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责编|马蓉蓉

他，是戏剧界最为耀眼的扛鼎者之一，被称为中国最有良知最有风骨的剧作家，他无比精彩的一生停留在79岁。

他，是武侠文学上最负盛名的一代大师，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和江湖梦，他的武侠人生定格在94岁。

2018年，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和作家金庸(本名查良镛)分别于7月26日、10月30日相继离世，引发人们的无限怀念。

而在一个多月之后，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带着其一手炮制的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横空出世，宣布刚刚诞生的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双胞胎女婴通过基因修改，使她们天然能抵抗艾滋病。

消息一出，他还未来得及享受“生物天才”的盛名，国内乃至国际科学界的质疑纷至沓来，引发公众对于研究安全性与伦理性的担忧，“基因编辑婴儿”是否违法的争议甚嚣尘上。

在今年即将结束之际回顾，无论是用戏剧把现实世界真相留下来的沙叶新，还是用虚构的武侠世界书写正义的金庸，亦或是可能打开了未来科技“潘多拉魔盒”的贺建奎，在2018年的知识分子界中，“他们”的身影都难以抹去。

武侠江湖蕴含传统文化价值

尽管都是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但最终他们以不一样的方式离场。

11月12日，尽管葬礼以私人的形式举行，各位国家领导人的花圈和挽联依次排列在灵堂两侧，生前好友蔡澜、倪匡悉数到场，马云、张纪中、黄晓明等各界名人前往吊唁，场外数十家媒体全程记录，金庸先生的葬礼显然“高规格”。

而在三个多月前的那场葬礼则“安静”得多，7月28日，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人海、没有哭声、没有悼词，按照沙叶新的交代，仅有的8位亲友伴随经文的祈福声送别了他。

虽然告别方式不尽相同，但当谈及对后世的遗愿时，这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的回归到了作品。

早在十年前，沙叶新就因胃癌，手术切除了绝大部分胃，尽管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但他仍然凭着极其坚强的意志和工作热情，奇迹般存活了10年，并每天都工作10小时，写作、读书和思考，直至去年8月14日，再度入院的沙叶新才彻底离开了心爱的书房。

9月2日，女儿沙智红在悼念父亲的一篇微博文章中提到，相较于与一具毫无声息的遗骸进行形式上的生离死别，沙叶新希望自己最后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的作品，更有他的尊严，他炯炯有神的目光，百折不挠的精神，神采飞扬的激情和智慧幽默的话语”。

而今年以来身体一直不太好的金庸，在临走之际，已经“出现器官衰竭”，说话也已“不太清晰”，友人透露“并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但在曾经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我希望我死后一百年、二百年后，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说，我就很满意”。

金庸出身于旧贵族家庭，1924年3月10日，他在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出生之时，海宁查氏是当地久负盛名的书香门第，“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

作为世家子弟的金庸从小耳濡目染，接触经史，接受传统文化和价值的熏陶，各类小说也可轻易习读。其年幼时，就会每天阅读武侠小说《荒江女侠》，后来《水浒传》《三侠五义》《施公案》等成为了金庸案头的阅读书目。

1948年，金庸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其后因工作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作为新闻人“谋生活”。

1955年，随着上一年度太极门与白鹤门两大门派在澳门新花园设擂比武，民众对比武关注度高涨，报纸媒体欲趁热打铁，连载武侠小说来扩大发行量，《大公报》所属《新晚报》总编罗孚向金庸约稿，其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由此发行。

“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历史学家孟森做过考证，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金庸在回忆自己写下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时，遥远的故乡、亲切的人物、熟悉的传说都自动在他的脑海中勾勒呈现，故事从家乡流传数百年的乾隆实际上是海宁陈阁老儿子的传说展开。

在亦中亦西的香港环境中，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显然是金庸能够扬名立万的基础。

此后，金庸构建的武侠江湖中，无论是肩负民族大业的英雄，还是游离于庙堂之外的大侠，亦或是力挽狂澜的大人物，大多都暗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侠者忠肝义胆、坦荡正义的期许；不少配角或小人物更投射着传统现实世界中的人物类型。

湖南大学法学副教授蒋海松在分析金庸的作品时，就认为金庸小说中充满了各种政治隐喻，特别是在《笑傲江湖》中，明显将东方不败、任我行、岳不群等人设想为政治人物，这个江湖世界明显是权力世界的投射。

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夫子自道：“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

在文字中留真相 说真话

不同于金庸的贵族出身，当1939年读初三的金庸已经与同学合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给投考初中者》时，沙叶新才刚刚出生在南京的一个普通回族家庭。

没多少文化的父母通过开饭店、炒货店、五洋店、板鸭公司等各种生意，让他们家盖上了前后两幢二层楼房，除了“有爱心、有孝心、善待一切”“不能有不义之财、不义之举”等传统基本伦理方面的教导，父母奉行“放养”政策，“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没有规定”。

