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情人节，全世界都在提醒我单身

撰写丨蔡星卓

几乎每一个节日都可以变成情人节。

精明的商家利用一切可以被利用的节日——跨年夜、圣诞夜......将它们打造成情侣们理所当然约会的重要时刻，更不用说情人节与中国版的七夕情人节。与之相对，单身者，或由此引发的单身“问题”，自然而然成为了中国社会关注的另一对象：“单身”在新闻媒体中的曝光率在近几年不断增强，各式相亲会也越来越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内，而在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单身公寓也成为了许多楼盘的主打卖点，目标客户是那些追求自身生活质量的独身白领。2018年8月，中国通过了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修改，其中备受关注的专项附加扣除为已婚人士提供了针对某些领域的优惠政策（譬如子女教育一项）。虽然这项修改被很多人称为“单身税”并不准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触动了人们头脑中那根敏感的神经——单身人士真的要因为单身而付出“代价”吗？

对于单身者的关注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社会议题。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和90年代经历了三次“单身潮”，如今正经历着第四次。网络时代之后，2006年还被视为汉语新词语的“剩女”概念已存活了十年之久。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的《中国统计年鉴（2018）》推算，至2017年，我国的未婚人士超过2亿。而不论是自主意愿，还是社会压力下的无奈选择，单身群体的日益壮大，也并非是只存在于我国的现象。

就像夏娃由亚当而来，世界范围内传统的观念总在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酷刑”。家庭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是解决孤立的最小单位，其一直是构筑人类社会以及经济体系的基石。毫无疑问，在当下的社会文化之中，婚姻被视作一座重要的人生的里程碑，一件大部分人“想要而且期盼达到的”事情。这些既有的社会意识似乎动摇了人们在选择单身时的信念——未婚遭到质疑，尤其是超过了正常年龄结婚的人。

 

由对单身者的刻板印象谈起：单身真的“致命”吗？

什么样的人算是单身？提到单身，似乎我们总被暗示，单身就是那些“还未结婚的人”。从法律角度来说，单身者就是那些还没有正式结婚的人，而从社会层面来讲，单身者是那些并未有严肃伴侣关系的人。

单身真的弊大于利吗？那些赞同这一观点的人，大多将目光聚集到单身所带来的社会层面的弊端之上。不知认为单身是其长寿的因素之一的艾玛·莫拉诺（Emma Morano，意大利最长寿的女人）如何看待，但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学术界开始将婚姻与健康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出现了诸如“已婚人士的死亡率低于未婚人士”的发现，且这样的研究不论被研究者的性别与年龄，涉及医学社会学、人口学和社会流行病学等学科。同时，研究也表明，伴侣的死亡也影响着因此被动单身的人群，即“寡居效应”（Widowhood Effect）——因为他们缺少婚姻带来的巨大经济、心理和环境方面的好处，其中包括夫妻双方互相照顾。而婚姻的种种“好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单身的种种“弊端”，与对于单身者的歧视产生着相互影响。

从文化层面的污名，到工作场合的歧视，再到媒体上以及其他领域的冷眼相待......单身人士总面临着难以摆脱的负面刻板印象：孤独的、与社会脱节、幼稚的，甚至是自私的、抑郁的。这些刻板印象似乎并非空穴来风，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从单身者的角度来说，他们收到的歧视远远不及其他一些弱势群体。而且，由于歧视往往通过群体作用于个人，因此与天生而来的属性（如种族等）不同，单身往往可以被分成很多类，如没有处于任何关系之中、离婚、寡居或同居状态等，因此单身者很难将自己视为某一个特定群体。更重要的是，如果社会中主流意识认为人们最终都要结束单身，组成家庭，那么单身状态则非一成不变，歧视则失去了它的不合理性。

社会对于单身者的歧视，有时甚至是致命的——譬如，单身与否有时可以对医疗决策产生影响。曾学习临床心理学，现任教于特拉华大学的琼·德尔法托（Joan DelFattore）博士，曾在2017年的一次TED演讲中分享了单身者在医疗领域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自己七年前的癌症治疗之中，她发现医疗体系中广泛存在着对于单身人士的社会歧视——比起那些拥有伴侣的人们，自己只能被肿瘤医师进行保守治疗，理由是没有丈夫的她“没有必要的支持来进行强有力的化疗”。在换了另外一家医院之后，她碰到了一个同样单身的医生，才得到了相对充分的治疗方案，并最终健康地活了下来。即便如此，她还是被询问了诸多问题，例如如果住院晚上是否有人可以陪床等等。显然，在琼的案例当中，她的那些朋友、家人，虽然可以也愿意与她共渡难关，但在现有的医疗体系之下，并不能充当伴侣所能扮演的角色（如她自己的另一次经历，急诊时只有直系亲属才能陪同就诊）。而在她看来，医院对于伴侣这个“特定的人”的需求，是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的——这些针对单身人士的“规定”，并非来自医院官方规定，也并未出现在美国的联邦法律中，而仅仅是凭借医护人员个人的社会信念，即视婚姻为“最重要的同辈关系”。

