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视频

这一段无声电影是“中国第一部纪录片”，1902年在云南拍摄，影片生动清晰地反映了当时昆明的市井和风貌。

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带着七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底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的注视。

1898年昆明圆通寺

在以后的近5年时间里，他拍下了许许多多反映昆明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总都巡抚、市井百姓、贩夫走卒等，用照片的形式完整地记录了这个地区的社会概貌，这些珍贵的纪实性图片让如今的昆明人着实感慨……

图为身穿越南皇帝龙袍的方苏雅（1900年）

这个人就是方苏雅。方苏雅法国名叫奥古斯特·费朗索瓦，中文名字方苏雅，他于1857年8月生于法国洛林地区一个殷实的呢绒商人的家庭。从军参与政变失败后，改学法律。1899年12月起，方苏雅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省代表。

1900年昆明筇竹寺500罗汉

喜欢摄影、游历、考察的方苏雅，曾游历了贵州的安顺、贵阳等地，并走进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他还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过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沿途见闻、当地的彝族和藏族以及人背马驮茶叶、马帮等照片，写了大量日记。他游历时，准备了12只箩筐来运玻璃底片，还要用油纸粘上牛血来包装，以防雨淋湿。

方苏雅喜欢街道，认为那是中国人生活的舞台，那些穿着干净、打着太阳伞的官员、形形色色的商人、小工匠等都出现在这里，有时还在这里进行审判，在公共场所检阅军队和招募民兵，对于街道上发生的这一切，方苏雅都进行了分类拍摄。

晚清时期热闹喧哗的金马坊。金马、碧鸡二坊是昆明的城市象征，东为金马坊，西为碧鸡坊，始建于明代宣德年间，距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原金马、碧鸡坊古建筑于文革期间被拆，1998年在原址重建。

七个戴着枷锁受刑的囚犯。在明清时期，在路上看到戴着枷锁的囚犯并不奇怪，不过像图中二个关在立枷中受刑的犯人并不多见。立枷又称站笼，一般用来处决死刑犯。笼子上端有口子卡住囚犯的颈部，只能站不能坐，直到死去。

正在吸食鸦片的二名富家子弟。云南因为靠近印度、广东，向来是清朝时期的鸦片重灾区，到了晚清时期，云南因为独特的气候条件开始大量种植罂粟，每到春夏交替之时，田野里满是盛开的罂粟花，鸦片泛滥成灾。

在依依不舍扶住门框的母亲的目送下，新娘的叔伯兄弟和父亲一左一右抱起新娘走向娶亲的红轿，他们脸上的笑容表明他们对婚事是满意的。紧跟他们身后的就是促成这桩婚事的媒婆。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新娘应该是在喜神香案前啼哭，一般认为哭得越伤心将来日子就越好过。在极端的情况下，新娘完全可能哭昏过去，这时由父兄把她抱上轿应该是非常自然的。

正在鞭猪的昆明男子。“鞭猪”是旧时昆明的婚嫁风俗之一。在迎接女方嫁妆的这一天，男方敲锣打鼓准备厚礼，还必须赶着一对活猪（羊）到女方家。有时候猪不肯走，就得用鞭子赶，因此俗称“鞭猪”。

在晚清商界，最负盛名的莫非江浙一带的“财神”胡雪岩，但是当时中国有一个人比他更有钱。那就是云南弥勒的王炽，绰号“钱王”，是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品红顶商人。云南巨富王炽（右二）儿子的婚礼现场，方苏雅当时受邀参加，女方的嫁妆堆了满满一地。

王炽的三女儿，是位国色天香的大美人。

奇怪的五角水牛(1899年，昆明)

这头甚是奇异的牛中间两角之间还有一角，已被锯掉(易伤人)，只剩一点角根。作为一个法国外省地主的后代，方苏雅对牛明显保持着一种朴素深厚的感情，不厌其烦地多次进行拍摄并常有新意。这头水牛曾作为神秘东方的一种符号给方苏雅的侄子赛都在童年时就留下深刻印象。其实这头怪牛对中国人来说也是神秘难解的。

