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志象网 周鑫

俄罗斯通过Facebook干预美国大选、剑桥分析公司数据泄露事件、“假新闻”一词正式进入词典……数据安全和隐私已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谣言通过WhatsApp传播，并引发暴力事件，这也导致数据本地化的发展势不可挡。在过去两年，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都在关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公司，更具体地说，就是试图控制和规范他们。随之而来的，就是与Facebook、谷歌、Twitter等公司的对峙。

但在这方面，将Virag Gupta称为先驱者毫不为过。

Gupta是最高法院律师，至少在六年前，他和战友们就已经与Facebook、Orkut（一家曾经很受欢迎，现在已经倒闭的社交媒体网络）、谷歌和Uber等公司展开了较量。最近，名为“问责与系统变革中心”(CASC)的NGO组织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针对Facebook旗下通讯公司和印度政府的请愿书。请愿书指责WhatsApp没有遵守数据存储方面的规定，也没有任命申诉官。

Gupta表示:“我们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组织，但我们正努力使新的法律体系随着新的数字经济而发展。”

为此，Gupta和CASC有许多意见：印度的数字企业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外国公司不纳税;许多社交媒体平台没有受到适当的监管;印度人在上述平台上的数据并不安全……等等。

Gupta表达了对隐私和保护主义的追求，反对他所认为的“遍布全球的新殖民主义者”和“新时代的东印度公司”。这是一种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旨在保护个人数据不受外国公司“不遵守印度法律”影响的努力。Gupta坚定地认为自己不关心政治。然而，他至少有一名助手与印度民族主义人士、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的意识形态导师、印度教民族主义人士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简称RSS)有联系。

这位49岁的律师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网络法律辩论的画面中，他灰白的头发、标志性的方形眼镜和浓密的胡须引人注目。他是某种法律行动主义的象征，有可能影响有关数字权利和法规的决策。

“申诉官”是万能钥匙吗？

2012年，75岁的印度人民党前领导人KN Govindacharya提起诉讼，Gupta首次公开参与互联网监管之争。这起在德里高等法院审理的案件是针对Facebook、谷歌和其他公司的。Gupta是Govindacharya的代理人。

他们认为，外国互联网公司在印度没有缴纳公平的税款。印度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孩子们“非法”创建社交媒体账户，印度用户的数据被存储在海外也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

2013年，他们取得了胜利。法院宣布，根据2011年《信息技术(中介指南)规则》中的条款，Facebook等公司必须任命申诉官。

在Gupta、Govindacharya和CASC提交的请愿书之后，对申诉官员的要求成了请愿书中的共同事项。

2014年，一名Uber司机被控强奸一名乘客。之后Govindacharya通过Gupta向德里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称这家在线出租车平台和许多其他平台一样，没有任命申诉官。他们的请愿书称，尽管如此，Uber还是获准运营，这反映出“该国治理的崩溃”。他们指出，Uber和其他互联网公司应该为在印度国内获得的所有收入纳税。

去年8月底，根据《印度托拉斯法》(Indian trust Act)注册为智库的CASC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针对WhatsApp的请愿书。该公司称，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公司存在假新闻问题，通过短消息服务传播的谣言经常导致暴力和死亡。该公司说，WhatsApp不遵守印度税法，也不与情报机构合作。当然，它也没有申诉官。

根据CASC的说法，申诉官或许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

作为回应，WhatsApp于9月份在印度任命了一名申诉官。但Gupta并不满意——他说，这位新官员的总部在美国，而非印度。WhatsApp在印度设有分支机构和办事处，已经准备好实现数据本地化。WhatsApp为何不愿在印度任命一名申诉官员?Gupta对此非常不满。

WhatsApp回应称，没有任何地方规定，申诉官必须在印度，只是必须有一个申诉官而已。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今天，CASC要求印度最高法院将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加入此案，原因是WhatsApp尚未遵守银行监管机构的命令，即支付服务(WhatsApp正在印度推出)必须在当地存储所有交易细节。

德里的独立律师Satyajit Sarna说，首先，可以让CASC这样的组织有机会面对各种针对在印度开展业务、尤其是数字业务的外国公司的投诉。

另一方面，印度法律新闻网站legal India的创始人、律师Kian Ganz则表示，这可能纯粹是一种战略举措。向WhatsApp这样的公司施压，让它们承担为自己辩护的责任。“如果这是一个试图致命的案子，那他们(CASC)可能不需要说明这一点……但就未来的监管而言，这肯定也是印度央行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Gupta其人

Gupta经常卷入公共利益诉讼(印度法律术语为“PILs”)，公开谈论从数据隐私到环境安全再到治理等各种话题，他不太愿意谈论自己或CASC。他表示，还不如更关注问题本身。

但公众记录中出现了一幅画面。

从2001年到2005年，他至少有4年时间在与CESTAT（海关、消费税和服务税上诉法庭the Customs, Excise and Service Tax Appellate Tribunal）共事。接下来的一年，他又与财政部合作，研究间接税和法律问题。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的法学学士学位，之后离开政府部门进入私营部门。