而沙叶新的文学启蒙则源于家里炒货店中包瓜子、花生的旧书纸，其中不乏《鲁迅自选集》《巴金自选集》等经典，还有叶圣陶、沈从文、郑振铎、郭沫若等作家的作品，“来者不拒、囫囵吞枣”地读文学名著成了他儿时的记忆。

等到了高二，沙叶新才真正开始走上了文学道路，彼时，他的语文老师武酉山，能够将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特别生动的传达给学生，“我们有如此丰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供我们享用，给我们熏陶、滋养我们、丰富我们”，让他觉得“特别特别幸福”。

1956年，沙叶新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妙计》，同年发表独幕喜剧《一分钱》。

“在中国，凡是在那风雨如晦、万马齐暗的年代生活过的人，他很可能从没受过表扬，但不太可能没做过检讨。”尽管不同于金庸将传统文化投射进虚构武侠世界，沙叶新针对现实世界中的“检讨”“表态”等问题的针砭时弊同样依托于传统文化积累，《“检讨”文化》《“表态”文化》《腐败文化》等文章成为他的代表性作品。

“我没有别的本事，一辈子都在拿笔，一辈子都在思考。用戏剧的方式把真相留下来，告诉青年一代，这是我的责任。”这便是沙叶新的写作志向。

1965年，沙叶新被分配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担任编剧，其发表的《一分钱》公演后颇获好评。

在经历“文革”之后，沙叶新和两位同事共同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首次联排就引起了上海乃至全国文艺界的极大关注，在北京和上海进行“内部上演”后，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轩然大波。

以上海下放青年张泉龙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为原型的案件改编，张泉龙被误认为高干子弟时，地方干部等有关人员各种礼遇，一片趋炎附势；身份被揭穿后，交往的大、小人物态度立马翻转，青年锒铛入狱，发出“假如我是真的(高干子弟)呢”的喟叹，直击干部“特权”问题和“体制”弊病。

《假如我是真的》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由谭咏麟主演，该片曾获得1981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三项大奖。

即使后来沙叶新出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等职务，他始终这样定位自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剧作家——永久的。”

身为剧作家，独立、自由、求真的知识分子精神在沙叶新看来才是应该永久坚持的，“叫一个知识分子不说真话，逼他说假话，这是知识分子最痛苦的事情”。

尽管作品表现的方式不同，在武侠小说家身份之外的金庸，也有着对于同样的坚持。

有人评价，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金庸是不完整的，不同于武侠江湖中肆意洒脱的大侠，现实世界中的金庸独立而真诚。

1959年，金庸创立《明报》，现今香港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报纸；1965年，为了适应面向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的需要，他又创办了《明报月刊》，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标榜“独立、自由、宽容”。

在创刊之时，金庸就表明了立场，“报纸不应该歪曲事实，应该讲真话，不好讲的可以不讲”，而在数十年后，谈及《明报》成功的原因时，金庸再次强调，“不说假话、读者才喜欢”。

知识分子的良心

整理沙叶新生前的日记时，女儿沙智红发现，在父亲2005年至2006年的日记本扉页，记载着他亲手写下的罗素的一段话，“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

和妻子相伴到老数十年；年过七旬，仍五时起床写作；甚至在2012年年初，沙叶新学会用手机上网，激动地向网友分享，“有老师在旁边教我，我会了，说明我这个老头不笨！哈哈，这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样没学到。加油！我争取80岁的时候学开飞机，然后再学驾驶神八、神九以及神马，腾云驾雾，高翔蓝天，这绝不是传说”。

沙叶新践行着自己单纯而强烈的激情，在谈及怜悯之心时，他直言“作家没有良心不可能写出好作品”，面对愈演愈烈的商业浪潮，知识分子在面对钱和权的选择时，能坚守责任、良心、道义、规范、准则的“越来越少”。

由于抗战而家道中落的金庸，在经历过艰苦的求学环境，融入普通老百姓生活之中后，对于民众也有着情感共鸣，对人民背负着知识分子坚守的责任。

金庸在为《明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评中就写到，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我们要尽力帮助这社会公正与善良，那就是我们的立场。

曾感叹自己“幸亏没有从政，个性不适宜”的金庸，像沙叶新一样，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文学家身份之外，也曾短暂地参与过立法、行政等工作。

本就是法律人出身的金庸，在1985年，应邀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香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1988年，金庸与查济民联名提出了“政制协调方案”，指出“香港政制过度应实行循序渐进的民主选举的主流方案”；1995年，他又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我一直存了这个‘报恩思想’来做这件事。香港人待我极好，我除了写几部小说，办一张报纸和几份杂志之外，报答远远不够，在我晚年退休之前，尽力协助起草一部好的基本法，虽仍不足以报答，总之是多出了一份力。”金庸解释自己不是政治家，也不参政，“谁把人民的生活弄好，就好”。

