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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官员落马后,知名华人企业家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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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官员落马后,知名华人企业家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法学界认为,民营企业家被控受贿罪,极为罕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王昱倩

编辑 | 刘海川

知名华人企业家朱世雄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公诉,一审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9年。

2019年1月24日,该案二审开庭,因该案牵连成都市原市委副书记李昆学案,故备受关注。检方指控,13年前,朱世雄利用与李昆学的关系,为成都市的地标建筑——拉德方斯项目的推进提供帮助。2017年,李昆学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获刑10年。

法律学界认为,企业家被诉“利用影响力受贿”,极为罕见。朱世雄是否与李昆学“关系密切”,亦有争议。

据公开报道显示,该案即将迎来二审判决。

聚焦“关系密切”

2019年1月24日,华人企业家朱世雄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开庭。朱世雄刚刚做完心脏手术,没有出席庭审,以视频连线方式“到庭”。

朱世雄一案与成都市委原副书记李昆学相关,故备受关注。2015年11月,李昆学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2017年9月,四川省资阳市中院判处李昆学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执行有期徒刑10年。

根据李昆学的判决书,2006 年,时任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的李昆学,通过朱世雄等人介绍,决定引进西御公司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公司”)合作,违规批示“IT研发中心”(后更名为拉德方斯)项目,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人民币1290.1168万元。

李昆学落马前,与他相关的数名民营企业家被四川省纪委、监察委逐一带走调查。朱世雄亦在此列。

2015年9月1日深夜,云南省昆明市圣约翰医院楼下,成都市公安局的几名警察将该院董事长朱世雄带走,后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拘留。

9天后,检察院以朱世雄涉嫌行贿罪立案;两个月后又改为涉嫌合同诈骗罪。最终公诉时,所涉罪名变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2017年12月13日,成都市成华区法院以被告人朱世雄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200万元,予以追缴违法所得。

2019年1月24日,该案二审开庭。

界面新闻得到的起诉书显示,检方指控,朱世雄于1990年代与时任成都市团委领导的李昆学认识,二人成为朋友。2006年,西御大厦公司总经理孟良及担任董事长的妻子甘立欲与高投公司开发拉德方斯项目。孟良找到与李昆学关系密切的朱世雄,希望他帮忙协调关系拿到该项目。

起诉书称,后朱世雄带着孟良、甘立找到李昆学,表达了前述意愿。李昆学当即表示支持。2009年,西御公司成功开发出拉德方斯大楼获利,孟良以咨询费的名义,截止案发已支付朱世雄请托办事的好处费2400余万元。

在庭审上,朱世雄当庭表示,他与李昆学不过几面之交,根本谈不上“关系密切”。

朱世雄称,他与李昆学的认识源于2006年春。当时,朱世雄担任爱立信公司亚太区总裁首席私人顾问,接待成都赴瑞典爱立信总部的考察团。考察团由时任成都市委书记带队,李昆学也在其中。经成都外办主任介绍,朱世雄在机场与李昆学等人握手认识。

这次考察持续了一天时间,第二天,考察团去了德国,朱世雄也就回到中国。

朱世雄称,2005年10月,在高新区招商局的牵线下,他与好友孟良对拉德方斯项目产生兴趣。

为了最终敲定与高投集团的合作,朱世雄从高投集团一高管处获得李昆学的手机号,当场拨通后,约定前往李昆学办公室详聊。

朱世雄称,李昆学在办公室中说,“老朱,你见多识广,一定把大楼修成标志性建筑。”不足半小时,朱世雄、孟良等人就离开了。这一过程有诸多人证,他也数次建议有关部门对二人的电话记录等进行查证。

庭审中,检方出示了众多书面证言,以佐证二人“关系密切”。

检方出示的李昆学的证言称,他自1995年起与朱世雄认识,常有联系。朱世雄带孟良、甘立找到他时,他表示同意。孟良的证言称,朱世雄的作用就是负责协调关系拿项目,搞定领导,他也承诺事成后给予好处费。

