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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碎”后,德国媒体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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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碎”后,德国媒体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明镜》是否把自己困在了预设的刻板印象里?太多类似观点的文章,是否让新闻报道变得像‘狗咬人’一样无聊,而不得不靠虚构的内容来赚取眼球了呢?”

2018年12月22日,德国科隆,名记雷洛蒂斯“假新闻”事件后,上市的新一期《明镜》周刊。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伯彦 陈英

“假新闻(Fake News)”——这是特朗普给《纽约时报》和CNN等美国主流媒体贴上的标签。如今,在大西洋彼岸的德国,一向以敢说真话、不畏强权著称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也祸起萧墙,落入了假新闻的漩涡。

在德国大学新闻学课堂的绪论课上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家优秀媒体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德国人给出的三项标准是:自由、独立和批判(Frei, Unabhaengig, Kritisch)。但一位记者把基本的诚实(Ehrlichkeit)抛到了脑后。

2018年12月18日,一条打假新闻迅速刷遍全德各大网站:《明镜》周刊著名记者克拉斯·雷洛蒂斯(Claas Relotius)涉嫌捏造多篇新闻报道,其中至少14篇刊登在《明镜》上的专访涉及大量伪造新闻材料,其余四十余篇报道也在某些报道细节上被怀疑有夸大之嫌。作为自由撰稿人,雷洛蒂斯在过去数年间也曾经给其他媒体供稿,其中至少11篇报道为伪造,涉及媒体包括《南德意志报》、《世界报》、《时代报》等著名德国老牌报纸。

2014年,雷洛蒂斯获得CNN年度记者称号。图源:CNN

造假丑闻:重创明星周刊

“青年才俊”曾是用在现年33岁的雷洛蒂斯身上的关键词。自2011年硕士毕业之后,雷洛蒂斯就成为《明镜》周刊的特约记者,2017年更是升任《明镜》编辑。凭借四次“德国记者奖”(Der Deutschen Reporterpreis)、2014年CNN年度记者、瑞士青年记者奖(Schweizer Medienpreis für junge Journalisten)以及奥地利杂志奖(Österreichischen Zeitschriftenpreis)等重要奖项,雷洛蒂斯年纪轻轻就取得了许多同行一生不可企及的成就。

“他的工作(成就)让我们很难喜欢他,”一位同事在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他的报道太完美了,让人难以相信是真的。”

“完美”也许就是雷洛蒂斯给自己戴上的枷锁。在与《明镜》副总编德克`科布维特(Dirk Kurbjuweit)的最后一次工作对话中,雷洛蒂斯坦言:“我不想搞个大新闻,我只是害怕失败,我越是成功,我越不允许自己失败。”会谈后,雷洛蒂斯主动宣布辞职并承诺归还所有记者奖项,之后便再没出现在公众或同事的视野里。

雷洛蒂斯离开了,但《明镜》丢失的声誉却难以重塑。12月19日,《明镜》总编乌尔利希·费希特纳(Ullrich Fichtner)宣布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六十多篇涉嫌造假的报道进行深入调查,除此之外,费希特纳还要回答更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这件事偏偏发生在《明镜》?雷洛蒂斯又是如何骗过了号称欧洲审稿最严的《明镜》的呢?

“雷洛蒂斯近十年来都逃过了审核,这让我们感到难堪,说明我们内部组织架构需要立即改进,”费希特纳在给全体《明镜》员工的公开信中写道,“自从1940年代创刊以来,《明镜》所秉承的价值观还从未如此受损。”

《明镜》周刊汉堡总部墙上的格言“说出事实”。图源:《明镜》周刊

德媒自危:编审制度失效

如何避免假新闻再次出现,这不仅是费希特纳所领导的委员会关切的问题,也是所有德国媒体关心的问题。雷洛蒂斯不仅骗过了《明镜》,他在全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南德意志报》刊登的两篇专访最终也被证明为彻底伪造。让人担心的是,谁又能保证全德国只有一个雷洛蒂斯呢?

