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辛圆

图片 孟令稀

2018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25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上年下滑。今年春节假期后，多地出台稳投资政策，试图为经济增长“托底”。

在中国，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一直被视为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但过度依赖投资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在分析师看来，未来地方政府需要从多方面发力稳投资，而不仅仅是依靠传统的重大基建项目。

25省投资增速回落

据界面新闻统计，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17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全国5.9%的水平，从区域上来看，中部和西南地区投资增速位居前列。

2018年，投资两位数增长的省份中除广东和福建外均位于中部和西南地区。其中，贵州、安徽和云南分别以15.8%、11.8%和11.6%的增速位居前三，江西和湖北紧随其后，增速分别为11.1%和11.0%。

西南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杨业伟对界面新闻表示，中西部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影响，一直是中国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地区，在中央政府提出的基建补短板背景下，交通、能源和通信等领域基础较弱的该地区投资发力会比较迅猛。

尽管过半省份投资增速超过全国水平，但投资明显动力不足。和上年相比，全国31个省份中，有25个省份的投资增速出现回落，其中，黑龙江、北京、天津、海南、宁夏、新疆等6省份投资增速由正转负。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对界面新闻分析称，这与全国投资增速创历史新低的大环境是相符的，投资增速的回落原因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基建投资大幅回落，成为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主要拖累因素；二是制造业投资增速较为疲软，企业去杠杆，投资信心明显不足；三是房地产投资增速稳中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35636亿元，比上年增长5.9%，增速较上年末的7.2%下降1.3个百分点，创2000年以来新低。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仅增长3.8%，较2017年回落了15.2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宏观分析师刘学智对界面新闻指出，去年投资增速大幅度回落，主要原因在于前期政策的叠加效应。

“去杠杆见效、强监管落地、地方债务管控加强、PPP项目全面清查、环保力度加大、财政赤字率调低，这些政策形成的叠加效应导致基建投资出现断崖式下降。”他表示。

即便是排名靠前的西南地区，也疲态备显。2018年，云南、贵州和西藏投资增速分别较上年回落6.4、4.3和14.0个百分点。分析师认为，西南地区或者说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依靠投资驱动的模式并未改变，在地方政府债务管控日益加强的环境下，未来投资增速肯定会持续趋弱。

各省部署稳投资

面对投资增速持续下行的态势，地方政府纷纷释放加码投资“稳增长”的信号，多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强调要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交通领域的投资。

例如，河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构建便捷畅通的综合交通体系，实施投资1000亿元以上、总长100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双千工程”。四川省提出，打造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参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提升国际班列运营效能。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均提及重大交通工程。

这仅仅是“前奏”，春节假期刚过，部分地方政府就开始快马加鞭部署今年的投资工作。

2月12日，四川省政府召开了全省2019年加快推动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补短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省长尹力指出，要谋划实施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带动性的补短板项目，同步抓好700个全省重点项目，确保201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

也是在同一天，江苏在春节后首个全省性大会——交通强省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推进会议上，举行了全省重大交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项目总数达到41个，总投资超过1100亿元，涵盖铁路、公路、机场等。

而为了补齐巨额投资所需的资金，1月以来，地方债发行提前进入“火热期”。公开数据显示，自1月21日新疆发行今年首支地方债起，10天左右的时间里全国共有95支地方债完成发行，合计发行金额近4180亿元，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所筹资金将主要用于土地储备、学校、水利、环保、棚户区改造等基建工程。

黄志龙指出，近年来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在稳步提升，但投资始终是稳增长的主要动力，或者可以说是“抓手”。相对于出口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稳投资，尤其是体量较大的交通类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地方稳增长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于不少人认为的稳投资就是“放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王一鸣上周六在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时表示，“稳投资”不是一种罪孽，目前我国投资规模下降幅度偏离正常区间，“稳投资”具有特定内涵，要澄清和统一思想认识。

王一鸣指出，对比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来看，我国投资规模进入下行通道，符合转型期的基本特征，有一定合理性。但是，2018年我国实际投资比GDP增速低6个点，比日本和韩国在转型阶段的数字大概低1.3到0.8个百分点，投资下降幅度偏大，背离了正常的下降趋势。

不过，分析师建议，未来地方政府稳投资应走出传统的政府投资发力模式，且亟需关注稳投资和防风险的平衡。

黄志龙表示，未来地方政府稳投资的关键在于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以及稳定民营企业投资信心，特别是要改善营商环境，减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负担，这才是稳投资的长远之策。

刘学智也强调，稳投资一定要与防风险相结合，要做到二者之间平衡发展。“在投资资金融资方面，传统的高负债、举债融资渠道不能放开，要继续严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能为了加大投资而再次推升债务风险，否则，过去几年严控债务风险的辛苦付出可能成为徒劳。”

他同时表示，接下来地方政府应寻找多渠道的投资资金来源，放开准入限制，让更多的民间资金进入重大项目投资领域，降低对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依赖。在投资项目方面，不应该所有项目全盘放开，而是要有重点选择性，投资的重点要集中在补短板领域和重点发展领域，比如农业农村建设短板，加大乡村公路建设等，这可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二元结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