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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王健林这样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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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王健林这样的父亲

王健林仍觉得儿子不够成熟稳重。

王健林原本是极少提王思聪的,但是王思聪越红(“网红”的红),当爹的就有意识地提得越多。2015年以来尤其多。

尽管近一年以来,虽然几乎隔一阵子就会掀起媒体头条,但“国民老公”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就是在娱乐圈里兴风作浪而已,对老爹在商圈很“正”的形象基本不影响。

但是王健林仍觉得儿子不够成熟稳重。在最近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又对着记者“语重心长”地说,希望王思聪更加稳重些。

这番话摆明就是冲着诸如“日狗”之类的头条事件去的。王健林虽然表面不闻不问不表态,心里说不介意还是假的。即便这些事儿还不至于上升到“坑爹”的地步,但是大小二王的名字早已牢牢地拴在一起,做父亲的当然要在公众面前敲打敲打。

从王健林的语气来看,对于不省事的儿子仍是多观察、少过问;多监督、少干涉;多敲打,少动真格这样的路子。一则是事情太多实在管不过来,二则但有不足都会先反省自己为儿子设定的成长路线有没有问题——这是蛮难能可贵的。

听到现在,他说过的最严厉的一句也不过是——“我要找他谈谈”……

没有两个人的成长环境相同,这是很多父亲不懂的

这里要请出F.S.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就引用了叙述者父亲的一句至理名言:“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的确如此,但这偏见并非仅针对成长环境差的人群。事实上,对于家境优渥、从小富养的孩子,我们对其偏见更深。至少王健林对于儿子的不羁,以及各种优越感爆棚的行为,都能归结到截然不同于常人的成长环境上来,然后把这一环境的造成归咎于自己。

王健林在很多场合都“自我反省”过,认为王思聪张扬个性的形成,说到底是太早把他送出国造成的。大家都年轻过,但父子俩在十来岁这个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一个在军营,一个在国外,最终的版本当然不一样。

这一回接受采访时,王健林是这样说的:“其实我回想起我年轻时,性格也冲,但是我的冲是比较听话,你让我干什么事儿,我保证哗哗给你干完。那时候我在军队里,哪敢说怀疑领导啊。可能时代不同了吧。”

王健林觉得错的不是把儿子送出国,而是太早送出国。王思聪从小学开始就在国外念书,先后呆过新加坡和英国;但现在让王健林选,他宁愿儿子在国内读完高中再出去。为什么?那样他能学到中国式的人情世故,体会社会的复杂性。

不像很多家长陷入的一个误区——我既然给你提供了比自己小时候优越得多的成长环境,你就理应拥有比我更健全的人格,而且一定要比我更成功。其实这里面没有必然关系,说过分些是一种绑架。

王健林在这方面的内省,是可以打一个不错的分数了。不过今3月在另一次采访中也提到过早送儿子出国造成的影响,给王思聪贴了个标签,就不免让人呵呵了。那个词儿叫——“智商优越症”

这哪儿跟哪儿……

高明之处在于,他知道儿子是在“被消费”

此前王健林对王思聪很少提,即使提了也很少管,即使管了也不过是一句“我要找他谈谈”,给很多人造成的假象要么是他不想管,要么是他管不了。

其实王健林明白,“亚洲首富的儿子”加上王思聪自己的张扬个性,在目前的网络环境、消费环境之下,必定是要以各种名头、各种目的“被消费”的。所以在不造成太严重后果的情况下,王健林采取的是Laissez-faire的放任政策。

一开始是“王思聪体”走红网络的时候,王健林聊起父子间的交流,表述很简单:“管、谈,我们经常交流。”怎么管、谈和交流,没有多说。

到后来“国民老公”被喊出来了,摆明了是公众拿王思聪当做一个标签、现象来消费的。可能是带着些调侃、揶揄甚至鄙夷。这时候王健林就明确表态了,不喜欢这个说法。说“他现在没结婚,可能大部分是调侃,别信那个东西”

“日狗”事件出来也是这样。虽然这事儿本质上是王思聪玩过了头,但事件的后续发酵,恰证明了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多么无趣、无聊又无节操的时代。又一次,王思聪“被消费”了。王健林是要敲打敲打他,但通过父子间的交流他要让王思聪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消费”。

如果说有什么容忍的底线的话,那就是——他不希望王思聪的任何影响(哪怕是带动性的)和万达有任何联系。所以也不难理解,《新京报》的记者问万达是否在用王思聪做营销,王健林几乎就要爆粗了:“瞎扯。万达需要他来营销?”

