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虽然是一名远走俄罗斯、躲避美国政府间谍罪指控的国际流亡分子，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J. Snowden）却依然在到处活动。

今年五月又是斯诺登这位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的前外包雇员进行虚拟全球旅行的一个月。他目前已经通过视频形式现身过多个场合，包括普林斯顿大学的视频连线、斯坦福大学的“杰出演讲者”系列，以及挪威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大会。按照计划，这个月结束之前，他还将通过视频向意大利以及厄瓜多尔的观众发表讲话。厄瓜多尔的那场活动还将播放《第四公民》（Citizenfour）这部以他为主角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

然而，自从斯诺登带着满载国家安全局秘密的笔记本电脑从夏威夷飞往香港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相继取得的胜利还远远不止这些。

两个星期前，联邦上诉法庭裁定，他披露的第一个国家安全局项目、也就是搜集几百万美国人电话记录的监听项目违法。上周，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法案，要求改革这个监听项目，禁止美国政府染指项目搜集到的大量电话记录。美国总统已经表态支持这项改革，而美国参议院正在举行相关辩论。同时，苹果和谷歌公司则不惜触怒联邦调查局，加强了智能手机等产品的加密措施，混淆通讯，保护消费者免受斯诺登曝光的那种政府监听行为。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lawyer）律师、斯诺登的代理人本·维茨纳（BenWizner）说，斯诺登对这些后续发展深感满意，因为他一开始还担心，自己揭露的这些真相可能会被人忽视。但斯诺登引发的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

“他的生活非常、非常丰富、充实。”维茨纳说，显然是急于驳斥斯诺登的批评者们2013年作出的预测，认为他最终在俄罗斯将落得个潦倒不堪、泯然众人的下场。“他已经变成了一位多么出色的公民啊。他现在已经能够游刃有余地利用技术手段战胜流亡生活，参与到他自己引发的大辩论中去。”

然而，美国情报官员对于这段开始于2013年5月20日、斯诺登飞往香港的那一天的这段传奇却有着不同的说法。斯诺登当初决定向一批精心选择的记者披露美国安全局几十万份高度保密的文件，他的这个决定至今仍然会激起奥巴马政府许多人的怒火。他们说，他曝光的信息教会了恐怖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如何躲开这个安全机构的监听。他们指出，他披露的这些信息（《纽约时报》也刊发了其中一部分）已经远远超越了搜集电话记录的范畴，触及到了大量针对外国、但却并不涉及美国人隐私的项目。

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顾问、同时也是泄密事件最敢说话的批评者斯图尔特·A.贝克尔（Stewart A. Baker）说：“我们现在在美国国内真正争论的其实只是斯诺登披露的第一份文件。”他指的是美国联邦法院授权进行电话记录监听项目的秘密指令。“其余的文件则一直被世界其他国家当作某种形式的情报色情片在利用——‘天啊，看看美国国家安全都在干些什么勾当。’”

美国中情局前副局长、代理局长迈克尔·J.莫雷尔（Michael J. Morell）在一本新的回忆录中表达了许多自身情报人员悲观的看法，他们甚至认为斯诺登的泄密行为给伊斯兰国极端分子集团、也就是ISIS赋予了力量。

“ISIS是曾经向斯诺登学习的恐怖集团之一，而且显然，他的行为在ISIS的崛起中发挥了作用。”莫雷尔在回忆录《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战争》（The Great War of Our Time）中这样写道，但他并没有展开阐述。“简而言之，斯诺登导致我们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安全状况大幅下降。我不是说着玩，美国人很可能因为爱德华·斯诺登的行为死在恐怖分子的手里。”

鉴于这样的评估，美国检方一直没有表现出愿意向斯诺登提出他可能会接受的辩诉协议的意愿。去年夏天，俄罗斯政府授予他三年的居住权，而他近期没有很快将离开俄罗斯的迹象。美国已经吊销了斯诺登的护照，而他目前也不是俄罗斯公民，没有俄罗斯护照。但就算他能够拿到某种形式的旅行证件，他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在任何国家都有可能遭到逮捕，送回美国接受审判。

俄罗斯一些评论人士已经注意到了斯诺登眼下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他在普京治下越来越走向威权主义的俄罗斯还在呼吁自由和隐私。

记者安德烈·索尔达托夫（Andrei Soldatov）运营着一个网站，关注俄罗斯的情报领域。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这几个月，斯诺登一直成功地假装自己不在俄罗斯，而是别的地方。他现在进退两难。”斯诺登避难的国家，他补充说，“是一个正在发起运动反对互联网自由的国家。”

斯诺登的律师说，斯诺登目前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演讲费，其中有些有时候一次演讲的出场费就超过1万美元。他的美国女友、也就是今年二月代表他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林赛·米尔斯（Lindsay Mills）已经与他在莫斯科团聚。

但尽管如此，跟2013年六月在香港作为美国安全局档案泄密事件线人首次公开现身的时候相比，斯诺登如今的处境如果说复杂，但地位其实已经大不如前。当时，美国国会和有线电视网上充斥着叛国罪言论，暗示斯诺登一定是俄罗斯或者中国的特工，甚至还有人呼吁使用无人机除掉他。

截至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斯诺登当时拿走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数据是在代表任何其他外国政府，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与记者以外的其他人分享过这些数据。（美国中情局那位前官员莫雷尔说，他肯定斯诺登拒绝了俄罗斯和中国提出的条件，“既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也是因为他不喜欢任何国家的情报活动。”）

而且，事实证明，他的吸引力比许多人预测的要持久得多。他脸庞瘦削、发型粗犷、戴着时尚的眼镜、留着稀薄胡子的形象已经遍布世界各地的T恤衫和海报。2013年，他以微弱劣势输给了罗马教皇方济各，没能成为《时代》杂志当年的年度人物。Facebook上的一场活动和挪威政界甚至提名他角逐诺贝尔和平奖，尽管最终未能实现。美国内外许多人担心政府的监视充分借助技术手段之后带来的骚扰，斯诺登给这些人内心那种抽象的焦虑赋予了一张时髦、年轻的面孔。

今年五月，普林斯顿大学法学与公共事务学院主任金姆·莱恩·谢佩勒（Kim Lane Scheppele）把斯诺登介绍给人们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礼堂和两间房里都挤满了观众，甚至连房间外都是人。她承认，一个法学院邀请一位面临严重刑事指控的人担任演讲嘉宾很不寻常。

“但今天到场观众的规模表明，”她说，“爱德华·斯诺登做了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披露的信息引起了公众的警惕，让人们注意到，以我们的名义到底在进行什么事情。”

接着，斯诺登本人的巨幅投影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他当时腼腆地笑着，小声说起美国的老大哥形象。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又对在挪威卑尔根举行的北欧传媒文化节（the Nordic Media Festival）发表了演讲。当时距离美国联邦法院裁定国家安全局搜集电话数据违法刚刚过去一天。“这件事确实意味着美国政府目前为止面临的阻力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斯诺登当时说这番话的时候显然很兴奋。他还预测，涟漪效应将远远超出电话监听项目本身。他说：“它将影响美国未来所有的大规模监听项目。”

上周五，斯诺登在斯坦福大学遭遇了他不可避免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他到底是一位英雄，还是一个叛徒。

“这不是我的事情。”他坚持说，“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不是英雄。我也不是叛徒。我跟在场所有人一样，只是一名普通的美国公民。”

但他本人当时其实并不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个会议室里。说起这一点，他语气有点感伤。

“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想回家。”他说，“因为那是我生活的地方。那里有我的家人。”

（翻译：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