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岗商业评论

我与家乡的距离，有1300多公里，中间隔着千山万水；我与家乡的距离，有十多年之多，从他乡求学开始就不曾居住在家乡，中间隔着零星的家乡的传说，有好的，也有坏的。家乡在那端，我在这头，中间连着的是亲情和乡情。

我的家乡在陕北，是黄土高原上一座小城，无定河从黄土高原蜿蜒曲折穿梭而过，县城就座落在无定河的北岸，看过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读者们一定能想象出这方水土的模样。按居住的环境来划分，县城有三类人群，即居住在县城的城里人，居住在无定河两岸灌溉区的川里人和非无定河灌溉区的山里人。

城里人大都属于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群，属于县城权贵一族，他们手上掌握着收入不错的工作岗位和不费时不费力利润也不错的生意；川里人有灌溉，农业收入颇丰，近几年修高速、修铁路和扩大县城，川地被占有也获得不少赔偿，成为新富人群；而山里则属于欠发达地区，相当村庄需要脱贫，村里的剩余劳动力走到城里，从事着体力劳动，承包了城里的苦活、累活和脏活。

2018年回乡，小城的房价约4000元/平米左右，弟弟在城边上以3600元/平米购买的房子一度担心成为最高接盘价。2019年回乡，小城的房价变成6000元元/平米，魔性房价或许是家乡变化的最直观的一个展示。在县城超限检查站正式编制的职工年收入3万元不到，干部身份的公务员年收入6万元左右，据官方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城镇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27200元，农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10022元，房价之于收入水平而言，堪当生猛二字。

我出生的村庄，是众多山区村庄的一个，既不典型也不富裕，适适是最普通村庄中的一个。村庄不大，在册户籍人口约有900多人，80后的我，在村里上小学，那时村小学有100多名小学生，设置了幼儿班到小学六年级七个班次，学校有1-2名公派教师和5-6名民办教师。

每年，乡政府会把乡里的学校划片，通常划成川里的学校一片，山里的学校一片，在六一儿童节进行文艺汇演和期末进行片区考试竞赛。我的两个弟弟同属于80后，都在村小学上学，而90后的很多同村少年们，则赶上了并学校的大潮，要为上小学而远走他村，甚至迁居县城。

98年前后，村小学的学生还能招几十个学生，之后只能招收十几个学生，最后村小学和乡中学几乎同时停办。村小学停办后将就近的小学生并入原乡中学校址办学，后来乡中学改建的小学也因为招生不足而停办，改建成幼儿园，开通校车在每个村招收留守儿童或半留守儿童上学。

顺便提一句交通，以前乡村公交基本覆盖每个村庄，现在由于村庄人口减少公交车也停运了，要到县城，要么自驾车，要么选择摩托车和自行车。

20年前，村里的在册户籍人口也有900多人，今天同样也有900多人，似乎并无多少变化，但变化的是常住人口。20年前，村里人基本以务农为主，鲜有流动人口，今天村里常住人口约260人左右，基本以老年人为主，留守在村里的年轻人也是45岁以上的中年人，留守在村里搞养殖。

年轻人们，要么在城市里做长途运输，要么做装修建筑，要么在县城开饮食摊位，也有的到经济更为发达县城、市区或者省会谋生，那边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不少人已经在当地安家立业，只是户口还没有迁移而已。年轻人迁移到城里就业，伴随迁移的有孩子迁移到县城上学，还有爷爷奶奶进城照顾孙辈。

小时候，村里快欢的小溪里流淌着清脆的童音，而冬天里则有不少少年们在河滩的冰面上滑冰嬉戏，而现在那怕是过年，村里也没有多少活力，那些看着整齐、崭新的窑洞里没有炊烟，透出的是荒凉和冷漠。

在父亲那一代人中，村里的年轻人要么通过上学、要么通过当兵走出村庄，其他似乎并无出路。在我这一代人中，村里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旧居四邻里有16个同辈人，通过上学走出村子的有6人，通过当兵走出村子的1人，其他的则是通过进城务工走出村庄。当年，一起嬉戏的少年们，现在各在他乡奋斗，难能在一起畅叙友情，从和睦四邻的乡村搬进四邻不识的单元楼，也许是经济的进步，但人情关系却变得冷淡和陌生。

