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信使：一部讲述战争、灾难和幸存的回忆录》的作者以一张假记者证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在书中与读者分享了自己寻找人生方向的故事。

10岁时，我的父亲在心脏搭桥手术中去世。21岁时，我的哥哥自杀了。尽管妈妈曾苦苦挽留他，但他还是从我们家公寓的阳台上跳了下去。我觉得，你早前经历过的痛苦会改变你的人生，影响你的世界观。至少对我是这样。

我哥哥的事发生在我大学最后一年的夏天，余下的时间里，我都在学校疗伤。我下意识地不愿意去接受发生了什么或是为什么。我非常担心我妈妈，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在这世上活下来，能不能去工作。所以在毕业之际，我感到迷茫无措。我问妈妈，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她引用了约瑟夫·坎贝尔的演讲：“你幸福就好。”但是，什么是“我的幸福”呢？

我做了一个清单，里面都是我想做的职业。我不想在60岁时还是这样的情景：早上起床，穿上灰色的西装，去一个阴暗的办公室里工作。我想做有目的的事情，想过有趣的生活，希望每天能学到新事物，希望去旅行。虽然我有了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开始第一步。我觉得，我每走一步都会错失其他的机会，我对自己的选择变得困惑。我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克服了这种无力感。

我的理智告诉自己，恐惧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我和很多成功人士都有过交谈，他们告诉我，成功的道路是曲折的，它看上去像一系列随机事件，只有回首时才可能找到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好在，知识是令人欣慰的，可以帮助我在21岁或是22岁的时候做出选择。在学校的时候，我曾以为这里会有一些永久性的成绩或记录，人们会通过它们来审视、判断我的行为。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我从未在工作面试中被问到大学课业或SAT成绩。

在我成长过程中，“新闻”，甚至“战争”，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晚上吃完晚饭，我都会和家人一起看CBS晚间新闻。童年的时候，我收集了很多玩具士兵和武器。读高中和大学时，我看了大量关于越南战争的书。我对驻外记者和摄影师特别感兴趣。每位驻外记者都是冒险者，而这也是我梦寐以求的。然而，事实证明，新闻业也是一个非常难以进入的行业。

我的入门工作是在ABC里处理一些基本的办公室事务——复印照片和接听电话，但是不能出去做采访。我想他们对我是有点兴趣的，可他们那时候已经过了招聘时间。我还申请了几个其他的工作，但也没有成功。我想，这就是耶鲁的教育价值！我很沮丧，感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

我昔日的高中同学在Channel One中工作，这家新闻机构的受众为全美的高中青少年。他善意地提醒我可以做事实核查员入门。我找到了这样一份工作并做了6个月，却没有找到任何方法可以曲线救国，实现我的驻外记者理想。

我坚信，如果没有人为你提供机会的话，你就要自己创造一个。当你在一家公司工作久了，人们慢慢就会用那种方式来看待你。而在我的故事中，人们认为事实核查员没有能力成为一个记者。如果我提出请求，他们会拒绝我，因为我的职业选择并不正确。有时，你必须做一些极端的事情来改变人们对你的看法。对我而言，这一契机便是辞去事实核查员的工作，出国自己拍摄影片。我把故事拍得很有趣或是很惊险，然后以难以拒绝的低价卖给Channel One。我并不在意收入有多微薄，因为我知道自己可以将在国外的生存成本压得很低。一个朋友答应为我提供假的记者证，并将他的家用摄像机借给我。我那时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明白我会学到很多。

第一个故事里，我飞去了泰国，见了一些致力于推翻国家军事独裁的缅甸难民。他们同意带我去缅甸，将一些受到攻击的学生介绍给我。故事非常引人入胜，Channel One买下了我的影片。

我以这样的方式自由地度过了一年，Channel One终于雇用我成为一名正式的记者。我在那里工作了2年半，拍摄全世界各地饱受战争蹂躏地区的故事，包括索马里、波斯尼亚、卢旺达。我继续用着家用摄像机拍摄，独自旅行，但至少有人在付我工资。

我一度在每次旅行前都非常焦虑。熟悉的环境让我松懈。在没有时间限制的独自旅行中，我去了偏远的地区。在那里，我随时会有生命危险，一种孤苦感始终如影随形。

当我来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挑战也在继续。每天靠5美元的生活费度日，在一个墙壁上爬满蟑螂的破旧旅馆阁楼里睡觉。我有几周没和人讲话，并且严格执行地自己的临时计划：正午吃午餐，六点吃晚餐。我曾在索马里看到了克里斯汀·阿曼普。阿曼普有一辆车，里面是她的整个团队。这样的境遇与我的有天壤之别。我只有这个小小的家用摄像机，难堪而孤独。