费希特纳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继续加强审核制度,除了交叉审核之外,最关键的一项举措是要求每个记者的采访都需要有摄影记者陪同。

更严格的审核制度能否杜绝伪造的假新闻?曾与雷洛蒂斯合作的胡安·莫雷诺(Juan Moreno)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作为第一个发现雷洛蒂斯造假的“功臣”,莫雷诺过去一年内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许更能反映《明镜》内部深层次的问题。

“在我给主编写邮件表达我对他(雷洛蒂斯)的怀疑后,主编找我谈过话,”莫雷诺回忆说,“我和他之间一定有一个人在说谎,而那个人是会承担后果的。”当时在莫雷诺看来,最后承担后果的应该会是自己。

尽管同在《明镜》任职,雷洛蒂斯年纪轻轻就已经是明星记者,而46岁的莫雷诺却仍然只是个合同工(注:即一年一签的“临时工”,德国一般情况下都是终身雇佣合同)。本来莫雷诺只是把表达怀疑的邮件写给了主编,但很快整个部门就收到了来自雷洛蒂斯的申诉邮件。最终莫雷诺选择息事宁人,他无奈地表示:“那时我不敢和任何同事说我和雷洛蒂斯有嫌隙,我需要这份事业,毕竟这个圈子太小了。”

莫雷诺透露,在和雷洛蒂斯共同撰写新闻稿时,两人从未见过面,而仅仅通过两次电话,其后文笔出色的雷洛蒂斯负责终稿的润色工作。最终由莫雷诺的真实访谈和雷洛蒂斯的虚假特写合成的终稿,若非对报道背景十分了解的专业人士,普通编辑几乎不可能发现其中的疑点。

“雷洛蒂斯太聪明了,他知道《明镜》内部审核的每一个流程,”时至今日,莫雷诺依然对雷洛蒂斯的天赋表示肯定。“在他的申诉信中,他甚至出示了他和当地政府机构的邮件记录以及他拍摄的视频记录。”最终,细心的莫雷诺在视频中的汽车反光镜中发现拍摄者并不是雷洛蒂斯本人。

德美论战:事态被政治化

《明镜》作为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雷洛蒂斯造假案的影响很快就超出了事件本身。第一个传媒界之外的指责声来自美国驻德大使。造假案被披露的次日,美国驻德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就致信《明镜》周刊主编:“美方严正关切事态的发展,因为雷洛蒂斯造假的数篇文章中都涉及了美国内政和外交政策。”

除了要求德方透明、公正地调查此案外,格雷内尔还表示:“我们显然是(德国媒体)偏见的受害者,自从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明镜》周刊上反美立场的报道明显增多,如今这一趋势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在信的结尾,格雷内尔更是将矛头直指《明镜》高层:“显然这位记者如此供稿,仅仅是因为(杂志社)高层要求他这么做。”

一向对政府机构不甚友好的《明镜》马上将格雷内尔的私信公布上网,副总编科布维特更是针锋相对地给美国驻德大使馆公开回信:“我们批评美国总统不代表我们持有反美立场,我们的批评只针对坐在白宫里的那个人的政策。《明镜》内部对美国没有任何偏见,美国曾经帮助过德国很多。我们欠那些在虚假报道中被污名化的人们一个道歉。”

雷洛蒂斯此次东窗事发的导火索是一篇名为《边境猎人》(Jaegers Grenze)的报道,报道详细生动地描述了美国是如何在美墨边境部署军力以防范移民的。雷洛蒂斯作为该文的第二作者向莫雷诺提供了大量采访内容和视频文件,正是这些内容引起了莫雷诺的怀疑。莫雷诺为此自费前往美墨边境与“受访对象”进行内容确认,最终证明雷洛蒂斯其实从未进行过采访。

此外,雷洛蒂斯在2017年撰写的一篇名为《小城中》(In einer kleinen Stadt)的作品也被视为带有强烈“反美”色彩。在文中,雷洛蒂斯试图通过刻画一座美国乡下小城的群像画来解释,为何美国大多数农村人口都投票给了特朗普:从田野里“墨西哥人滚蛋”的标语,到乡间小学要求学生临摹特朗普的海报——当然,这些都是虚构的。