但是,界面新闻得到的一份李昆学不久前的证言称,“我在过去作证时,没说过‘常有联系’。实际上,2005年以前根本没有个人联系。1995年,经一位领导介绍,我与朱世雄有过一面之缘。直到赴瑞典考察那次,才知道他的情况。”

李昆学还称,2005年底,高新区建设需要大量民营资金进入,以带动新区发展。“他的民营资金进入,是我们最急需的,也完全符合政策导向。通过集体研究,召开专门会议,各部门负责人都同意。”

李昆学的判决书对此多有印证。判决显示,李昆学自述称,这一过程中决策民主,也没有给予西御公司优惠的任何意见。

一审开庭时,孟良推翻了对检方所作证言。孟良称,“这个项目的主导是朱世雄,我和他是合作关系。他负责外,我负责内。我找朱世雄去和李昆学谈,是因为他的长项就是谈判。”另一位证人也称,“2006年底春节,我与朱世雄夫妇在云南腾冲旅游,在一家酒店碰到李昆学一行人,朱很有礼貌地寒暄了几句。我察言观色,他们关系一般,仅是认识。”

根据一审判决书,这些均未被法院所采纳。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孟良证言反复,不予采信。

成都拉德方斯大厦 图片来源:网络

祸起拉德方斯项目

对于从商老道的朱世雄而言,成都拉德方斯项目不仅没能成为一次商机,还演变成了“危机”。

朱世雄祖籍山西朔州,出生于成都,父亲是革命干部。1984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展开,朱世雄从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辞职,在成都创立全国第一家文化企业——四川青年文谊公司,朱世雄任法人,歌唱家蒋大为任董事长。

后来,文谊公司由于政策原因停办。朱世雄与朋友加入“倒爷”大军,将四川特产倒向全国,又将沿海的收录机、洗衣机、时尚服装等倒回四川。颇有经商头脑的朱世雄,从广东一带近百家零售商店采买,摇身变成南方大厦、五金交电公司、百货大厦的大客户。

1989年底,朱世雄斥资开办高级餐厅,结交商界人士,颇有声望,后举家迁往澳大利亚。

中国加入WTO后,朱世雄看好国内经济增长形势,携妻女归国,同时带回了海外产业和投资。归国后,他开始担任爱立信公司亚太区总裁首席私人顾问。

朱世雄的妻子林凌对界面新闻称,朱世雄与孟良、甘立夫妇相识于2000年初。当时朱世雄创立金金公司,在西御大厦购置办公室,孟良给了很大的优惠,将最好的顶楼卖给他。两家关系好,至今连购房协议、产权证都没办过。“我们两家的父母、姐妹和子女都成了好朋友,还在海口一起买房子,成了邻居。”

接近孟良的一位人士告诉界面记者,当时成都的房地产行情低迷,投资风险大。“三人有一次喝茶,甘立提到,高新区招商局推荐了几个项目。朱世雄对其中的拉德方斯项目表现出极大兴趣。三人立马跑到现场看,除了一些在建小楼,周围很荒凉。但这块地皮,未来要修地铁站。”

经招商局接洽,朱世雄、孟良与高投集团董事长平兴认识。一名接近高投公司的公务人士告诉界面新闻,当时高投集团债台高筑,财政局发出预警,上了管委会决议,不允许高投集团负债经营项目。

这意味着民间资本有机会入场。“但高投集团也担心失败风险——民企毕竟实力有限,搞成烂尾楼怎么办?”上述公务人士告诉界面新闻。

这便有了之后孟良、朱世雄与李昆学的见面。

“究竟是李昆学利用朱世雄的影响力招商,还是说如公诉方指控,是朱世雄利用李昆学的影响力?”庭审中,朱世雄的律师说。

朱世雄在庭上自述,项目敲定后,朱世雄、孟良与甘立达成口头协议,启动资金约1亿左右。朱世雄占三分之一,出资500万美元。孟良夫妇占三分之二。

一审开庭时,孟良的证言对此有所佐证。孟良说,“我给他介绍这个项目时,他很有信心做好。他说他少出点,出500万美元。我说,只要这个项目做成了,我们就一人一半。”