茶客们(1899年，昆明)

据《纪我所知集》记载，往昔昆明“茶铺内之一切设备极其朴陋，大火炉上支一把大至无比之铜茶壶，内能容水四至五大桶，壶把粗若孩童臂，把以铁练套住，扣在一比较粗实之尾柱上。旁为砖砌蓄水塘，塘近于墙，墙上则绘一乌龙吐水。饮茶者至，则挈一小壶茶，一半土半磁之茶杯以供客。……”但在这张照片中，方苏雅的兴趣不在茶具而在人：左数第三人是他在中国民间看到的第一个戴眼镜的人。此外从画面判断，戴眼镜的人背后头包白帕者可能是伙计，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男子穿着完全相同的装束，也许就是当年的时装吧。

闹市即景(1899年，昆明)

照片摄于昆明一闹市，是方苏雅影集中不多见的即兴拍摄作品之一，图中人物均来不及反应，各自行走如常。整幅照片布局均衡、乱中有序、层次明显、颇有现代感。正中清晰可见一头缠帕子的撒梅族男子。照片背景建筑是当时昆明大户人家的典型模式，不仅承袭了中国古典建筑的传统，且吸收了白族的建筑艺术，形成地方特色。其两边阁楼一般有戏台(朝向院内)，供伶人唱“堂会戏”之用。

三人轿夫(1896年)

从照片中看不出中间轿夫起什么作用，也许他只是个替补者，但眼下他的姿式在加重另两人的负担。无论如何这是个辛苦的职业，而轿中的人往往也并不舒服：如果爬坡，两脚就会悬空，身躯后仰不敢动弹；下坡时则要用力用膝盖和手撑着轿子的隔墙，以免从门口溜下去。此外官人和妇女都要紧闭门窗，不能沿途观赏。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折磨，而方苏雅则认为这“像是为适应在汹涌波涛中航行而做的健身运动”。

围看西洋镜的儿童(1900年，昆明)

从衣着上看，两个正在观摩“进口大片”的儿童应来自富裕人家。而更左边的那个孩子也许正焦急地向父亲提着这时髦的要求。对于古老的中国百姓来说，西洋镜(皮影戏)与洋枪洋炮一样给人印象深刻，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而这三个字中包含的惊奇含义一直保留至今。从摄影上说，这是一张层次分明、构图完整的照片，一看之下几乎完全注意不到摄影者的存在，除了右边那个小孩以外，所有人物都自然生动地活在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同时又像戏剧角色一样衬托着主要的事件。在摄影才刚刚发明不久的那个年代，这样水准的拍摄眼光和技巧的确令人称奇。

赤脚仪仗队 (1902年，昆明）

在离法国领事馆很近的桦子坡街道上，巡抚的官队正在通过 。虽然于回避牌中穿行的仪仗队给人以逻辑混乱之感，(它将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 在了一起)，但这却都是清廷高官威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照片中尖锐斜插的彩旗杆与沉闷 的背影也使画面充满冲突，不过右下角的那个男孩超脱于事件之外，他们通常都是临时叫来 充当仪仗的街童。只有他与相机镜头产生了对话；因为他与摄影者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盛大庙会(1899年，昆明)

由远处墙壁上可见的“祝圣寿”三字，可断定这是为庆祝慈禧生日举办的盛大庙会，地点是东岳庙万寿宫(今连云巷宾馆处)。当时昆明人极敬神佛，常常进香求佛，而各寺庙亦不失时机建立道场会场，大办庙会，如正月初九金殿有会，三月十五铁峰庵有会，七月十五各寺庙做盂兰会，七月二十七则是东岳庙开办大会。逛庙会的人如此之多，一大原因据说是因为妇女可抛头露面，“大府中人对于妇女入庙烧香一事，弛而不禁”，虽然人人手提香烛、元宝，在神佛前焚烧，顶礼膜拜，“以致烟火弥空，钟鼓声闹”；但暗地里“少男少女之心意或亦兼有其他之注在也”。