作为立场偏左的传统媒体,《明镜》对于特朗普一向“不太友好”。图源:《明镜》周刊

业内反思:批评与自我批评

除了来自美国的质疑,雷洛蒂斯事件更是沉重打击了德国主流媒体的信誉。

“骗子媒体,就如同我们所知道的一样。”《南德意志报》网络版相关报道下方获“赞”最多的评论反映了当下传统媒体在人们心中的“不良形象”。类似观点也出现在了德国右翼民粹政党选项党(AfD)政客的口中。雷洛蒂斯案被选项党政客视为传统媒体无能的铁证。

《德国之声》发表评论文章称,雷洛蒂斯事件是对真相的背叛,在当下民粹主义者大肆攻击媒体及民主的时代,这尤为危险。专栏作家桑德拉·彼得斯曼(Sandra Petersmann)撰文称:“在全球性的无秩序开始占上风、读者对复杂问题更渴求浅显答案的当下,我们记者更不能变成观念的贩卖者。媒体和公众交流的唯一媒介就是可信度,无事实不成交流,这种交流也是民主正常运作的要素之一。”

彼得斯曼承认,行业现状对雷洛蒂斯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涉外独家报道是这个领域的王冠,即使是《明镜》也迫切需要这些明星记者的重量级报道来装点门面,”彼得斯曼写道,“对于独家性、快速性以及观点鲜明程度的渴求是会上瘾的,雷洛蒂斯的成功会被视为《明镜》的成功,但报道的极致却不能与真相划上等号,所有审核机制在此次事件上全部失效绝非偶然。”

同样刊登过雷洛蒂斯造假访谈的《南德意志报》刊文称:“对于《明镜》和整个行业来说这都是灾难。记者赖以为生的就是读者的信任。在这个‘假新闻’成为关键词的时代,可信度对于记者而言是生死攸关的话题。如果公众无法信任媒体,动摇的将是民主的基石。记者的任务是给公众展现世界的画面,如果连记者都撒谎,那么世界都将是不真实的。”

《南德意志报》专栏作家安尼特·雷梅尔斯伯格(Annette Ramelsberger)更是对记者群体提出了质疑:“记者在外采访往往独身一人,缺乏来自社会和同事的监督。在学校里每个记者都会学到:如果你说美国总统的坏话,第二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如果你揭当地市长的短,第二天市长就会来敲门。”

雷梅尔斯伯格指出:“不少记者内心深处把自己看得比采访对象更重,有时甚至视奖项比社会问题更重,毕竟编辑和读者都喜欢一个好故事。但记者这个职业的声望和记者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其实比文字本身更重要。”

作为此次雷洛蒂斯事件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德国《时代报》刊登的两篇雷洛蒂斯的文章目前仍未被发现有造假之处。《时代报》负责审核和数据管理的波尔克·马尤斯基(Polke-Majewski)相信,进一步完善审核机制能够有效遏制虚假报道:“在网上搜索被访者的信息、要求出示采访时的录音或录像、提供被访者的联系方式甚至是采访地点的最新卫星图,都会加大造假的成本。当然团队合作是更加可行的方案,多人的采访和调研队伍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好处不仅止于防止造假。”

但马尤斯基也承认,审查机制依然有失效的可能,毕竟雷洛蒂斯的确给《明镜》出示了访谈记录和影像,尽管这些都是伪造的。“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如今的报道形式是否仍有效?在报道中突出社会矛盾是否必要?通过报道以期在读者脑海中呈现一幅生动的画面,这个目标是否有必要?”马尤斯基补充道:“编辑和记者之间的合作模式也需要改变,记者应当有权自主决定,在消息来源不确定时放弃独家报道甚至可以选择不发稿。”

《汉诺威汇报》(HAZ)总编亨德里克·布兰特(Hendrik Brandt)在呼吁公众不要因雷洛蒂斯案而对所有媒体从业者丧失信心的同时,也对整个行业提出了批评:“在对媒体充满怀疑的一年过去时,由雷洛蒂斯事件划下句号真是讽刺。就在几天前,充满虚伪的委员会还给雷洛蒂斯颁奖,这和大众尾气门一样。”

