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LinkedIn 曹泽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今年看不到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片了（你崔叔永远是你崔叔）。
从1997年《甲方乙方》开辟国产贺岁档开始，二十多年间，“冯式贺岁片”已然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标签。
其原因有二：独特的冯氏黑色幽默；对社会辛辣的讽刺。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野路子出身的导演从来没有那些学院派“文人的矫情”。
只要投资方有要求，对于“放下身段在电影中进行广告植入”这件事，冯导从来都不需要犹豫，而且加了广告也依然不耽误电影的“叫好又叫座”。
但也许正是因为“太放得下身段”了，关于这位大导演的人品争议一直不断。
当我们暂时抛开对他人品的讨论而只关注他的作品时，任谁也不得不承认：冯小刚是当得起“才气纵横”这四个字的。
在大多数时候，一部高票房号召力电影的出现，往往是源于其不经意间触及并符合了所在时代大众的群体性G点。
由此观之，“冯氏贺岁片”也可以被看做一条记录了这二十年间时代心理的影像长卷。
2010《非诚勿扰2》，婚姻是否只是孤独的错觉
有人说，2019年是过去十年间最差的一年，也会是未来十年间最好的一年。
那么“最好的年代”应该是十年前的2009年。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2009年似乎的确是个“好时候”，刚刚举办的奥运会向世界展现出了中国的昂扬气象，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正逐渐过去。
那时我们也还能买得起房，在那个“美妙的2009年”，我们似乎“该有的一切都有了”。
可我们却依旧不快乐，与此同时一个叫“群体性孤独”的新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
群体性孤独源自于社会个体愈加倾向于向内自我发展，源自于社会集体性的“爱无能”。
在复杂如婚姻社会契约形式中，“爱”更是成为了一种稀缺，一种奢侈品。
改革开放用三十年的时间让年轻人正视“自我”，正视追求个人幸福的正当性，而当这批人开始在婚姻中追求所谓“真情”时，却往往发现事与愿违。
冯小刚察觉到了这种让无数人困惑的倾向，在《非诚勿扰2》中以葛优向舒淇的两次求婚为线索讨论了这种时代性的孤独。
作为一个理想的浪漫者，舒淇的婚姻价值观是以爱情为前提的，是相濡以沫与执子之手。
而大龄屌丝葛优的想法则非常简单直白：把生米煮成熟饭。
这种错位从葛优的求婚开始就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他对舒淇说：“我要是真爱你就不会跟你结婚了。”
这也最终导致了舒淇后来的分手与出走。
冯小刚一如既往地在其中进行着讽刺，比如那个拥有着“剪喜字”，“交还结婚戒指”，“放鸽子”等一切婚礼般梦幻元素的“离婚典礼”。
这段讽刺也体现出了冯小刚本人对婚姻与爱情的质疑态度，他借身患绝症的孙红雷之口说：“婚姻怎么选都是错的。”
这句话，可以看做全片的点睛之笔。
影片的结尾，葛优最终第二次求婚成功，看似皆大欢喜，团圆美满。
但这种“圆满”是源自于舒淇向“婚姻”的屈服，源自于她见到孙红雷的去世，感慨于人生短暂易逝，终于放弃了寻找“真爱”。
自始至终，她对葛优始终止步于好感，没有爱情，这场“美满”的婚姻也注定是一场两个人的孤独。
《非诚勿扰2》上映后大获成功，这种“舒淇-葛优”式的婚姻也受到了无数人的追捧，讽刺的是，这些拥趸们却无一不渴望着“真正的爱情”。
可能擅长在电影中讽刺的冯小刚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剧情设计竟然在银幕之外完成了更大的讽刺。
2001年《大腕》，那个关于金钱的魔幻现实
时间再向前倒退十年，在千禧年刚刚到来的时候，那时人们还没有心情矫情于“孤独”这种“小布尔乔亚”式的忧愁。
彼时的全社会正处于一种空前高涨的热情之中，香港澳门刚刚回归，国人第一次体会到了“大国的自豪感”，而国家的经济增速更是令世界瞩目。
2001年的《大腕》正是社会在千禧年的缩影，它作为冯小刚作品中艺术性相对较高的一部作品。
其内核依旧是冯导擅长的讽刺，他讽刺的是那个热烈时代中出现的阴影。
与以往的作品不同的是，这次的故事框架放在了一个完全架空或者说“扯淡”的前提下：
一个国际导演在北京拍戏时突然病危，他的纪录片摄影师葛优依照他“喜丧”的遗愿为他办了葬礼。
缺少资金的他对葬礼的冠名权进行了公开的商业招标，故事则围绕着这场荒唐的招标展开。
这是一个典型的黑色幽默，旨在营造出一种疏离于现实的反差。
可在这片反差之中，剧中的人物表现却又都是合乎情理得异常真实，在今天看来，其中出现的一些怪相甚至早已毫不稀奇。
这将这个黑色幽默更推进了一层。
《大腕》代表着人们在刚刚步入千禧年时，对社会中逐渐开始习惯于“一切向钱看”趋势的思考。
在那个虽然道德底线还未被资本摧毁，但集体信仰普遍缺失的2001年，很多事情正渐渐让步于经济利益，即使是曾经被国人无比看重的生死大问。