管得少,可以理解。毕竟自我的言行是可以约束的,但时代、环境和他人这些控制之外的因素,常常会让人(尤其是王思聪这样的“网红”)陷入无法收拾的局面。说得残酷些,任何一位“网红”都是被这个时代消费的可怜货,王思聪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亚洲首富的儿子。但这样的“消费”又注定是跟风的、短时间的、不可持续的,多数“网红”被消费然后被遗忘之后可能变得一文不名,但对于王思聪——王健林之所以还能忍着看儿子“被消费”,是因为他相信这阵风吹过,留下一地鸡毛之后,儿子应该可以认真做事了。

这就是他“宁愿王思聪没有粉丝”的原因。一来儿子跟他诉苦过,整天被人盯着的生活很痛苦;二来这种风潮早晚有一天会过去,而且“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这种富二代,官二代等就会减少”(王健林语)。

或许到王思聪“被消费”的价值褪尽之后,王健林才会和儿子认真聊聊下一步的规划。

没大没小背后选择的自由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段子。去年12月,王思聪在微博里说:“搞足球的都是二逼。”后来有人把这话带给了王健林,结果他又说了那句著名的“我要找他谈谈”

谈了没有,不知道。反正在这之后不久,王思聪眼中的这位“二逼”就正式入主马德里竞技队,“二”到了欧洲赛场去。王思聪那句没大没小的话,想必不是无心之失,王健林在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地位谁不晓得?王思聪也不见得真是看不上父亲的选择,他那时候也就是转了一条关于足球反腐的微博,有气不晓得冲哪儿撒而已。

没关系,父亲玩足球,儿子玩电竞,井水不犯河水。王健林非但不拦着,还评价颇佳。今年年初上央视财经频道录节目,被问到儿子投的电竞现在怎么样,王健林二话没说:“还可以啊,他去年不是评上中国前多少名的私募经理人吗!去年他的回报率达到了60% 蛮高。”

还可以注意到,对于儿子回不回万达,做不做他接班人这事儿,王健林之前还说说,现在已是一副“随缘”的姿态了。以前他给王思聪定下的规矩是,可以失败两次,如果有了第三次,那就要“老老实实回万达来上班”。还在另一个场合说过,王思聪要能服众,未来就让他接班。不过在最近接受采访时,王健林可是头一回公开表态说,王思聪不会接班。

王健林自己把问题抛出来:“我正在考虑万达接班人的问题。万达这么大的一个帝国,未来如何办?”

当被问到王思聪的可能性时,他是这么说的:“他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执掌万达。他有他自己的性格,有自己喜欢的领域。”然后,又接着说他对于继任者的挑选标准了,听下来跟王思聪半点不搭边。

其实关于“二逼”的那次没大没小,就折射了父子间对于事业发展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也是双向的。王健林可以拿着几个亿让王思聪“练手”,却不可能按着他的脑袋,逼他做一件让他不喜欢、不开心、没有成就感的事情,哪怕是接手万达。

王健林这样的父亲,撇开其财富和地位,其实能得的分也不低。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王健林

  • 王健林傍上的大款,能救命但不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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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仍觉得儿子不够成熟稳重。

王健林原本是极少提王思聪的,但是王思聪越红(“网红”的红),当爹的就有意识地提得越多。2015年以来尤其多。

尽管近一年以来,虽然几乎隔一阵子就会掀起媒体头条,但“国民老公”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就是在娱乐圈里兴风作浪而已,对老爹在商圈很“正”的形象基本不影响。

但是王健林仍觉得儿子不够成熟稳重。在最近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他又对着记者“语重心长”地说,希望王思聪更加稳重些。

这番话摆明就是冲着诸如“日狗”之类的头条事件去的。王健林虽然表面不闻不问不表态,心里说不介意还是假的。即便这些事儿还不至于上升到“坑爹”的地步,但是大小二王的名字早已牢牢地拴在一起,做父亲的当然要在公众面前敲打敲打。

从王健林的语气来看,对于不省事的儿子仍是多观察、少过问;多监督、少干涉;多敲打,少动真格这样的路子。一则是事情太多实在管不过来,二则但有不足都会先反省自己为儿子设定的成长路线有没有问题——这是蛮难能可贵的。

听到现在,他说过的最严厉的一句也不过是——“我要找他谈谈”……

没有两个人的成长环境相同,这是很多父亲不懂的

这里要请出F.S.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就引用了叙述者父亲的一句至理名言:“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的确如此,但这偏见并非仅针对成长环境差的人群。事实上,对于家境优渥、从小富养的孩子,我们对其偏见更深。至少王健林对于儿子的不羁,以及各种优越感爆棚的行为,都能归结到截然不同于常人的成长环境上来,然后把这一环境的造成归咎于自己。

王健林在很多场合都“自我反省”过,认为王思聪张扬个性的形成,说到底是太早把他送出国造成的。大家都年轻过,但父子俩在十来岁这个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一个在军营,一个在国外,最终的版本当然不一样。

这一回接受采访时,王健林是这样说的:“其实我回想起我年轻时,性格也冲,但是我的冲是比较听话,你让我干什么事儿,我保证哗哗给你干完。那时候我在军队里,哪敢说怀疑领导啊。可能时代不同了吧。”

王健林觉得错的不是把儿子送出国,而是太早送出国。王思聪从小学开始就在国外念书,先后呆过新加坡和英国;但现在让王健林选,他宁愿儿子在国内读完高中再出去。为什么?那样他能学到中国式的人情世故,体会社会的复杂性。