朱世雄称,当时他投资云南医疗产业,手头缺少资金。达成协议的即日,他并未结清500万美元,而是从美国的银行签了贷款合同,等待融资到位。

西御大厦 图片拍摄:王昱倩

拉德方斯大厦成为地标建筑

根据一审判决书,法院认为,拉德方斯项目做成后,为酬谢联络李昆学的事宜,朱世雄实际收受孟良请托费1389万余元,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朱世雄认为,他所收的是项目分成费,不是请托好处费。

一审开庭时,孟良称,项目初期,朱世雄表态出资500万美金,但一时融资未到位。孟良从银行贷款六千多万元,投入启动资金1亿多元,项目很快拿到预售许可,有了回款。孟良渐渐存了私心,不想以后盈利了按出资比例与朱世雄分成,这样朱世雄分得就多。

于是,孟良委婉告知朱世雄,500万美金他不要了,还给他3000万的分成,是他前期所作工作的酬劳。以后朱世雄别再插手此项目。朱世雄答应了。

孟良在庭上称,前期,朱世雄在项目中起主导决策作用。他把高投的初步设计方案给朱世雄看,朱世雄非常不满意,他认为,外墙用明框瓷砖,档次低,他要求用玻璃隐框,造价每平方多了3000元。

朱世雄还要求在方案中增加电梯。为此,他们与西南设计院的设计师发生争执。朱世雄扬言,拉德方斯项目不增电梯就停工,“西御大厦因电梯少,影响了大楼的品质。不能成为第二个西御大厦。”西南设计院最后采纳了他的方案。

拉德方斯项目最为独特的是其门字造型。这是由上海的一家公司设计。据林凌回忆,朱世雄与孟良请来青年画家,对造型作了优化、修改。朱世雄亲自参与了修改过程,他提出镂空横梁以减轻厚载。

庭审笔录显示,朱世雄和孟良均称,项目开盘之际,恰逢512地震后房地产行业不景气。孟良夫妇一度失去信心,朱世雄发了脾气,让他们拿钱走人,亏了他来承担。为了争取买家,朱世雄跑到中信银行的行长办公室,后来又跑到中国进出口银行,游说他们购置楼盘,入驻拉德方斯大厦办公。

林凌称,为了一致对外,甘立的弟弟曾为朱世雄印制了西御公司副总经理的名片。“这一切都能证明,双方自始至终都是合作关系。”林凌称。

界面新闻联系孟良、甘立,他们拒绝了采访要求,称以庭上所说为准。

林凌告诉界面记者,孟良允诺的分成费,通过西御公司,进入朱世雄的金金公司。为了依法合规经营,双方补签咨询协议。朱世雄给公司增项了“社会经济咨询”的经营内容,合同在工商局备案并交了印花税。

“双方是合作关系,签订合同是采取了民事合同常用的倒签时间的追认方式,主要是作为一个比较规范的付款依据所用。”朱世雄的辩护律师龙宗智在辩护词中称,“合同载明的朱世雄担负的‘参与建筑设计的策划、论证相关工作’,确是客观反映。”

一审开庭时,检方指控,由于李昆学违规批示,拉德方斯大厦的地——孵化园二期本来是科研用地,却用作商业开发。朱世雄的律师龙宗智出示证据显示,西御公司进入前,高投公司委托某设计院的设计说明书载明:IT研发中心主要功能为,科研及商务办公用房。“大楼的用途和设计是高投早就确定的,和西御公司无关。”龙宗智在庭审中称。

一位知情的当地政府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透露,土地用途未改变过,实际上,2009年前后,房屋用途作过调整。高新区政府为打造南部金融商圈,鼓励引进金融企业,每个入驻拉德方斯大厦的金融企业,给予500万元奖励。“与开发商没有关系。”

起诉书还指控,李昆学违规给予西御公司优惠,同意园区水面用地地价按28万元/亩执行,低于科研用地140万元/亩的最低价。

这里提及的水面用地,是位于拉德方斯大厦背后的一处人工湖。通过地图可见,人工湖位于成都高新孵化园的中心,被拉德方斯大厦、天河生物技术园、电子商务协会、成都市政府大楼等环绕。