更加讽刺的是，在葬礼的广告招标中，葛优还为了所谓的“道德操守”拒绝了盗版光盘公司的竞标。
义正言辞、理所当然地对着镜头说：“要坚决打击盗版”，因为“葬礼是正版的”，“出卖自己赚钱”是合理合法的。
这正是在资本下扭曲的现实：最没有道德操守者也可以成为道德的化身，强词夺理的逻辑也可以获得满堂喝彩。
但即使有才气如冯导，却依然有漏算的地方。
在那个著名的“不买最好，只买最贵”的桥段里，一个精神病人“夸张”地将北京的房价预言为“4000美金一平”，这曾经引起媒体争先报道。
而现实却往往能比电影更加魔幻。
如今2019年在北京若是真的能找到4000美金一平的房子，恐怕售楼处会在瞬间拥挤得像八通线地铁吧。
1997《甲方乙方》、1989年《顽主》，享乐在理想主义湮灭后
1997年不仅仅是香港回归的历史性时刻，也是国产电影的重要时间节点。
那时内地还鲜有“贺岁电影”的概念，这一电影门类一直是香港电影的天下，比较出名的是周星驰与张国荣的《家有喜事》。
直到这部《甲方乙方》的出现，国产贺岁片的时代才真正到来。
它的故事结构出人意料的简单：几个不务正业的年轻人凑到一起，开了一家替别人完成梦想的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好梦一日游”的点子并不是冯小刚的首创，而要回溯到1989年，米家山导演、葛优主演的《顽主》。
“顽主”是一句北京的方言，其核心在于一个“痞”字。
但在京津地区的特殊语境下，这个“痞”并不是地痞流氓的打架斗殴，而是对那种胸无大志，无所事事，终日享乐玩闹的青年的统称。
《顽主》上映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时期，是巨大变化带来的群体性迷茫的一面镜子。
青年们就像突然睁开了眼睛，开始读尼采，开始想着那些“无用的问题”。
比如那个困扰了当时很多年轻人的大问：“人为什么活着？”。
《顽主》借书本之口表达了老一代中国人的观点：我们都是为别人活着，别人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
可年轻人在八十年代的尾声已然逐渐质疑那种将一生奉献给理想主义的价值观，他们个人享乐意识觉醒，“自甘堕落”地成为“厚颜无耻的闲人”。
“顽主”张国立在面对潘虹的爱情时，选择“爱一天就过一天”的态度，他拒绝传统加在他身上的社会期待与责任。
他也拒绝父亲加在他身上的宏大理想，嘲弄高尚，甚至说出“朋友分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这样在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话。
这当然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文艺复兴”式的社会进步，可集体主义失落后，却没有新的人生信条来填充年轻人的精神世界。
改革开放建立起来很多东西，也摧毁了很多东西。
影片的插曲是摇滚歌手王迪的《忧心忡忡的说》，歌词以虚构的“我”为主体描绘了社会变革带来的迷茫，恰如那几个站在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处茫然四顾的“顽主”们：
我曾梦想着现代化的都市生活；
这里的高楼一天比一天增多；
这里的日子，并不好过。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人的能动性都是在潜移默化中被不变的结构性的时代裹挟。
在《顽主》中，米家山用那个著名的载入电影史册的“走秀”桥段描绘了他理解中的人在时代更迭中的状态。
狭窄的舞台上，各色人等悉数登场：健美小姐，国民党军官，老学究，苦力挑夫……
他们互相吵闹，互相争抢，摩肩接踵。
这一段长长的没有台词的众生相，是米家山眼中的80年代，喧闹、诡谲，你方唱罢我登场。
十年后，《甲方乙方》的导演冯小刚则在这片变化中讨论着某种不变。
“好梦一日游”是一个荒唐现实中的荒唐的梦，四个“做梦”的人在其中谁也没有真正地美梦成真。
在电影的结尾，那个结束了“好梦”的杨立新走进了风雪中，冯小刚用冷暖的对比完成了这个关于梦想和生活的隐喻：
无论哪个时代，众生皆苦，梦是这片风雪中唯一的暖色。
葛优似乎无论说什么都会令人发笑，可他的这句话却并没有叫人有想笑的冲动：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张佳玮说这句话“关乎时间与梦想”，让人有种“回首前尘之感”。
而当我们将这句话放到冯小刚整个贺岁电影的时间序列中时，这句话又有了不同的含义：
时代的发展解决了很多问题，却也催生出了更多的问题。令人悲伤的是，很多美好的事物也在渐渐逝去，只有时间永是流淌。
2018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本文由LinkedIn原创，作者曹泽宇。香港凤凰卫视新媒体助理内容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传播文学硕士，广院电视民工，写字的直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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