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当第五大道夜幕降临时，超过500位奥斯卡得主、华尔街巨头、硅谷奇才、时装设计师、好莱坞演员将会走过通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150码（450英尺）红毯。在过去的十年中，这已经成为纽约社交日程中无可争议的年度派对。
去年，Met Gala一晚上募集了近1200万美元，成为了Twitter的一个热门话题，并且第二天在vogue.com上吸引了超过2500万的页面浏览量。今年，它将由225个认证摄影师、记者甚至Twitter和Snapchat用户共同记录，并将成为导演安德鲁·罗西（Andrew Rossi）的纪录片的一部分。
这便是被称为“Met Ball”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装学院的福利。今年Met Ball的主题是致敬中国美学对西方时尚的影响，除了展开博物馆的年度重磅时装秀，本次活动已成为其联合主办者——65岁的Vogue美国版主编、康泰纳仕集团艺术总监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毋庸置疑的号召力的证明。电影《穿Prada的恶魔》和2009年发行的纪录片《九月刊》都制造着关于她的神话，后者曾因其毫不避讳的真实写照引发各种各样的争议。
自1999年以来，身着Oscar de la Renta（或 Prada或Chanel）礼服的“铁娘子”温图尔女士一直推动着Met Gala从为博物馆捐赠者、资助者组织的晚宴转变为纽约最盛大的由文化机构举办的慈善舞会，并使其成为她本人的时尚理念得到空前且全球性的传播。
这一切的发生，不仅反映了社会、媒体和慈善的发展，也展示了这位女性对如何一晚坐稳公司权力经纪人位置的见解。
在温图尔的领导下，Met Gala 已为服装部（该部门全部运行经费由Met Gala 独家赞助）募集了超1.45亿美元。参会者们愿意承担单张门票2.5万美元、每张10人桌最低17.5万美元的价格。相比之下，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最大的年度募款会、最近举办的“大卫·洛克菲尔”午宴筹得350万美元，而纽约芭蕾舞团2014年度春季和秋季舞会共筹集仅545万美元。
这也是新翻修的服装部被命名“安娜温图尔服装中心”的部分原因。米歇尔·奥巴马和现在所有美国著名设计师都参加了去年五月的揭幕式。
Met Gala不仅给大都会博物馆带来很大好处，也使温图尔“时尚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的地位更加稳固，从而对Vogue 大有裨益。温图尔和她的团队对宾客名单、座位安排和新闻报道——获准进入的记者人选等有着很大影响，有时，他们甚至可能影响特定嘉宾的穿着。
出席Met Gala“对世界上任何一个设计师来说都是其策略中的一部分”。公关及制作公司KCD联合主席艾德·菲利珀斯基（Ed Filipowski）说道，“其他任何国际盛典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创新艺人经纪公司主席兼总经理布赖恩·洛德（Bryan Lourd）认为，由于“美丽合约”和品牌大使带来的灰色经济，名人嘉宾出席也有他们自己的商业目的。
虽然温特尔女士谢绝了我们的正式采访，但她同意通过email回答三个与宾客名单、座位安排和财务信息无关的三个问题。当被问到她本人的参与目的时，她答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然而，菲利珀斯基说：“据我了解，她从不做她不懂的事。”
很明显，在温图尔女士加入前，“Met Gala和现在很不同”。博物馆主席艾米丽·拉弗蒂（Emily Rafferty）说，“曾经它仅仅是一个本地的活动”。
保守派批评家威廉·F·布克雷（William F. Buckley）的妻子、社交名流帕特·布克雷（Pat Buckley）从1979年就开始负责监管Met Gala（1948年由宣传家埃莉诺-兰伯特原始策划）。与从前门票多由个人购买不同，现在的门票一般被Burberry、Chanel和Versace等公司买走。
国际时尚界的加入始自1983年由戴安娜·弗里兰（Diana Vreeland）策划的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的一场秀，她之后成为服装部的顾问。加之1980年代晚期，财富爆炸的华尔街横扫慈善界，且关注点从文化机构转向学校和医院，Met Gala典型的参与者，由传统上流社会转变为新潮、大胆的人们。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95年，也就是于1988受雇成为Vogue杂志主编的温图尔女士首次被邀请成为Met Gala主持的时候。第二年，受邀的是伊丽莎白·蒂尔伯瑞斯（Elizabeth Tilberis）——另一位英国主编，她1992年到美国来主持最受欢迎的杂志《时尚芭莎》的工作。
“那时她们互相暗暗较劲。”马格瑞诺公关公司的执行主编、帮助蒂尔伯瑞斯女士打理其公关事务的苏珊·马格瑞诺（Susan Magrino）说道，“利兹把Met Gala看做宣告她的到来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博物馆从她们的竞争中获得了意外收益。”（蒂尔伯瑞斯女士于1999年因癌症去世）。