上述政府人士向界面记者透露,“环绕人工湖的几家单位,均按工业用地28万元/亩付的款。”

“水面是一体化未分割,周围几家单位公用的,应该同地同价。当时去谈购置土地时,本来不包括人工湖。后来高新区政府提出要求,朱世雄、孟良同意了,还主动作表率交了款。”林凌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朱世雄的一审律师龙宗智出示的政府文件显示,孵化园二期的初期规划是工业用地,2003年经调规为科研设计用地。

调规文件称,已建成项目合法存在,应按原规划仍予以保留。“调规前,人工湖就已存在。2006年拉德方斯大厦的建设并不改变人工湖的用地性质,人工湖仍属工业用地,当然按照28万元/亩的价格出售。”龙宗智在辩护词中称。

根据一审判决书,龙宗智出示的证据均未被法院采纳。法院称,这些证据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其证明力不予采信。

平面图显示,2003年拉德方斯项目未开发前,人工湖(中间深色部分)早已存在。翻拍

投身云南公立医院民营化改制

2010年前后,朱世雄从拉德方斯项目抽身,专注于云南公立医院民营化改制。

早在2004年,朱世雄就收购了一家公立医院——云南省建工医院,改名为“云南圣约翰医院”。1990年代,建工医院因投入不足发展急剧下降。80%的员工仅能拿到最低工资。

2009年2月,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新提拔的副院长、心内科主任李易率领心内科18名骨干集体辞职,投身圣约翰医院,引发云南卫生系统震动。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圣约翰医院在云南省医疗行业树立名望。但也就是这家医院,让朱世雄涉入另一起案件中。

根据起诉书指控,朱世雄在圣约翰医院采购设备时,认识了西门子产品代理商施军。朱世雄利用同成都416医院原院长陈启的朋友关系,为施军获得该院相关采购业务提供帮助,施军给予朱世雄210万元人民币和10万美元。

一审判决认定朱世雄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将与施军的受贿金额认定为160万元。

朱世雄的一审律师刘胡乐认为,朱世雄介绍朋友认识、相互介绍生意是很正常的人际交往行为。所谓的受贿款,银行转款凭证上已载明是“借款”。通过梳理两人的经济往来发现,施军还欠朱世雄110余万元。且陈启的一份笔录也称,虽然他与相关企业经由朱世雄介绍认识,但项目之所以达成,是设备质优价廉的结果。

“所谓的“利用影响力”,控方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朱世雄与陈启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他们并非亲属、老乡、战友、同学、情人等关系人。”刘胡乐说。

法院并未采纳刘胡乐的辩护意见。

云南圣约翰医院 图片拍摄:王昱倩

专家:关系是否密切的“影响力”须事前形成

根据一审判决书,法院认为,朱世雄在接受请托前与李昆学、陈启已相识并保持联系,其客观上通过李昆学、陈启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到了不正当的利益,应当认定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律师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朱世雄的二审辩护律师朱明勇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本案核心问题在于朱世雄与涉案的两名国家工作人员不成立“关系密切的人”。

“综观全案的证据,只能证明朱世雄与李昆学、陈启曾经认识,有过联系。是否成立‘关系密切的人’,必须讲证据和社会经验法则。否则,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关联,一个人如何可以对另外的人施加足够的影响?”朱明勇认为,由此,该案更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

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黄太云曾指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之所以将这两种人利用影响力交易行为规定为犯罪,主要考虑到他们与国家工作人员或有血缘、亲属关系,或属情夫、情妇,彼此是同学、战友、老部下、老上级或者老朋友,交往甚密,有些甚至可以称兄道弟,这些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自然也非同一般。

2019年2月14日,云南省法学会刑事法研究会曾就朱世雄案举行专家论证,北京理工大学明德书院院长、法学院博导曾粤兴,云南财经大学法院学院院长、硕导佴澎等专家对案件进行了论证。