如今，他是德里一家名为VAS Global的小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专攻网络法律。除了税收，环境，房地产和宪法以外，他在公共利益案件上的工作，都基于这一点。

“我和他交谈过几次，发现他的论点过于偏技术性，难以令人信服，”一名前律师说，他现在是一名记者，负责最高法院的相关报道。“但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很透彻。”

根据其自述，他不落俗套。他的LinkedIn主页上显示，他“喜欢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以前从未做过的任务”。

“他在最高法院和法律界都很活跃，在法律界备受尊敬，是一位名声在外的好律师。他不断出现在电视上，在杂志(和报纸)上发表文章，”另一位要求匿名的最高法院律师表示。

自去年注册为非营利智库以来，CASC在网络/数字法律领域之外提交了大量请愿书，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声誉和影响。据Pathak介绍（Gupta是VAS Global的创始人， Gaurav Pathak是该公司的合伙人，Pathak是公司的秘书长，公司没有全职员工)，“我们完全是非政治性、独立的组织。我们得到了很多学生的支持，他们来自全国的法学院、工程系和其他领域，与我们一起实习。”

公益诉讼的范围很广：最高法院要求公益诉讼使用双面打印的法律文件和请愿书，声称这样可以节约数百万升水和数千棵树。Gupta在给印度总理的信中要求政府不要向抽烟喝酒的官员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他说，“一个健康的官僚机构将确保减少医疗设施的使用，从而减少开支”。他要求政府命令各政党设立内部委员会来处理性骚扰问题的法律声明(适用于印度所有机构的规则)，在后来多次被提起。

“我们在做什么?我可以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Gupta说道。

不能杀死患者来遏制疾病

公益诉讼作为法律维权的工具，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通过该程序，任何人可以就“公共利益”问题向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提交请愿书。

影响数字权益和监管政策的法律行动主义的最佳实例之一，就是后来被称为“Shreya Singhal案”的案件。Singhal当时还是一名学生，他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反对《信息技术法案》(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t)第66A条。该法案实际上把在网上发布“冒犯性”内容(一个宽泛的术语，几乎可以涵盖所有内容)列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她的请愿书之后，法院裁定第66A条违反宪法，并在2015年将其废除。

判决中的一项裁决是，在线“媒介”——包括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和谷歌等搜索引擎——不能对用户最终上传的内容承担责任。除非法院命令他们删除特定的内容。

互联网自由基金会(Internet Freedom Foundation)执行董事Apar Gupta（与Virag Gupta没有亲属关系）写道:“这是政府和司法部门多年来不得不努力解决的一个决定。”

“有时候，对部分PIL（公共利益诉讼）和请愿者而言，只是为了宣传，”来自 Legally India的Ganz说道。但通常它们仍有其价值，尤其是在科技行业。“许多技术的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监管缺位。我认为，这些活动人士、律师和非政府组织正在发挥相当的价值，在科技发展过快的问题上起到制衡作用。”

Gupt说，法院倾向于对抗性的结果——原告对被告，请愿者对被告。而像PILs这样的法律措施必须仔细权衡。“如果你向去法院寻求一个政策性的结果，有时候会很危险。”

有趣的是，CASC反对WhatsApp的主要理由之一，是社交媒体网络中介需要对他们托管的内容负责。政府也在考虑施行这一举措，同时要求WhatsApp和Facebook等公司在当地开设办事处。

与此同时，印度央行已经命令金融服务公司将数据存储在印度的服务器上（公司也在采取行动），中央政府也在向更多的在线服务征税。

这与Gupta和Govindacharya(前人民党领导人，也是RSS的成员)的立场非常一致。一直以来，Govindacharya直言不讳地批评包括其政党在内的所有政党，他与目前执政的RSS和人民党(BJP)的领导层关系紧张。

他们都反对政府雇员在公益诉讼中使用Gmail这样的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和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理由是这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2013年，选举委员会(Election Commission)发布了一套新规则，对在竞选活动中使用社交媒体作出规定。这是Gupta和Govindacharya向委员会提出的请求，也是另一个他们尚未解决的问题：WhatsApp的请愿书中提到，各政党聚集了数十万“网络战士”，通过社交媒体“传播错误信息”并影响选民。

请愿书称，政府对这一事件以及更广泛的假新闻问题的回应，是通过关闭互联网来对抗动荡的“下意识反应”，这就“相当于杀死患者以遏制疾病”，因噎废食难以令人满意。

那Gupta和其盟友认为什么才是有效的处方呢?CASC的Pathak称，这必须依赖“数字治理”：向互联网公司征税，从而减少“乐施会（Oxfam）报告中所说的不平等”，让它们服务于印度本土，这将“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

他表示:“这些公司必须遵守法律，并像穆克什·安巴尼(信实工业董事长、亚洲首富)在古吉拉特邦的活力峰会期间向莫迪总理提出的那样，抵制数据殖民化。”

“我们正试图以各种方式推进21世纪的法律改革。因为我们的宪法是在1947年制定的，当时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移动电话，更没有数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