决,具体操作比较复杂。“可能只是拿到一个判决结果,执行方面起不到实际效果。”

他说,如要认定骗保,关键不在于事前签订合同,“这个民事行为没问题。”而在于证明杀妻一事与买保险有关,但此事又不在国内进行审理,因而存在难度。“如果本案发生在国内,难度会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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