 

“黄金剩斗士”：与时间“博弈”的女性单身者

说起单身与孤独，一位坐在沙发上、满头白发的老年女性形象总是能浮现在人们的脑海——当然，还少不了她怀中和脚边的那几只慵懒的猫。这样的“猫女士”（Cat Lady）常出现在各种动画片和影视剧中，是典型的老年独身女性形象。与猫女士一样，针对女性单身者的特别称呼在各个文化中都有出现，如中国的“剩女”（以及升级版的“黄金剩斗士”等）、日本的“单身寄生女”、澳洲的“Singletons”……相较单身男性，单身女性成功吸引了人们的不安、焦虑、甚至是恐惧，同时又成为社会愿意去审视的“有趣”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千禧年之后，许多有关单身女性的研究慢慢出现，它们证实了不论在何种文化之下，单身女性总被认为是“绝望、歇斯底里、幼稚、不负责任或懒惰的”。根植于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主流意识认为单身女性的“市场价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让超过一定年龄的单身女性除了适应此种逻辑之外几乎别无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选择单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女性数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上升。例如2019年2月，有网友爆料北京市允许非婚生育子女现只能随母亲报户口——在此之前，依据2015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单亲父亲与母亲均可以帮婚外生育的子女办理户口。这一消息如落实（先不提2015年《意见》颁布之前非婚生育则被视为违规生育），则提醒了中国有限地域范围内的单身女性对于婚育方式拥有更多选择，且这些选择具有法律保障。

然而，正如西蒙娜·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所描述的那样，“从传统说来，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女人似乎理应背负妻子与母亲的双重责任。这在琼的发现之中被再次印证——在与性有关的医疗保健领域之中，“女性注定是要结婚的”这种信念十分醒目。值得注意的是，单身女性面临的压力来自多个层面的歧视叠加，除了之前提到的性别歧视和对高龄女性的年龄歧视，还包括传统以来对女性角色的解读和主流媒介的塑造等。

一切似乎都关乎于时间。一座正在倒计时的钟时刻提醒着这些适龄女青年走向婚姻的岔路。如果不这样做，她们就是“错过了这班车”，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或是她们的时间“冻结了”。未婚状态，意味着她们总是在“等待”结婚。世俗对于她们归于某种“秩序”的需求——一个严厉的关于婚姻的“时间表”——正与时钟和日历被发明出来的目的不谋而合。这样人为的关于生物钟的隐喻，对单身女性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约束，性别差异也由此产生。

 

实际层面：单身还是一种自由选择吗？

即便有诸多歧视存在，单身潮却依旧势不可挡，且已经成为一种全球趋势。以美国为例，上世纪七十年代还仅仅有3800万成年人是单身状态，而三十年后，这个数字则迅速增长为8600万，并占据了总人口的28%。同样，在中国，25岁以上的单身人口比例从千禧年的4.6%上升为十年后的5.9%。

抛开歧视不谈，人们真的可以自由选择单身的生活方式吗？从实际层面来讲，世界范围内，一些政策似乎对选择单身的人并不友好。例如，从经济角度来说，在美国，婚姻相较单身所带来的缴税政策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包括遗产税和退休账户的优惠政策等），甚至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伴侣可以变成“避税天堂”。而考虑直接收取“单身税”的国家也不在少数，其中日本与韩国都是先例。甚至在美国密苏里州，自1820年开始，真的要求21岁至50岁的未婚男子每年缴纳一美元税，而长期居住在该州者，要多交三十美元。

诸多的经济鼓励政策似乎不停暗示着人们结婚的种种好处，然而同时，人们也开始反思，单身者数量不断上升的趋势究竟是经济不稳定的原因还是结果？而最终，单身队伍日益壮大的社会完全是不可想象的吗？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在他的著作《单身社会》（Going Solo）中给出了解答。在美国，即便由亚当与夏娃而来的传统思想一直强调单身生活的孤独和与世隔绝，单身社会的崛起却并不如人们想象得如此不堪：绝大多数单身者热忱地投身于社交活动中，甚至有证据表明，独自生活的人们身心更为健康。克里南伯格通过针对几百人的访谈得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结论：在当下的社会之中，独自生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以及如何享受伴侣的陪伴。同样，研究了单身许多年的社会学家贝拉‧迪波洛（Bella DePaulo）也从八百多项研究中得出结论，即单身人士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更紧密，而婚姻往往会让两个人与世隔绝。她还发现，单身人士越自立，他们经历负面情绪的可能性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