“雷洛蒂斯的一系列文章都是伪造的,甚至让人怀疑审核的专业性存在与否,”布兰特在专栏文章《记者望向镜中》中写道,“《明镜》如果仅把雷洛蒂斯扫地出门是不够的,这只会给公众加深一个错误的印象:辞藻比细节更要紧,观点比事实更重要。”

专注于商业和科技报道的《商报》对于《明镜》的批评则更加尖锐。记者彼得·西本哈尔(Peter Siebenhaar)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在数字化时代,人们写一手好文字已经显得多余,但在媒体行业却依然重要。雷洛蒂斯就能写一手好文字,因此他拿奖就像收集邮票一样容易。雷洛蒂斯的漂亮文章(美墨边境的报道)所服务的,其实是德国人对美国人和特朗普的偏见;而他那篇关于希特勒反抗组织最后幸存者的专访,所服务的其实也是对东德地区新纳粹的不满情绪。当取悦读者的目的压倒报道本身时,这自然不是巧合。”

“说出事实”(Sagen, was ist)是《明镜》周刊的座右铭,但如今,似乎是出于对民粹主义的恐惧和不适应,越来越多传统媒体似乎变成了“说该说的”(Sagen, was sein soll)。

在一篇专栏中,《世界报》主编奥拉夫·格瑟曼(Olaf Gersemann)对《明镜》和整个行业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如果雷洛蒂斯关于美墨边境的文章最终想表达的是特朗普聪明、和善,这篇文章还会被发表么?在美国问题,特别是在特朗普的问题上,《明镜》是否把自己困死在了预设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里?太多类似观点的文章,是否已经让新闻报道变得像“狗咬人”一样无聊,而不得不靠虚构的内容来赚取眼球了呢?

自由、独立和批判:德国媒体三大标准。图源:《南德意志报》

 (本文作者为界面新闻德国特约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作者观点)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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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碎”后,德国媒体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明镜》是否把自己困在了预设的刻板印象里?太多类似观点的文章,是否让新闻报道变得像‘狗咬人’一样无聊,而不得不靠虚构的内容来赚取眼球了呢?”

2018年12月22日,德国科隆,名记雷洛蒂斯“假新闻”事件后,上市的新一期《明镜》周刊。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伯彦 陈英

“假新闻(Fake News)”——这是特朗普给《纽约时报》和CNN等美国主流媒体贴上的标签。如今,在大西洋彼岸的德国,一向以敢说真话、不畏强权著称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也祸起萧墙,落入了假新闻的漩涡。

在德国大学新闻学课堂的绪论课上所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一家优秀媒体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德国人给出的三项标准是:自由、独立和批判(Frei, Unabhaengig, Kritisch)。但一位记者把基本的诚实(Ehrlichkeit)抛到了脑后。

2018年12月18日,一条打假新闻迅速刷遍全德各大网站:《明镜》周刊著名记者克拉斯·雷洛蒂斯(Claas Relotius)涉嫌捏造多篇新闻报道,其中至少14篇刊登在《明镜》上的专访涉及大量伪造新闻材料,其余四十余篇报道也在某些报道细节上被怀疑有夸大之嫌。作为自由撰稿人,雷洛蒂斯在过去数年间也曾经给其他媒体供稿,其中至少11篇报道为伪造,涉及媒体包括《南德意志报》、《世界报》、《时代报》等著名德国老牌报纸。

2014年,雷洛蒂斯获得CNN年度记者称号。图源:CNN

造假丑闻:重创明星周刊

“青年才俊”曾是用在现年33岁的雷洛蒂斯身上的关键词。自2011年硕士毕业之后,雷洛蒂斯就成为《明镜》周刊的特约记者,2017年更是升任《明镜》编辑。凭借四次“德国记者奖”(Der Deutschen Reporterpreis)、2014年CNN年度记者、瑞士青年记者奖(Schweizer Medienpreis für junge Journalisten)以及奥地利杂志奖(Österreichischen Zeitschriftenpreis)等重要奖项,雷洛蒂斯年纪轻轻就取得了许多同行一生不可企及的成就。