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指出,认定关系是否密切的“影响力”必须于事前形成。

“一审判决通过所谓‘谋取到了不正当利益’的结果倒推朱世雄与李昆学是‘关系密切的人’,其隐含的逻辑是‘你能够帮别人牵线搭桥,促使拉德方斯项目达成,肯定是跟领导关系不一般’,但这种忽视项目本身经济价值,想当然地将正常牵线搭桥行为认定为刑法禁止行为的逻辑推理,缺乏推理所必须的必然性与客观性。”意见书称。

“拉德方斯大厦成了成都市的地标性建筑,从未有过官商勾结,是利益输送最干净的项目。项目成功后,朱世雄依法获得分红,也未与合作方产生纠纷,其获益合理合法。”朱明勇认为。

而在关联案件中,孟良行贿案判决书显示,朱世雄、孟良与李昆学之间并不存在利益输送。根据判决书,成都市金牛区法院认为,检察院指控西御大厦、孟良向李昆学行贿,证据不足,并不成立。也无证据证明李昆学通过朱世雄收取过孟良的好处费,不予支持检方的说法。

据公开报道显示,该案即将迎来二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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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官员落马后,知名华人企业家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法学界认为,民营企业家被控受贿罪,极为罕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王昱倩

编辑 | 刘海川

知名华人企业家朱世雄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公诉,一审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9年。

2019年1月24日,该案二审开庭,因该案牵连成都市原市委副书记李昆学案,故备受关注。检方指控,13年前,朱世雄利用与李昆学的关系,为成都市的地标建筑——拉德方斯项目的推进提供帮助。2017年,李昆学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获刑10年。

法律学界认为,企业家被诉“利用影响力受贿”,极为罕见。朱世雄是否与李昆学“关系密切”,亦有争议。

据公开报道显示,该案即将迎来二审判决。

聚焦“关系密切”

2019年1月24日,华人企业家朱世雄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开庭。朱世雄刚刚做完心脏手术,没有出席庭审,以视频连线方式“到庭”。

朱世雄一案与成都市委原副书记李昆学相关,故备受关注。2015年11月,李昆学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2017年9月,四川省资阳市中院判处李昆学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执行有期徒刑10年。

根据李昆学的判决书,2006 年,时任成都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的李昆学,通过朱世雄等人介绍,决定引进西御公司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公司”)合作,违规批示“IT研发中心”(后更名为拉德方斯)项目,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人民币1290.1168万元。

李昆学落马前,与他相关的数名民营企业家被四川省纪委、监察委逐一带走调查。朱世雄亦在此列。

2015年9月1日深夜,云南省昆明市圣约翰医院楼下,成都市公安局的几名警察将该院董事长朱世雄带走,后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拘留。

9天后,检察院以朱世雄涉嫌行贿罪立案;两个月后又改为涉嫌合同诈骗罪。最终公诉时,所涉罪名变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2017年12月13日,成都市成华区法院以被告人朱世雄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200万元,予以追缴违法所得。

2019年1月24日,该案二审开庭。

界面新闻得到的起诉书显示,检方指控,朱世雄于1990年代与时任成都市团委领导的李昆学认识,二人成为朋友。2006年,西御大厦公司总经理孟良及担任董事长的妻子甘立欲与高投公司开发拉德方斯项目。孟良找到与李昆学关系密切的朱世雄,希望他帮忙协调关系拿到该项目。

起诉书称,后朱世雄带着孟良、甘立找到李昆学,表达了前述意愿。李昆学当即表示支持。2009年,西御公司成功开发出拉德方斯大楼获利,孟良以咨询费的名义,截止案发已支付朱世雄请托办事的好处费2400余万元。

在庭审上,朱世雄当庭表示,他与李昆学不过几面之交,根本谈不上“关系密切”。

朱世雄称,他与李昆学的认识源于2006年春。当时,朱世雄担任爱立信公司亚太区总裁首席私人顾问,接待成都赴瑞典爱立信总部的考察团。考察团由时任成都市委书记带队,李昆学也在其中。经成都外办主任介绍,朱世雄在机场与李昆学等人握手认识。