桅满篆塘(1900年，昆明)

由于当时昆明城内的桥梁拱高普遍较低，图中运粮船上高高的桅杆在过桥时都必须放下，十分不便。因此吴三桂在滇时于小西门外挖修了这个“篆塘”，并在塘上盖了粮仓，运到此地的粮食即可迅速入仓，而这一带也因此被命名为“仓储里”。当时大小篷船、双单彩船和小拔船等各种船只云集于此，成为昆明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如图这样的景象一直持续到本世纪20年代前后，据统计，当时全部木船有700多只，仍以帆船数最多，占总数70%－80%。其中渔船多散在于河滨农村，游船则集中于篆塘。

总督的排场（1902年，昆明）

这是在昆明东南郊菊花村举行的迎接云贵总督进城仪式。笼 罩在图片上方的这把洋布伞在当时的昆明已经意味着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时一般男子出门，天晴戴一顶细篾帽，天雨则戴一油篾帽，撑油纸伞的已是极为讲究之人。当然，真正有排场还是图中坐在马上的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他们都是一品，从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苏雅以法国驻云南府领事身份获得的官品是从二品，按规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时不得正面抬头观望，因而方苏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给尊贵的云贵总督留下一个背影。

“奉旨修发”匠(1900年，昆明)

中国传统认为，骨肉肤发，受之于父母，因而不得故意伤 害。由于严格实施确实有困难，有时只得变通。比如可以“修发”，但不能“剪发”，区别在于用刀不用剪，而且还要打着皇帝的招牌，叫“奉旨修发”。从照片来看，这个“美发师”的行头可能是奉旨做事的人当中最因陋就简的。他有效利用了衙门旁一块遮阳避雨的空地作营业场所，其标志性的东西则是红铜脸盆和挂在铁链上的毛巾。此外，一高一矮的两根登子也是当时修发者必备：矮登供人坐，高凳则用于顾客扶扑身体时所用。

八卦图前的全家福(1900年，昆明)

照片中出现了五把样式各异的扇子，一看之下仿佛是当代扇厂的仿古广告；而与茶几背后八卦图阴阳相对应的两组人员也令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对拍照持严谨态度的方苏雅当时显然是走神了：最靠右的男孩身体被削去一半，而左边却有大片完全不必要的空间。一切似乎说明这并不是一次兴之所至的拍摄，尽管这个殷实的官宦之家(注意男主人的官靴)对此严阵以待，派上了不少道具。应该加以说明的是，当时昆明城内道观虽多，信道的人却远远少于信佛的；图中左边三人应该是小妾和她生的子女，右边两人则应该是正房所生之子。

金榜题名三名士 1903年昆明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题名的云南名士当中，以右首袁嘉谷衣着最为朴素。据《纪我所知集》载，“袁实寒土也”。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昆明人士为培补昆明风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资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楼，作为经正书院高才生的袁嘉谷因家境贫寒仅“捐金五钱”，名列刻名的倒数第一位。十年后，他终于在金榜上将自己的排名纠正。

眉清目秀的青年乞丐(1901年，昆明)

他的右手紧握着一根“打狗棍”，左臂被一小张令人费解的草席所完全遮盖，手拿得之不易(是照像的奖赏？)的食物——一个苤蓝，神色茫然地 站在镜头前。年纪轻轻且看上去还算健康的他缘何沦落在这种命运里？也许答案就在那张小小的草席下面，只是对我们而言它就像历史一样沉重，使简单的真相消逝在无法穿透的迷雾中。

昆明北城门(1899年)

昆明城建于明代，城上之楼叫望京楼，京就是指帝都北京。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城楼(包括内城门)虽然朝北，城郭的门却朝东，代表的是龟掉(摆)尾之形。此外，当时的北门外一片荒野，是昆明的坟堆集中地，因此按照堪舆家的设计不仅将城墙造得格外坚实以抵挡鬼气，还在城楼上塑有道教神像驱凶避邪。

百年前熙攘的一条路(1899年，昆明)