“他的工作(成就)让我们很难喜欢他,”一位同事在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他的报道太完美了,让人难以相信是真的。”

“完美”也许就是雷洛蒂斯给自己戴上的枷锁。在与《明镜》副总编德克`科布维特(Dirk Kurbjuweit)的最后一次工作对话中,雷洛蒂斯坦言:“我不想搞个大新闻,我只是害怕失败,我越是成功,我越不允许自己失败。”会谈后,雷洛蒂斯主动宣布辞职并承诺归还所有记者奖项,之后便再没出现在公众或同事的视野里。

雷洛蒂斯离开了,但《明镜》丢失的声誉却难以重塑。12月19日,《明镜》总编乌尔利希·费希特纳(Ullrich Fichtner)宣布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六十多篇涉嫌造假的报道进行深入调查,除此之外,费希特纳还要回答更严肃的问题:为什么这件事偏偏发生在《明镜》?雷洛蒂斯又是如何骗过了号称欧洲审稿最严的《明镜》的呢?

“雷洛蒂斯近十年来都逃过了审核,这让我们感到难堪,说明我们内部组织架构需要立即改进,”费希特纳在给全体《明镜》员工的公开信中写道,“自从1940年代创刊以来,《明镜》所秉承的价值观还从未如此受损。”

《明镜》周刊汉堡总部墙上的格言“说出事实”。图源:《明镜》周刊

德媒自危:编审制度失效

如何避免假新闻再次出现,这不仅是费希特纳所领导的委员会关切的问题,也是所有德国媒体关心的问题。雷洛蒂斯不仅骗过了《明镜》,他在全德国发行量最大的《南德意志报》刊登的两篇专访最终也被证明为彻底伪造。让人担心的是,谁又能保证全德国只有一个雷洛蒂斯呢?

费希特纳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继续加强审核制度,除了交叉审核之外,最关键的一项举措是要求每个记者的采访都需要有摄影记者陪同。

更严格的审核制度能否杜绝伪造的假新闻?曾与雷洛蒂斯合作的胡安·莫雷诺(Juan Moreno)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作为第一个发现雷洛蒂斯造假的“功臣”,莫雷诺过去一年内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许更能反映《明镜》内部深层次的问题。

“在我给主编写邮件表达我对他(雷洛蒂斯)的怀疑后,主编找我谈过话,”莫雷诺回忆说,“我和他之间一定有一个人在说谎,而那个人是会承担后果的。”当时在莫雷诺看来,最后承担后果的应该会是自己。

尽管同在《明镜》任职,雷洛蒂斯年纪轻轻就已经是明星记者,而46岁的莫雷诺却仍然只是个合同工(注:即一年一签的“临时工”,德国一般情况下都是终身雇佣合同)。本来莫雷诺只是把表达怀疑的邮件写给了主编,但很快整个部门就收到了来自雷洛蒂斯的申诉邮件。最终莫雷诺选择息事宁人,他无奈地表示:“那时我不敢和任何同事说我和雷洛蒂斯有嫌隙,我需要这份事业,毕竟这个圈子太小了。”

莫雷诺透露,在和雷洛蒂斯共同撰写新闻稿时,两人从未见过面,而仅仅通过两次电话,其后文笔出色的雷洛蒂斯负责终稿的润色工作。最终由莫雷诺的真实访谈和雷洛蒂斯的虚假特写合成的终稿,若非对报道背景十分了解的专业人士,普通编辑几乎不可能发现其中的疑点。

“雷洛蒂斯太聪明了,他知道《明镜》内部审核的每一个流程,”时至今日,莫雷诺依然对雷洛蒂斯的天赋表示肯定。“在他的申诉信中,他甚至出示了他和当地政府机构的邮件记录以及他拍摄的视频记录。”最终,细心的莫雷诺在视频中的汽车反光镜中发现拍摄者并不是雷洛蒂斯本人。