戴安娜王妃曾是蒂尔伯瑞斯女士主持的Met Gala的一个嘉宾，当时的赞助商是Dior公司。那是，Dior的老板伯纳德·阿诺特（Bernard Arnault）刚刚任命英国新锐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为艺术指导，加利亚诺以戴安娜所穿的一条裙子作为他的处女秀，并轰动一时。
到1999年时，温图尔女士由于留在Met Gala而成为其事实上的联合主持人，她的领导与Vogue封面由以模特为主到明星为主的转变相呼应。1993年Vogue封面出现了3位明星，1998年7位，到了2002年就增长到10位了。
Met Gala的嘉宾名单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从2003年开始，每年都有名人都成为Met Ball 或派对后舞会（现已取消）的主持人，包括2003年和2005年的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7次成为Vogue封面人物）、2006年的西耶娜·米勒（Sienna Miller）（4次）、2012年的凯瑞·穆丽根（Carey Mulligan）（包括本月共三次）。每年除温图尔外最多会有4位主持人，比如今年。
虽然Vogue的传讯总监海蒂·柯依（Hildy Kuryk），很快指出并非所有的封面模特都能成为Met Ball的主持人，但每个成为其主持人的好莱坞女星都曾是Vogue的封面模特。
“许多女演员都想上Vogue封面”，洛德先生说。“它成了黄金标准，完全由安娜控制。”他补充道，结果是不只是女演员，“很多人都想让安娜喜欢自己”。
当设计师斯特拉·麦卡特尼（Stella McCartney）收到2011年（博物馆举办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展览那一年）的主持邀请时，她刚好怀孕。“我想，‘天啊，如果安娜知道我刚生完孩子就要登台……’”麦卡特尼女士笑着说。
她曾考虑过拒绝吗？
“从来没有”，她说，她觉得出于对麦昆的怀念，她必须接受。她还说，不仅如此，成为Met Ball 主持人意味着获得“真正的认可”。那一年，她为18位嘉宾整装，其中有麦当娜和模特兼企业家伊曼。
现在，晚会的嘉宾名单几乎成了Vogue杂志的镜子——如同其他所有杂志一样，Vogue又反映着它主编的理念。此间的相契合简直是这一古老的忠诚法则的最好写照。
帕特·布克雷之子、作家克里斯托夫·布克雷（Christopher Buckley）在谈及他已故的母亲时说道，“我总觉得，她就在天空看着人间，‘这些人都是谁呀？’”
关于温图尔女士拒绝她不认识或认为不适合出现的宾客的流言流传已久。Radar Online报道称，2013年她禁止《纽约娇妻》剧组购买桌位。（被问及类似禁止是否存在时，柯依女士表示，“我们不能谈论宾客名单”。）
同时，温图尔女士确保称许多设计师都有到场，包括没有能力购买桌位的新人，这彰显了Vogue对出席者的支持和信任。她也帮助联系品牌和名人：2012年，一个品牌代表人曾说，当品牌询问关于邀请嘉宾的想法时，Vogue“建议”Valentino可以考虑邀请年轻女演员莉莉·柯林斯（Lily Collins）和布里特·马灵（Brit Marling）。
Valentino照做了。现在，在线搜索“Lily Collins Met ball 2012”，可以得到43.3万条结果，大多数图片都是柯林斯女士穿着华伦天奴礼服的样子。
然而，川久保玲的先生——Comme des Garcons International的执行总裁艾德里安·乔夫（Adrian Joffe）说，尽管被誉为目前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像川久保玲这样有名的设计师却从未被邀请。
温图尔女士的强大控制程度会带来摩擦，比如有宾客抱怨感觉像是被温图尔掌控的商业工具。有一个著名事件，女演员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在2013年向《今日美国》表示，她再也不想参加Met Gala了——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
“它已经专业化了”，瑞弗尼说。许多Vogue员工和博物馆发展工作室一起工作，整年都在为舞会做准备，用他们的杂志中的工作来应酬和处理晚会事务。在今年的晚会上，84名Vogue员工被安置在博物馆的各个角落。
晚会之夜倾注了大量的时间、人力还有部分来自康泰纳仕集团的资金。“这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高端的出版公司之一。”《纽约社会日志》（New York Social Diary）主编大卫·帕特里克·哥伦比亚（David Patrick Columbia）说，“你不能因它的商业决策而认为它做错了”。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花费几千美元参加晚会的宾客们，对他们来说，那不只是一张门票，更是税款注销，是一笔投资。
“谈到提高知名度和改善品牌形象，什么都不重要了。”菲利珀斯基先生说道：“晚会的影响远远不止那一晚，一条穿在名人身上的裙子就成了‘某某在Met Ball上穿的裙子’，就成了历史。”
翻译：唐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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