图中的白塔位于云南府城东２里处，是当时拓东路上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图右的建筑是古真武祠，为旧“汉营”，相传是诸葛孔明南征时屯军之所，唐代建拓东城，因此祠内有诸葛亮石刻 像。从照片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主要街道的路况和两旁的集市贸易情景，是极有代表性的老昆明风情图。方苏雅选择塔洞内有人、路中有牛车的时机拍照，是为了留下尺寸上的参照，这也是他惯常的做法之一。

汪洋中的一条街(1903年，昆明)

图中被盘龙江所患的街道即报国寺街。盘龙江地势低平，纵贯南北，是穿越昆明市内的最大河流，历史上就多次因河道壅淤，汛期溃堤成灾，造成大小东门外的田亩和绣衣街、报国寺街一片汪洋。尤以清同治辛未年(公元1871年)大水最为严重，城内城外毁屋上千栋，据说水一直漫到报国寺大殿上三世佛的莲座，有八、九尺深。水患原因当然是排洪道不畅，但民间传说金牛寺的金牛事前叫几声，水就涨几尺。现金牛街的金牛寺已不存，但金牛还在，只是不再鸣叫。

洗马河中的驮马(1900年，昆明)

马背上的货物可能是木炭或栗炭。在这张照片中，马夫的缺席虽然奇怪，但令画面更为纯净、优美。 洗马河是翠湖通往滇池的第一段河道(今翠湖西路)。明初云南镇守国公沐英据汉代周亚夫屯军细柳营，治军严明的故事，在翠湖西岸建立“柳营”，他生平爱马，在营中饲养骏马良驹近千匹。每当天气晴和，士兵或在河边洗马，或在柳下放牧，加之河畔有一以桨染小布、纱帕出名的染布巷，巷内居民常到河边浣纱。人欢马嘶，自是一番热闹景象。

至今尤存的东西寺塔(1900年，昆明)

“城南双塔高嵯峨，城北千山如涌波”，明初史谨在诗句中描写的这种景色，今天在昆明城仍能见到，只是东寺塔(图右)已不是史谨看见的那座南诏旧物，位置也更偏东，出了东寺街。

消逝的昆明古城

这是关于拓东城和拓东路最早，也是仅存的一张全景照片。从图中可看出，路北的建筑密集成群，路南则相对凋零，原因是当时滇池水时常肆虐路南。此张照片从横跨路中的状元楼上所拍，当时的街道建筑和人流情况因之而一览无余。百年沧桑，现仅存真庆观的残岩断壁和街名白塔路、拓东路。高楼耸立中的真庆观你还能留多久？

忠爱坊

忠爱坊处于正义路南段，过去这里作为昆明二十八铺之一的高山铺，街市纵横，商贾云集，因居珠市（宝善街）、马市（顺城街，过去顺城街属于马帮的会聚地之一）、羊市（正义路中段）要冲，故名三市街。图中后面的城墙为云南四门之一的丽正门，上建有楼，名近日楼，昆明人俗称小南门，城下为顺城街，过去马帮集散地之一，今为新百货大楼及顺城商业中心。近日楼现在外移至东寺街，新“古董”，徒有其名而已。

“龟城”百年老地图

这是方苏雅于1900年手绘的云南府城郭略图(不包括中庆城和拓东城),虽不很精确，但把握住了整体形状(灵龟)和内部构成，用阿拉伯数字详细标注了主要建筑和方位物，并留下地名和照片。

洪化堂炮队在操练

洪化堂(后称讲武堂)建立以后，聘请的是德国人任教官，创设绥靖新军3个营，炮队一个营。照片中的炮队学员正在练习使用德国克虏伯炮，但近前三个学员似乎并不专心。此操场原为吴三桂官邸，现在省农展馆一带。

这是方苏雅照片中极不自然的一张：所有的人都望着他的镜头，带着惊奇和茫然的神色——因为他们大都是被方苏雅的卫队用竹杆驱赶过来的，却不知道这个爬在楼梯上的洋人究竟意欲何为。

云南巨人，身高7英尺11寸，拍摄于18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