不像很多家长陷入的一个误区——我既然给你提供了比自己小时候优越得多的成长环境,你就理应拥有比我更健全的人格,而且一定要比我更成功。其实这里面没有必然关系,说过分些是一种绑架。

王健林在这方面的内省,是可以打一个不错的分数了。不过今3月在另一次采访中也提到过早送儿子出国造成的影响,给王思聪贴了个标签,就不免让人呵呵了。那个词儿叫——“智商优越症”

这哪儿跟哪儿……

高明之处在于,他知道儿子是在“被消费”

此前王健林对王思聪很少提,即使提了也很少管,即使管了也不过是一句“我要找他谈谈”,给很多人造成的假象要么是他不想管,要么是他管不了。

其实王健林明白,“亚洲首富的儿子”加上王思聪自己的张扬个性,在目前的网络环境、消费环境之下,必定是要以各种名头、各种目的“被消费”的。所以在不造成太严重后果的情况下,王健林采取的是Laissez-faire的放任政策。

一开始是“王思聪体”走红网络的时候,王健林聊起父子间的交流,表述很简单:“管、谈,我们经常交流。”怎么管、谈和交流,没有多说。

到后来“国民老公”被喊出来了,摆明了是公众拿王思聪当做一个标签、现象来消费的。可能是带着些调侃、揶揄甚至鄙夷。这时候王健林就明确表态了,不喜欢这个说法。说“他现在没结婚,可能大部分是调侃,别信那个东西”

“日狗”事件出来也是这样。虽然这事儿本质上是王思聪玩过了头,但事件的后续发酵,恰证明了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多么无趣、无聊又无节操的时代。又一次,王思聪“被消费”了。王健林是要敲打敲打他,但通过父子间的交流他要让王思聪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消费”。

如果说有什么容忍的底线的话,那就是——他不希望王思聪的任何影响(哪怕是带动性的)和万达有任何联系。所以也不难理解,《新京报》的记者问万达是否在用王思聪做营销,王健林几乎就要爆粗了:“瞎扯。万达需要他来营销?”

管得少,可以理解。毕竟自我的言行是可以约束的,但时代、环境和他人这些控制之外的因素,常常会让人(尤其是王思聪这样的“网红”)陷入无法收拾的局面。说得残酷些,任何一位“网红”都是被这个时代消费的可怜货,王思聪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亚洲首富的儿子。但这样的“消费”又注定是跟风的、短时间的、不可持续的,多数“网红”被消费然后被遗忘之后可能变得一文不名,但对于王思聪——王健林之所以还能忍着看儿子“被消费”,是因为他相信这阵风吹过,留下一地鸡毛之后,儿子应该可以认真做事了。

这就是他“宁愿王思聪没有粉丝”的原因。一来儿子跟他诉苦过,整天被人盯着的生活很痛苦;二来这种风潮早晚有一天会过去,而且“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这种富二代,官二代等就会减少”(王健林语)。

或许到王思聪“被消费”的价值褪尽之后,王健林才会和儿子认真聊聊下一步的规划。

没大没小背后选择的自由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段子。去年12月,王思聪在微博里说:“搞足球的都是二逼。”后来有人把这话带给了王健林,结果他又说了那句著名的“我要找他谈谈”

谈了没有,不知道。反正在这之后不久,王思聪眼中的这位“二逼”就正式入主马德里竞技队,“二”到了欧洲赛场去。王思聪那句没大没小的话,想必不是无心之失,王健林在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中的角色和地位谁不晓得?王思聪也不见得真是看不上父亲的选择,他那时候也就是转了一条关于足球反腐的微博,有气不晓得冲哪儿撒而已。

没关系,父亲玩足球,儿子玩电竞,井水不犯河水。王健林非但不拦着,还评价颇佳。今年年初上央视财经频道录节目,被问到儿子投的电竞现在怎么样,王健林二话没说:“还可以啊,他去年不是评上中国前多少名的私募经理人吗!去年他的回报率达到了60% 蛮高。”

还可以注意到,对于儿子回不回万达,做不做他接班人这事儿,王健林之前还说说,现在已是一副“随缘”的姿态了。以前他给王思聪定下的规矩是,可以失败两次,如果有了第三次,那就要“老老实实回万达来上班”。还在另一个场合说过,王思聪要能服众,未来就让他接班。不过在最近接受采访时,王健林可是头一回公开表态说,王思聪不会接班。

王健林自己把问题抛出来:“我正在考虑万达接班人的问题。万达这么大的一个帝国,未来如何办?”

当被问到王思聪的可能性时,他是这么说的:“他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执掌万达。他有他自己的性格,有自己喜欢的领域。”然后,又接着说他对于继任者的挑选标准了,听下来跟王思聪半点不搭边。

其实关于“二逼”的那次没大没小,就折射了父子间对于事业发展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也是双向的。王健林可以拿着几个亿让王思聪“练手”,却不可能按着他的脑袋,逼他做一件让他不喜欢、不开心、没有成就感的事情,哪怕是接手万达。

王健林这样的父亲,撇开其财富和地位,其实能得的分也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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