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晚上九点十五分，一位ID为“frozenmoon”的豆瓣用户在其个人主页贴了一篇日记——《给汪峰的一封信》，frozenmoon即为《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杨时旸，他想用这封信给汪峰“解答一下困惑”。

4月23日，《中国新闻周刊》刊载了题为《消费汪峰》的封面报道，该文由记者杨时旸采写，正文标题为《汪峰的成功学》，引起汪峰及其团队不满。之后汪峰甚至电话诘问杨时旸，汪峰团队认为稿件应事先得到他们审阅，其中很多细节需要删除。

首先，汪峰觉得文章一开头写到的“汪峰的紫色劳斯莱斯”一细节与他代言大众汽车的形象有冲突。杨时旸说“作为一个媒体记者，我根本没有义务站在你的立场上去踌躇”“如果你知道那真的会影响到你，你真正该做的就是出门时不开这款车，而不是要求媒体不去写。”

接着是关于汪峰的私事，各种绯闻、情感史以及被公众调侃消费的部分汪峰都希望删除，汪峰认为记者把他写得太虚伪。而杨时旸认为，他写的是“汪峰”这个艺人所代表的符号意义，汪峰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歌手，而是受公众审视的艺人。

还有的争议是文章标题的拟定以及审阅问题，杨时旸则认为“不要企图控制媒体”，如果“如果你真的用一份份协议把所有媒体都变成了你的“自媒体”，那么你接受采访的这个行为就失效了。”

《汪峰的成功学》一文无懈可击吗？

不得不说杨时旸这封公开信将问题分析得很透彻。对于汪峰来说，他的确已经是一个公众人物、娱乐圈中人，经受开八是难以避免的。尽管私事难以与艺人的作为等价，但作为媒体，公开事实让公众评价的确是职责，汪峰要求删除真实的内容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但话说回来，杨时旸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正确？

从几个问题来看，首先关乎新闻伦理，记者的采访稿应该给采访者看吗？从信息核实角度来看，给采访者看稿件是信息核实的一个手段。在这里，杨时旸没有给汪峰看稿件就的确是理亏，只能说，在给汪峰看过之后，杨时旸可以坚持不删除“八卦”部分，而关于“紫色劳斯莱斯”的也是一个协商过程。

杨时旸公开信中写道：“你说，我在文章里把你写得很虚伪。老汪，实话讲，我个人从未觉得你虚伪，因为我根本不能算是真的认识你。我只能从你的音乐，对你的观察，案头工作，以及那半天的采访当中去判断你。”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怀疑记者的专业素质，做一篇人物报道只需要半天时间，不需要事先了解、外围多重采访？对此，12日汪峰的好友董鹏在微博贴出了他和杨时旸的采访记录，从该文看，记者并没有采纳董鹏这个外围人物的观点。董鹏很平和地表达汪峰敬业做音乐的主题，但成文明显没有很肯定汪峰这样的姿态。也就是说，记者没有做到三个人以上的外围采访和分析，甚至在不了解汪峰个人的情况下写成报道。

关于公开信中记者说到不需要考虑汪峰的感受，甚至只是揭示“汪峰”的符号意义，个人实在不敢苟同。记者最好的状态便是写新闻背后的人，这当是新闻学课堂上听到耳朵起茧的理论了，更何况是人物报道？

对于非新闻专业的旁观者来说，看到记者的主要立场也是感到很不舒服。“总体上讲，这种无伤大雅又不会真的形成逼问的思考是他的主流乐迷——中国伪中产阶层茶余饭后的点缀，他们乐于用这样的方式显示自己的深刻。这些缺少最基本的精神世界的男人们，热爱表浅的苦难诉说以衬托当下徒有其表的物质成功。”后文更是大谈“伪中产”人群，“汪峰的歌词以及磅礴化的编曲堪称陷入自我幻想迷梦时完美的背景音乐”。文章还提到，“对于音乐创作者来说，你悲伤而深刻，就只能赢得小圈子内对于音乐和情绪的赞赏，当你昂扬而主动，所吸引的就是更广阔的资本和受众。”呵呵，如此说来，悲伤而深刻的音乐太小资，大气的歌又“伪中产”，记者是视当下流行音乐一堆垃圾吗？难道听众从音乐得到共鸣借音乐表达自己不是很正常吗?听贝多芬的人都必须苦难缠身呢还是纯粹就是在装逼呢？

批评对文艺的意义

从汪峰一方来说，似乎这样带有嘲讽、贬低意味的文章很伤人，但从积极一面来看，媒体公开的批评（并非指《汪峰的成功学》）对艺人、文艺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汪峰的成功学》一文的主题并非开八汪峰，而是思考汪峰现在音乐人的定位，对于音乐人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无论本文是客观公正的还是胡说八道的，都促使公众去重新审视汪峰，同时促使汪峰个人去认识自己的公众意义。这就像中国当下的电影和文学，看到影评人把一大波所谓青春爱情片骂得很惨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应该庆幸的，毕竟还有人有理有据地指出片子为什么不好，如果我们自以为是，试问还有什么发展空间、改变发生呢？

因此，汪峰不必太过困惑，如何去更好地确定自己的定位，才是他必须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