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愿意来劝劝我？”

2018年12月15日，一场名为“精神急救”的培训在上海市生物大厦23楼举行，培训导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朱益正在与学员互动。在这个模拟场景里，朱益假设自己是一名需要帮助的抑郁症患者。

台下近30名学员没有响应。“再不来我就自杀了。”朱益接着说。

两位男学员上前，其中一位开口试探：“最近足球看了吗？”

“最近有足球吗？我没兴趣。唉，你们不要来了。”朱益回答。

另一位立即说：“没有，我们本来想叫你出去喝酒。”

“天天喝，但事情也解决不了啊。”

第三位学员加入了聊天：“你的情绪不太好，怎么了？”

“患者”似乎慢慢打开心扉：“领导在那么多人面前骂我，说我方案写得不好，在他眼里我一无是处，什么都做不好。领导把我骂成这样，我还上什么班？”

这位学员继续追问：“那你想干什么？”

“患者”朱益始终一副颓废的样子瘫坐在椅子上：“什么都不想干。”

又有学员加入了聊天：“做什么能让你开心呢？”

“跳楼。”

“你对家人很重要的，你跳楼的话，你的家人怎么办呢？”

“在家里等死，不是拖累家人吗？”“患者”说。

越来越多学员加入询问，朱益最终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演不下去了！”

这样的培训是学员们迫切需要的。比如一位来自医学院的老师说，她曾试图帮助一名情绪不稳定的学生，但茫然无措。

朱益说，心理疾病——尤其是抑郁障碍患病率在中国急待重视。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精神心理疾病患病率达17.5%，在全世界居于中高水平。其中抑郁障碍患病率3.59%，焦虑障碍患病率是4.98%。

与之相对，精神心理障碍仍是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使患者置身于延误治疗的危险。

2001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两位资深精神健康研究及教育专家Betty Kitchener和Anthony Jorm研发了“精神健康急救”（Mental Health First Aid，简称MHFA）课程。他们希望，在人们出现情绪困扰或精神健康问题时，“精神健康急救员”能够及时出现，辨识这些精神健康问题，及时帮助人们处理精神健康危机，协助他们寻求专业服务。如今，“精神健康急救”课程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落地。

在上海，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已经相对完善，比如这座城市开设了心理援助的24小时热线，可提供危机干预及心理疏导。

2018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香港心理卫生会合作，将MHFA课程引入内地，课程由非营利组织上海拓新健康促进中心负责运营。

12月15日举办的是MHFA上海第六期培训，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朱益医生和疾控精神卫生分中心社工部医务社工王彦凤授课。朱益在第一课上向学员强调，课程不能培训学员成为处理精神问题的专业辅导员或治疗师。“不适宜的急救会适得其反，我们教大家在合适的情况下进行合适的精神急救。”

课程总共两天12学时，基础课程面对的是任何对精神急救感兴趣的人，普及的精神疾病种类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物质滥用和重症精神疾病四大类。

“这几类精神心理障碍患病率较高，同时也比较容易识别和干预。”朱益解释。近年来，精神障碍也出现年轻化趋势，MHFA也开发了关爱青少年的专门课程。伴随老龄化现象的加剧，目前MHFA也正在开发关爱老年人的课程。

在朱益介绍完精神障碍现状和课程情况之后，王彦凤接力讲课。

在15日上午的课堂上，她向学员们抛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一定要在重症的生理疾病和精神疾病选一种病，你会选择生哪种病？”

有一个小组的答案非常一致，她们选择了猝死。“健康是最好的，如果一定要选，我们选择对自己和家人都少一些痛苦的猝死。”这个小组的组长说，“如果还要再在精神疾病里选一个，同样的道理，我们选择抑郁症，如果家人和自己都要承受痛苦的话，我们宁愿把痛苦留给自己。”

王彦凤却感到惊讶。“他们宁肯失去生命，也不愿意患上精神疾病，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她接着解释：“一些严重精神疾病在发作期确实异于常人，但经过专业治疗后过了急性发作期，就可以正常生活、社交、工作。认为得了精神疾病就没有希望的话，是一种社会偏见，是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

对精神疾病的误解现象，在她的工作中极为常见。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患者确诊精神障碍之后，家属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怎么会生这种病？！”接受精神障碍，对于患者家庭而言，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接受的第一步是了解。

很快又到了朱益的讲课部分。他指出，抑郁症没有单一成因，通常由遗传、性格、环境、生理和其他因素互相影响而成。抑郁症的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愉快感缺失、疲倦乏力、过分罪疚、自杀念头或行为、专注减退、行动迟缓、坐立不安、失眠、昏睡、体重剧变（一个月内增减5%）等。

抑郁症最严重的后果是自杀。“基本所有有自杀倾向、可能已经在实施自杀的人，并不是今天突然自杀，而是前期有苗头和症状，关键是周围的人们能否提前发现这些苗头、采取措施。”朱益说。

有哪些自杀危机讯号可供“精神急救员”判断？

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出现伤害自己或自杀，说话常提及自杀的途径，如服药、跳楼、上吊等，谈及或写下有关死亡、想死或自杀的内容，表现出无助无望、不理性行为，滥用酒精或药物，疏远朋友及家人，易动怒及激动，失眠或嗜睡，情绪剧变，交托后事等情况，则极有可能自杀。

和实施生理急救一样，精神急救的第一步是评估介入风险：自己是否安全？当事人及其他身边人是否安全？环境是否安全？自己状况是否适合介入？确认可以实施精神急救后，“精神健康急救员”要接触当事人来进行自杀风险评估。

朱益强调，自杀计划是评估抑郁症患者危机程度的重要讯号，在评估时一定要提出三个重要问题：有没有自杀念头？有没有自杀计划？有没有具体行动（例如准备自杀工具）？

他在工作中采取的是直接询问的方式：“如果你信任我的话，告诉我你有没有自杀的想法？”

“这样问不会诱发他冲动自杀的。这个问题他一直想面对，但又不敢去面对。”朱益鼓励当事人说出他们的感受，在询问自杀计划时，有两个增加风险的因素也必须了解：有没有滥用酒精或药物，过往曾否有自杀行为。“刚刚兄弟叫我去喝酒，可能喝完酒回来就自杀了，因为酒精会降低自控能力。”他对两位男学员说。

值得注意的是，自伤可能是自杀的前奏，用自伤的行为发泄自己的情绪，用身体的痛苦缓解心理痛苦。他告诉学员们，一旦发现有自伤行为，要表达你的关心，而不是责怪或者惊慌、惊讶，要引导他们表达内心，寻求帮助。

如果一个抑郁症患者向你讲述了自杀计划，问你该怎么办，“精神急救员”该如何回答？

“可能你只能说，我其实很关心你，我非常在意你的感受，可是你要看到，自杀可能是疾病带来的，抑郁症让人想自杀是比较常见的。但我不是专业人士，任何人在抑郁的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自杀，但必须面对、接受专业人士的评估。”朱益说。

他再次强调，“精神急救员”要做的是引导当事人接受真正专业的干预，而不是由“精神急救员”直接进行干预。

面临一个高风险自杀情况，“精神急救员”接下来该做什么？

朱益指出，不要在个人受到威胁或危险的情况下介入；不要留下他独自一人，在高危情况下，需要有人陪伴他渡过危机。如果他正服用药物或酒精，要尝试请他停止；确定他不会取得危害性命的工具，小刀、绳子等；鼓励他说出感受，要留意耐心聆听，保持礼貌和尊重，不要否定他的感受。最重要的一点，尽快寻求专业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