腕表品牌都会有自己的“镇店之宝”。

有的是历史久远的古董表，比如宝玑博物馆里收藏的宝玑先生两百多年前亲手制作的怀表；有的是大复杂功能时计，比如百达翡丽为175周年纪念而推出的限量表Ref.5175；有的是镶嵌绝美的珠宝表，比如卡地亚的宝石手镯表；还有其他艺术形式上“登峰造极”的作品，比如雅克德罗的机械人偶……

当机械腕表被打造成为奢侈品，除了产品本身，品牌还必须有契合的历史、技艺、文化以及价值观等等，作为附加值一同售卖给消费者，去满足消费者各个层面的需求。

当然，除了这些实际的作品，还有为品牌制作这些作品的制表大师们，他们同样被品牌视为“瑰宝”，甚至比单一的作品更为重要，因为他们代表了品牌制表的技术精髓和文化历史。

然而成为大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得在制表这件事上坚持数十年，从学徒开始，一步步磨练心性，要能在“针尖上绣花”；热爱打磨零件、组装机芯这种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工作，把产品做到精致、精致再精致，并在其中寻找创新的灵感。这样的制表师才有机会成为大师，才能成为品牌的瑰宝。

年逾九旬的Walter Lange之于朗格既是典型的代表之一。朗格家族的制表企业因为二战的炮火而灰飞烟灭，Walter Lange本人也因德国战败而颠沛流离。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从年富力强的中年开始，一直致力于恢复家族制表事业，从未放弃，直到鹤发古稀之年，终于得以开始重建朗格品牌。

朗格的机芯可谓之精美，蓝钢螺丝、红宝石以及黄金套筒，搭配细致打磨装饰纹的四分之三夹板，再辅以金色的镌刻文字，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严谨呆板的德国人之手。二十几年的努力坚持，和对精品的执着追求，不但消失近半个世纪的朗格品牌得以复活，并且朗格腕表亦成为表中翘楚。这里面固然有历峰集团的财力和物力支持，而Walter Lange作为品牌精神的象征无可替代。

一位朋友曾经开玩笑似的对我说，“Walter Lange与朗格品牌的关系，就像肯德基爷爷和KFC一样，当我看到朗格表款时，脑海里就会浮现Walter Lange慈祥坚毅的面庞，以及朗格复牌的励志故事，对朗格表充满了好感。”虽然我并不喜欢同KFC的类比，但是我同意她对Walter Lange的评价。

除了有这样让品牌起死回生的传奇人物，还有一类是低调地为品牌不断精进技术、默默工作一生的大师，他们虽然没有“开国之功”，却是“中兴名臣”。在万国表的历史上就有这么两位，其中一位还是江诗丹顿“送给”万国的大礼！

Kurt Klaus是其中一位，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进入万国表，从最初级的工作做起，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任职万国表的技术总监，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良了很多技术，最著名的是研发出简单调教的自动万年历技术，使他在业界声名鹊起。如今Kurt Klaus老先生年逾八十，实际上早已退休，依然作为万国表的“形象大使”在为品牌贡献余力。他在万国表的职业生涯快六十年了。

在Kurt Klaus刚进入万国表时，坐在万国表技术总监位置上的是Albert Pellaton，就是那位江诗丹顿“送给”万国表的大礼，但他更为我们熟知的身份是：比勒顿上链系统的发明人，腕表动力领域里的“泰山北斗”。

比勒顿上链系统利用凸轮和棘爪、棘轮之间的配合实现双向上弦：摆陀任意旋转都能通过凸轮推动摇杆做反复运动，摇杆上一长一短的棘爪则钩住棘轮转动从而完成上弦。由于上弦过程酷似啄木鸟觅食的动作，所以也称为“啄木鸟上弦装置”，或者“鸟嘴上链系统”。简单的构造实现双向上链，提高了上链效率。

Albert Pellaton出生在钟表世家，他沿用了他爷爷的名字，他爷爷的专长是陀飞轮的制作；而他的叔叔James Pellaton，在上世纪上半叶任职力洛克钟表学校校长一职。他在家庭里即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就是一个为制表而生的人。

Albert Pellaton是在1944年加入万国表执掌技术总监一职，直到1966年离开。而在这之前，他一直在江诗丹顿工作，由学徒一路走来，做到技术大将执掌技术部门。本来他应该成为江诗丹顿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可惜历史之路并不是这样平坦，而是充满了曲折。

江诗丹顿在19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中陷入了困境，此后一直在泥潭中挣扎，甚至一度出现让制表师们去种菜来维持生计的局面，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到了1938年，当时江诗丹顿的掌门人选择把江诗丹顿大部分股权卖给了积家，品牌可以保留，条件是要使用积家的机芯。

江诗丹顿就不再需要机芯研发团队了。以技术为长的Albert Pellaton在江诗丹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离开日内瓦，来到沙夫豪森，另谋出路。于是，才有了比勒顿时代的万国表。

不过，不管是继续留在江诗丹顿，还是来到万国，Albert Pellaton的名字都会被记录在腕表的发展史上。一个人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辛勤专研工作数十年，一定会有所建树，成为这个领域里的专家，或者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