德美论战:事态被政治化

《明镜》作为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雷洛蒂斯造假案的影响很快就超出了事件本身。第一个传媒界之外的指责声来自美国驻德大使。造假案被披露的次日,美国驻德大使理查德·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l)就致信《明镜》周刊主编:“美方严正关切事态的发展,因为雷洛蒂斯造假的数篇文章中都涉及了美国内政和外交政策。”

除了要求德方透明、公正地调查此案外,格雷内尔还表示:“我们显然是(德国媒体)偏见的受害者,自从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明镜》周刊上反美立场的报道明显增多,如今这一趋势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在信的结尾,格雷内尔更是将矛头直指《明镜》高层:“显然这位记者如此供稿,仅仅是因为(杂志社)高层要求他这么做。”

一向对政府机构不甚友好的《明镜》马上将格雷内尔的私信公布上网,副总编科布维特更是针锋相对地给美国驻德大使馆公开回信:“我们批评美国总统不代表我们持有反美立场,我们的批评只针对坐在白宫里的那个人的政策。《明镜》内部对美国没有任何偏见,美国曾经帮助过德国很多。我们欠那些在虚假报道中被污名化的人们一个道歉。”

雷洛蒂斯此次东窗事发的导火索是一篇名为《边境猎人》(Jaegers Grenze)的报道,报道详细生动地描述了美国是如何在美墨边境部署军力以防范移民的。雷洛蒂斯作为该文的第二作者向莫雷诺提供了大量采访内容和视频文件,正是这些内容引起了莫雷诺的怀疑。莫雷诺为此自费前往美墨边境与“受访对象”进行内容确认,最终证明雷洛蒂斯其实从未进行过采访。

此外,雷洛蒂斯在2017年撰写的一篇名为《小城中》(In einer kleinen Stadt)的作品也被视为带有强烈“反美”色彩。在文中,雷洛蒂斯试图通过刻画一座美国乡下小城的群像画来解释,为何美国大多数农村人口都投票给了特朗普:从田野里“墨西哥人滚蛋”的标语,到乡间小学要求学生临摹特朗普的海报——当然,这些都是虚构的。

作为立场偏左的传统媒体,《明镜》对于特朗普一向“不太友好”。图源:《明镜》周刊

业内反思:批评与自我批评

除了来自美国的质疑,雷洛蒂斯事件更是沉重打击了德国主流媒体的信誉。

“骗子媒体,就如同我们所知道的一样。”《南德意志报》网络版相关报道下方获“赞”最多的评论反映了当下传统媒体在人们心中的“不良形象”。类似观点也出现在了德国右翼民粹政党选项党(AfD)政客的口中。雷洛蒂斯案被选项党政客视为传统媒体无能的铁证。

《德国之声》发表评论文章称,雷洛蒂斯事件是对真相的背叛,在当下民粹主义者大肆攻击媒体及民主的时代,这尤为危险。专栏作家桑德拉·彼得斯曼(Sandra Petersmann)撰文称:“在全球性的无秩序开始占上风、读者对复杂问题更渴求浅显答案的当下,我们记者更不能变成观念的贩卖者。媒体和公众交流的唯一媒介就是可信度,无事实不成交流,这种交流也是民主正常运作的要素之一。”

彼得斯曼承认,行业现状对雷洛蒂斯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涉外独家报道是这个领域的王冠,即使是《明镜》也迫切需要这些明星记者的重量级报道来装点门面,”彼得斯曼写道,“对于独家性、快速性以及观点鲜明程度的渴求是会上瘾的,雷洛蒂斯的成功会被视为《明镜》的成功,但报道的极致却不能与真相划上等号,所有审核机制在此次事件上全部失效绝非偶然。”

同样刊登过雷洛蒂斯造假访谈的《南德意志报》刊文称:“对于《明镜》和整个行业来说这都是灾难。记者赖以为生的就是读者的信任。在这个‘假新闻’成为关键词的时代,可信度对于记者而言是生死攸关的话题。如果公众无法信任媒体,动摇的将是民主的基石。记者的任务是给公众展现世界的画面,如果连记者都撒谎,那么世界都将是不真实的。”

