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和张艾嘉导演现在都遇到了事业上的挫折，无论是《闯入者》还是《念念》票房都很惨淡，特别是和《何以笙萧默》这样的片子比较，它们简直就像个贫农一样衣衫褴褛，但在口碑上，情况刚好相反，大家都能看出《闯入者》《念念》在制作和内容上的用心，反观《何以笙萧默》，就只能用呵呵来形容了，有一个朋友发微信强烈要求请我看这部电影，有这等好事，我当然得问清楚理由了，她说被该片猝不及防地恶心着了，这种恶心如此强烈，她必须让我也看一场，用这种拉别人下水的方式来发泄她那无法消化的愤怒。这种险恶的用心我当然要排斥了，所以很抱歉这个片子还没看。

这种反差显然也让王小帅和张艾嘉如鲠在喉，先后都发出了自己的声明，张艾嘉的反应属于柔中带刚，她说“我说过成功在字典里的意思就是把事情做好,而我们存在的意义在于继续把自己的工作当一回事,有一份尊重去做好它。我接受票房的事实,但我不认为这是失败。”简单翻译一下，就是说票房我管不着，但这部电影我对得起自己。而王小帅的发言则是一贯的愤青味，他说“商业片最好的时代，文艺片最坏的时代”，同时也将以矛头指向了发行和院线经理们，因为《闯入者》的“票房占比明显高出它的排片占比”。说实话很能理解上述两位值得尊敬的创作者的情绪，但更能接受张艾嘉的态度，而对王小帅老师的说法多少有点不适。

当然就会有人问了，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是你的片子，恐怕跳得比他还高吧。也许还真是这样。但从理性上来说，还是觉得王老师有点反应过度。

这个时代是不是文艺片最黑暗的年代，从媒体的关注度来说，是的，但另一方面，相对于以前的全部小圈子里内部消化，现在的第六代起码能接触到更多的观众，这是不是一种进步呢？

文艺片应不应该有票房？当然应该有。但它会不会有《速激7》的票房，不可能。当王小帅把自己的票房和正当红的商业电影放在一起比较，并悲愤交集时，实际上有一个潜台词，他的电影应该获得跟《何以笙萧默》差不多的票房，这显然表错了情。

也许有一个残酷的真相是，票房的基本值往往来源于类型本身，伟大如塔可夫斯基，放在今天，他也只能在象牙塔里获得喝彩，对于大众来说，他的电影只能是莫明其妙的天书。当王小帅、张艾嘉选择了文艺片，也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选择了一个更狭小的观众群。这个观众群有多大，可能需要行业去调研，但它肯定比《何以笙萧默》小得多。

这也是最讽剌的地方，最广大的观众需要的是麻醉剂，是让他们能超脱于这个俗世的通道。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麻醉剂，很多都是假冒伪劣产品。而对于世界真相的追问，对那些更隐秘而又更生动的情感的探索，那些院线观众其实需要的不是那么多。

也许这才是王小帅等文艺片导演真正的痛。贾樟柯导演曾在若干年前发出过跟王小帅同样悲壮的天问：黄金年代，谁会关心好人。当时面对《满城尽带黄金甲》，深沉动人的《三峡好人》无人问津。贾樟柯导演本来是拍给他的民工兄弟的看的，但真正能消费它的，是那些生活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这是个永恒的错位，很少有人能去观看和反省自己的生活，他们想要的只是在某一刻假装逃离假装飞升，有余暇和动力去反省和批判自己的，永远只能是那些在智力和情感上都过剩的文青。

说得简单点，我为什么觉得王小帅有点反应过度？是因为他应该想到在一个正常的市场里，文艺片是会被边缘化的，既使是在电影工业最完善的好莱坞也同样如此。毫无疑问，在若干年前，这些导演身上还附着着反体制、反主流的文化英雄的光晕，而当他们要面对更广泛的观众时，这种光晕却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显得不合适宜。从前一个国际奖项能带来一切满足感，而现在票房才能真正的权杖。他的愤怒也许只是从云端跌入俗世后的一种补偿式的情感反应。但这就是他选择的路，你不可能又能获得最大多数的观众，同时又能完全是他自我的表达。有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一种自私。所以我更认同张艾嘉的说法，从她的声明，我们能感受到了一种受冷落的委屈，这是一个俗人的正常情感，但她认帐，她愿意用少的票房去换取表达自我的自由权，而且她并不把它上升为一场宏大你死我活的战争，它只是一个个体的选择而已。

年岁越长，越来觉得我们不能活得太宏大，或者说我们不能躲在某一个宏大的词汇后面。我们个体怎么可能称为一种理念或者理想的代言人，每个人都太复杂了，他是生理欲望、个人野心和理想主义的结合体，一旦我们习惯了用更高的调门说话，你实际也就把自己简单化了，你会不自觉地把私欲包裹在义正辞严里，浑然不觉地拉大旗做虎皮。

首发于《大众电影》杂志

作者简介：

梅雪风，媒体人，曾经《看电影.午夜场》创刊主编，《电影世界》主编，现《大众电影》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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