与出身贵族和富足之家的金庸和沙叶新不同，在2018年年末“横空出世”的贺建奎可谓是一名“逆袭”的知识分子。

1984年，贺建奎出生在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父母以务农为主，而他们家所在的新化县正是湖南最大的国家级贫困县。

“只要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孩子都想尽办法，到娄底甚至长沙就读中小学。”家境贫寒的贺建奎在初中毕业后，考入了当地县城最好的新化一中就读高中，他不仅一直是老师眼中的“尖子生”，痴迷物理的他还在家鼓捣了一个小实验室，科研天分在年少时期已有所展现。

2002年，贺建奎以670分的高分位列全校第二，他放弃了北大医学专业，毅然选择了中国科技大学。4年后，获得近代物理学学士学位的贺建奎前往美国深造，并成功在26岁时拿到美国莱斯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得中国留学基金委颁发的“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和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第85次年会优秀论文奖。

如若潜心研究，像沙叶新对知识分子所期待的那样抵制住诱惑，贺建奎的人生可谓一片坦途，甚至可能实现自己儿时“中国爱因斯坦”的目标，但他思想乃至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27岁那一年。

那一年，贺建奎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担任博士后，一年后，就通过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孔雀计划”回国，进入南方科技大学担任教师。

正是那短短一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斯坦福，我的人生观第一次被真正颠覆了。”贺建奎的改变源自他在斯坦福大学实验室的教授斯蒂芬·奎克，这位世界基因测序领域首屈一指的顶级科学家，不仅在美国拥有“四院院士”头衔，更是十多家公司的掌门人，是一位坐拥三家上市公司控股权的亿万富豪。

贺建奎的商业版图和潘多拉魔盒

“学者就应该坚守清贫，这样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成就。”贺建奎原来的想法被彻底打破，“学者不一定坚守清贫才能有成绩，学术研究到商业应用，对于我来说才是最擅长的事情。”而自由开放的深圳就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做点大事”的起点。

2012年，刚刚回国的贺建奎就于7月4日成立了一家专业从事生物信息分析服务的生物科技企业——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2017年的估值已经达到15亿元。

而根据天眼查资料显示，贺建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共有6家，作为股东的企业有7家，担任高管的企业有4家，他似乎正以斯蒂芬教授为榜样，极力扩张着自己的“商业版图”。

正是在名与利的驱使下，贺建奎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前夕，11月16日，扔下了一枚炸弹，发布了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婴儿成功诞生的消息。

在经过短暂的消息发酵之后，争议和批评之声铺天盖地，突破学术伦理和安全审查的质疑声不断，尽管贺建奎辩称“总要有人走这一步”，但人们仍恐惧是否打开了诸如科幻片中的“潘多拉魔盒”。

一周之内，中国工程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学部，以及122位学者、140名艾滋病研究专家，接连以严厉词句反对贺建奎实验的不伦。

事实上，贺建奎在基因编辑方面的实验绝非先驱，生物界人士指出很多研究者都做过相关方面实验，但在胚胎还没有植入母亲子宫时，基因就被编辑修改，并让修改过的胚胎完全发育直至诞生，是首次。

在业内看来，贺建奎的突破并不存在技术突破，而是突破伦理审查和学术程序，为基因编辑商业化做准备。

11月2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部、中国科协负责人回应“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明确表示开展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临床操作在中国是明令禁止的，科技部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

根据2003年颁布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可以以研究为目的，对人体胚胎实施基因编辑和修饰，但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者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而本次“基因编辑婴儿”如果确认已出生，属于被明令禁止的。

然而面对已经出现的基因编辑婴儿及相关人员处理，我国法律上仍然存在空白，如何防范类似研究冒险行为再出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早在两年前的香山科学会议第564次学术讨论会上，中科院院士周琪就提出我国基因编辑监管存在大量空白的问题。与会专家指出相关立法存在诸多空白、法规滞后等问题，提出应严格设定基因编辑工作的法律和规范边界，“对可能带来巨大伦理和社会问题的基因编辑工作应设定严格的边界，禁止临床试验和应用”。

正如贺建奎对法律和人性伦理边界的试探，在金庸“一人江湖”构建的武侠世界中，总不缺这样的边缘或反派人物。

“技进乎艺、艺进乎道。武侠小说之道，在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人世的真挚关怀。”在金庸看来，企业家可以富，可以贵，但不可以做坏事，不可害人，一定要做正正经经的事情，“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金庸的武侠小说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念，而“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观念是早期各国法律特别是刑事法律的基础，是刑罚存在的主要原因”。

12月19日，世界顶尖学术期刊，英国《自然》(Nature)发布了2018年度影响世界的十大科学人物，饱受争议的贺建奎以“非正面”的形象名列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