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生活垃圾分类从2000年便已开始实施，然而15年来普遍认为成效不大。5月21日，在国内两家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与“自然之友”联合发布《160座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信息申请公开报告》的发布会上，虽然主题是谈论垃圾焚烧，但是与会的环保界人士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政府大力推行的垃圾焚烧政策，对垃圾分类的实施并没有好处。

以北京的生活垃圾分类为例，从1996年开始，北京市率先在西城区大乘巷开展垃圾分类试点，从而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垃圾分类试点的城市。2000年，北京市被建设部确定为全国八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一。垃圾分类的目的就是促进源头上的减量化、资源化，然而北京市的日产生活垃圾量却一直在攀升，在2004年时约1.36万吨，十年后最新的数据是1.84万吨。

2009年，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按照“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的要求，到2015年底，实现新增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1.8万吨，处理能力达到每天2.3万吨的工作目标。

同时按照计划，将在2015年实现焚烧、生化处理、填埋按照4：3：3的比例，而这六年期间，北京市政府将投资100亿元，新建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可见，政府越来越重视垃圾焚烧这一方式，也在大力建设垃圾焚烧厂。而环保组织们认为，垃圾焚烧处理的比例不降反升，这给垃圾分类处理留下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不过，公开资料也显示，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共有2915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覆盖人口500万人，配置户用垃圾桶300万套，设置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站5万余个，配置厨余和再生资源专用车辆1000余辆，改造密闭清洁站超过750座。那么为什么垃圾分类做不好？

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认为，垃圾的管理包括这个城市垃圾长期的管理机制和长期规划，小到包括前端比如整个城市垃圾桶的分类和摆放，大到垃圾焚烧设施的建设或者垃圾填埋和生化设施的建设。

然而，现今城市的长期垃圾管理规划里面还是按照与GDP增长挂钩的一个垃圾增长量来预测5年后甚至10年后的垃圾量，并且以那个垃圾量作为一个目标量来做整个垃圾处理设施的修建计划。张伯驹说：“这样的话，就完全摒弃或者无视城市中垃圾减量可能带来的效益。”

自然大学研究员陈立雯说，中国现行的垃圾分类和垃圾管理体系是两个系统，一个是环卫系统，一个是回收系统。回收系统完全是市场行为，随着这种市场行为的衰退，一些比如玻璃之类的，有回收再利用价值、但没有回收价格的，就不会再被回收。陈立雯认为，垃圾分类走到今天，是因为政府的整个系统在考虑垃圾管理问题上没有垃圾管理的体系，只有垃圾分类处理的体系。

磐石环境与能源研究所主任赵昂也说，包括消费者行为，消费者意识和教育，包括循环生产、绿色生产，以及财税的制度可能都和垃圾分类会有关系。他说，如果说垃圾分类出现转机需要什么条件，我们认为就是对焚烧进行管控。一定不要把焚烧当成是解决垃圾管理的一个灵丹妙药，一定要控制垃圾焚烧的比例。

对于该如何解决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宜居广州生态环境保护中心总干事罗建明称，生活垃圾这个链条很长，讲分类的时候，不要只是把居民源头分类看成主要的目标。如果分出来的东西是可以被利用的，就必须要考虑后端有没有企业或产业来对接。如果没有相关产业对接，所有的分类全部都是假的，只是做形式。

罗建明说：“从政策上看，我们必须要把循环经济促进法落到实处，每一个城市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循环产业园，而这种循环产业园不应该由焚烧企业等进驻。我们现在看到的循环产业园附近都有焚烧厂进驻，但是真正的循环产业却没办法进入到这样的园区。”

罗建明还补充，除了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建设之外，还要学习一下德国或者我国台湾地区比较好的制度，因为在谈分类的时候，除了有价值的可以来回收，还有很多大量的低附加值的东西，必须要考虑怎么增加它的价值让企业有动力去做，那个时候回收基金是必须要配套的。

但在现实中，回收基金的问题一直很难实行。张伯驹解释，政府不同的部门形成九龙治水的局面，垃圾污染的问题是环保局，垃圾前面的处理都是住建部门，而回收这一部分，包括回收基金这套体系又是商务部门。张伯驹说，这些部门只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联动机制，垃圾分类未来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虽然这次发布会的主题是垃圾焚烧，但是环保组织们对垃圾分类都各有见解和研究。张伯驹说：“这也说明从民间环保组织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只是盯着焚烧这一个事情。其实我们盯的是整个垃圾的管理系统，这个系统里面有企业，有政府，也有民间，包括每一个老百姓的参与。很多的问题背后都是和一些法律法规、一些具体部门的落实和各方的参与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