当我回家的时候，我仍然感到孤独。我的朋友们一块儿散步，有着自己的生活，并且无法理解我的世界。我看到营养不良的孩子们在我眼前死去，街上到处是腐烂的尸体和开枪的狙击手，见到了不同凡响的人迎战巨大的障碍。我的世界和朋友们的世界再也无法相通，甚至像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感到非常痛苦，但我深知这就是我的事业。我看到得越多，我需要看的也就越多。我会去任何地方，不会让危险阻挡我前进的道路，我也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的工作。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我真的觉得自己别无选择。这不仅仅是尝试，我别无选择，孤注一掷，没有B计划。

如果我没有经历过那样深刻的痛苦，我可能就不会有去做这样一份工作的动力。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的世界仿佛崩塌了。我觉得我不能再依赖别人了，我害怕那些可能发生的事。这种情绪在我哥哥自杀时变得更加严重。我想要有自主权，准备应对随时都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保护我自己免受进一步的痛苦。我认为这是促使我去战争地区并且让我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一部分原因。我想要了解生存在那种情况的人们。很奇怪，我可以很自然地在这些地方谈论“失去”。而在美国，人们几乎不会舒服地讨论这些。我明白了人们要遭遇比我经历的事多得多。

当我和Channel One的合同到期时，ABC终于决定雇佣记者身份的我。果然，没有得到一份入门级的工作对我而言是最好的事情。如果我得到了它，我就会作为前台助理工作两年，很可能就这么一直做下去。也许会被调到制片助理的岗位？我不知道。调岗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你可能得在那里干好几年才有机会被派去拍摄一个当地新闻。在三年内成为一个正式的新闻记者就更加不可能了。

我最终还是选择去CNN的早间节目工作。不幸的是，我没有成功。我感到非常紧张和不舒服。我的表现很糟糕，他们很快开始考虑，我们为什么要雇用这个家伙呢？

没有人会告诉你“你将要被解雇”，你只会在某一天忽然被告知要离开。在新闻行业，有时甚至他们不会直接告诉你被解雇的事，你会在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我不知道我在CNN做得有多么糟糕，直到我三个月后被派往阿富汗，甚至连一个拍摄队伍都没有，同行的只有我小小的家用摄像机。我为了查收语音留言而打电话回办公室时，另一位主持人接了我的电话——就在我的办公室。他已经占据我的办公室了。我只能无偿工作，没有人想要我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开始想尽办法做节目主持人。我甚至飞到亚特兰大，在周末是连着8个小时主持那些没人想做的节目。我很努力，因为“我别无选择，没有B计划。”

我在生活中尽可能得消除恐惧感。如果我遇到什么事情让我感到紧张，我就首先尝试全身心投入它。比如，直到不久前，我都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我会紧张、流汗以及恶心。我知道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镜头前讲话，但是公开发言与面对摄像机和拍摄团队讲话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后者我感觉很自然，很亲切，就像我通过摄像机向某一个人讲话。就连一个新闻组也从来没有让我紧张过，那不过是一间有着摄像机的小黑屋。但是，和成千上万人在一间屋子就是另外一码事了。所以在过去几年中，我开始利用周末或业余时间记性公开演讲。我在全国各地飞，让自己专注于做演讲这件事。我成功了，我现在可以在一群人面前讲话了。

当我坚持决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很少过问别人的建议。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让自己的计划得以实现。如果我问一频道的制片人他们会不会支持我出国拍片，他们一定会拒绝我的。拒绝比接受来得容易，他们既有可能不想对我的行为负责。所以，我就自己去做了。我认为这是完成所有事的方法。

顺便说一下，我曾经把我的计划告诉给一两个Channel One的同事，他们觉得“你肯定不可能上电视的”或者“你在这里不会成为一个正式的记者。”甚至当我被雇用的时候，人们还会说“好吧，你只是在这个只有高中学生看的小节目里干活儿，你不可能在新闻系统里得到工作的”或者是“如果你想在主流机构中得到工作，你就得从美国地方台的入门工作做起。”所有的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我更愿意跟着我的直觉去做一些事情。如果它不成功，那时再放弃它们。

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似乎都强烈地认为自己能够一夜成功。一些人的确做到了，他们录了一场真人秀或是性爱录像并因此暴富。但这并不会发生在绝大多数人的身上，也不是你们最终想要取得成功的方式。很多人为了成功打拼多年，一路上遇到过难以言述的羞辱和失败。

（译者 竺怡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