《南德意志报》专栏作家安尼特·雷梅尔斯伯格(Annette Ramelsberger)更是对记者群体提出了质疑:“记者在外采访往往独身一人,缺乏来自社会和同事的监督。在学校里每个记者都会学到:如果你说美国总统的坏话,第二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如果你揭当地市长的短,第二天市长就会来敲门。”

雷梅尔斯伯格指出:“不少记者内心深处把自己看得比采访对象更重,有时甚至视奖项比社会问题更重,毕竟编辑和读者都喜欢一个好故事。但记者这个职业的声望和记者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其实比文字本身更重要。”

作为此次雷洛蒂斯事件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德国《时代报》刊登的两篇雷洛蒂斯的文章目前仍未被发现有造假之处。《时代报》负责审核和数据管理的波尔克·马尤斯基(Polke-Majewski)相信,进一步完善审核机制能够有效遏制虚假报道:“在网上搜索被访者的信息、要求出示采访时的录音或录像、提供被访者的联系方式甚至是采访地点的最新卫星图,都会加大造假的成本。当然团队合作是更加可行的方案,多人的采访和调研队伍之间的交流所带来的好处不仅止于防止造假。”

但马尤斯基也承认,审查机制依然有失效的可能,毕竟雷洛蒂斯的确给《明镜》出示了访谈记录和影像,尽管这些都是伪造的。“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如今的报道形式是否仍有效?在报道中突出社会矛盾是否必要?通过报道以期在读者脑海中呈现一幅生动的画面,这个目标是否有必要?”马尤斯基补充道:“编辑和记者之间的合作模式也需要改变,记者应当有权自主决定,在消息来源不确定时放弃独家报道甚至可以选择不发稿。”

《汉诺威汇报》(HAZ)总编亨德里克·布兰特(Hendrik Brandt)在呼吁公众不要因雷洛蒂斯案而对所有媒体从业者丧失信心的同时,也对整个行业提出了批评:“在对媒体充满怀疑的一年过去时,由雷洛蒂斯事件划下句号真是讽刺。就在几天前,充满虚伪的委员会还给雷洛蒂斯颁奖,这和大众尾气门一样。”

“雷洛蒂斯的一系列文章都是伪造的,甚至让人怀疑审核的专业性存在与否,”布兰特在专栏文章《记者望向镜中》中写道,“《明镜》如果仅把雷洛蒂斯扫地出门是不够的,这只会给公众加深一个错误的印象:辞藻比细节更要紧,观点比事实更重要。”

专注于商业和科技报道的《商报》对于《明镜》的批评则更加尖锐。记者彼得·西本哈尔(Peter Siebenhaar)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在数字化时代,人们写一手好文字已经显得多余,但在媒体行业却依然重要。雷洛蒂斯就能写一手好文字,因此他拿奖就像收集邮票一样容易。雷洛蒂斯的漂亮文章(美墨边境的报道)所服务的,其实是德国人对美国人和特朗普的偏见;而他那篇关于希特勒反抗组织最后幸存者的专访,所服务的其实也是对东德地区新纳粹的不满情绪。当取悦读者的目的压倒报道本身时,这自然不是巧合。”

“说出事实”(Sagen, was ist)是《明镜》周刊的座右铭,但如今,似乎是出于对民粹主义的恐惧和不适应,越来越多传统媒体似乎变成了“说该说的”(Sagen, was sein soll)。

在一篇专栏中,《世界报》主编奥拉夫·格瑟曼(Olaf Gersemann)对《明镜》和整个行业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

如果雷洛蒂斯关于美墨边境的文章最终想表达的是特朗普聪明、和善,这篇文章还会被发表么?在美国问题,特别是在特朗普的问题上,《明镜》是否把自己困死在了预设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里?太多类似观点的文章,是否已经让新闻报道变得像“狗咬人”一样无聊,而不得不靠虚构的内容来赚取眼球了呢?

自由、独立和批判:德国媒体三大标准。图源:《南德意志报》

 (本文作者为界面新闻德国特约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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