县城的房价，一方面是村里富裕的年轻人置业，一方面是丈母娘经济被迫置业，另一方面是庞大务工群体租住人口，还有一部分因为隔壁县城不宜居，选择就近置业。购房置业和丈母娘经济，掏光了六个钱包的同时还诱发了民间借贷。特别吐槽一下丈母娘经济，彩礼钱、三金、婚房还有汽车款几样累加起来数目不菲，婚不起成为社会问题，在川道上富裕的村庄里，同样会有三四十个大龄未婚青年。

概括的讲，就业变化带来人口的迁移，伴生教育和房价的变化。如果说，教育和房价是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缩影，那么农村空心化、婚不起则是城市化进程的另一面，伴生的是农村养老问题和农村的后续发展力。

县城有22万人口，农业人口占比80%以上，长效和持久解决农村问题是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任务，然而每界执政者理念不统一，缺乏整体规划，导致投资分散，资源浪费，并没有形成长效有竞争力的经济产业。

农村电网改造问题。县农村电网进行过数次改造，每次都浮于表面，费时费力费钱，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规划，另一方面是故意留足腐败空间，而冠以堂而皇之的理由是规划赶不上变化。

脱贫问题。2018年，为了解决农村贫困无房户的问题，县城对每个村的贫困户集中进行抓阄，抓阄中签的人，将以5000元的代价获得县城边上市值20万左右安居工程的住房一套。而对于留守在农村处于非贫和贫困边缘线的群众养老问题、居住问题、天然气问题和饮水问题，都选择视而不见。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实施农村集中居住区建设时，当地的当政者们还在做面子工程。

农业问题。陕北是半干旱地区，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农业种植生产。在古代，这里属于农业和游牧的交界地区，至今，拦羊老汉身披羊皮袄子，头戴羊肚白毛巾，哼着信天游是大多数人对陕北的认知。县领导为发展经济，倡导过数次种植业，一会种植小米，一会种植苹果，不少村里动用机械化设备造了大量的宽幅梯田，然而在整体缺少产业氛围和产业环境，最终导致国家农业补贴浪费，农村依然停留在喊口号发展，行动上做面子工程骗补贴经费的恶性循环。解决农村问题，陕北需要新时代的苗秀山（平凡的世界田福军的原型之一）。

吏治问题。九十年代初，防寒服是当地重要产业，产品一度远销俄罗斯，还在县属过境省道打着“XX防寒服温暖天下人”的广告，是县域重要的税源之一，最后有不良厂商以次充好，用黑心棉、用玻璃纤维替代羊绒充填，引发打假风暴，导致整个产业陨落，监管缺位是产业失败的重要原因。当下，热火朝天的小米，产地都来自内蒙，只是在当地包装一次就身价翻倍，如果监管失控，将重蹈防寒服的覆辙。

最后，聊聊互联网的普及度。互联网用户分层在小城有着明显的感受。在县城，使用京东、淘宝、拼多多似乎与大城市并无区别，在亲友的微信群里，拼多多的分享似乎更多一些。美团点评在县城也有不错的浸透度，过年期间依然可以用外卖叫喜欢吃的菜品。微信的浸透度则接近饱和，姑妈年近70岁，同样可以熟练的用微信抢红包和家人聊天。快手的普及度远超抖音，甚至不少亲友甚至没有听过抖音。看新闻主要是趣头条和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的用户量并不大。手游在年轻人中拥有不俗的普及度，吃鸡，王者荣耀是最受欢迎的游戏，亲友和侄子辈的年轻玩家们是重度用户，他们喜欢用游戏打发工作之外的时间，互联网金融在小镇年轻人的浸透度似乎不高，与他们的交流中鲜有人提及。

农村城镇化与农村空心化是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而我们经历的乡村的荒凉，乡情的缺失，乡村文化的消失同样不可避免。或许这些就像已经残缺记忆会慢慢变淡，直到有一天，有人问起你家乡在何处，你回想起来时，只能起得这个地名字却记不得从前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