这次考察持续了一天时间,第二天,考察团去了德国,朱世雄也就回到中国。

朱世雄称,2005年10月,在高新区招商局的牵线下,他与好友孟良对拉德方斯项目产生兴趣。

为了最终敲定与高投集团的合作,朱世雄从高投集团一高管处获得李昆学的手机号,当场拨通后,约定前往李昆学办公室详聊。

朱世雄称,李昆学在办公室中说,“老朱,你见多识广,一定把大楼修成标志性建筑。”不足半小时,朱世雄、孟良等人就离开了。这一过程有诸多人证,他也数次建议有关部门对二人的电话记录等进行查证。

庭审中,检方出示了众多书面证言,以佐证二人“关系密切”。

检方出示的李昆学的证言称,他自1995年起与朱世雄认识,常有联系。朱世雄带孟良、甘立找到他时,他表示同意。孟良的证言称,朱世雄的作用就是负责协调关系拿项目,搞定领导,他也承诺事成后给予好处费。

但是,界面新闻得到的一份李昆学不久前的证言称,“我在过去作证时,没说过‘常有联系’。实际上,2005年以前根本没有个人联系。1995年,经一位领导介绍,我与朱世雄有过一面之缘。直到赴瑞典考察那次,才知道他的情况。”

李昆学还称,2005年底,高新区建设需要大量民营资金进入,以带动新区发展。“他的民营资金进入,是我们最急需的,也完全符合政策导向。通过集体研究,召开专门会议,各部门负责人都同意。”

李昆学的判决书对此多有印证。判决显示,李昆学自述称,这一过程中决策民主,也没有给予西御公司优惠的任何意见。

一审开庭时,孟良推翻了对检方所作证言。孟良称,“这个项目的主导是朱世雄,我和他是合作关系。他负责外,我负责内。我找朱世雄去和李昆学谈,是因为他的长项就是谈判。”另一位证人也称,“2006年底春节,我与朱世雄夫妇在云南腾冲旅游,在一家酒店碰到李昆学一行人,朱很有礼貌地寒暄了几句。我察言观色,他们关系一般,仅是认识。”

根据一审判决书,这些均未被法院所采纳。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孟良证言反复,不予采信。

成都拉德方斯大厦 图片来源:网络

祸起拉德方斯项目

对于从商老道的朱世雄而言,成都拉德方斯项目不仅没能成为一次商机,还演变成了“危机”。

朱世雄祖籍山西朔州,出生于成都,父亲是革命干部。1984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渐展开,朱世雄从中国音乐家协会四川分会辞职,在成都创立全国第一家文化企业——四川青年文谊公司,朱世雄任法人,歌唱家蒋大为任董事长。

后来,文谊公司由于政策原因停办。朱世雄与朋友加入“倒爷”大军,将四川特产倒向全国,又将沿海的收录机、洗衣机、时尚服装等倒回四川。颇有经商头脑的朱世雄,从广东一带近百家零售商店采买,摇身变成南方大厦、五金交电公司、百货大厦的大客户。

1989年底,朱世雄斥资开办高级餐厅,结交商界人士,颇有声望,后举家迁往澳大利亚。

中国加入WTO后,朱世雄看好国内经济增长形势,携妻女归国,同时带回了海外产业和投资。归国后,他开始担任爱立信公司亚太区总裁首席私人顾问。

朱世雄的妻子林凌对界面新闻称,朱世雄与孟良、甘立夫妇相识于2000年初。当时朱世雄创立金金公司,在西御大厦购置办公室,孟良给了很大的优惠,将最好的顶楼卖给他。两家关系好,至今连购房协议、产权证都没办过。“我们两家的父母、姐妹和子女都成了好朋友,还在海口一起买房子,成了邻居。”

接近孟良的一位人士告诉界面记者,当时成都的房地产行情低迷,投资风险大。“三人有一次喝茶,甘立提到,高新区招商局推荐了几个项目。朱世雄对其中的拉德方斯项目表现出极大兴趣。三人立马跑到现场看,除了一些在建小楼,周围很荒凉。但这块地皮,未来要修地铁站。”

经招商局接洽,朱世雄、孟良与高投集团董事长平兴认识。一名接近高投公司的公务人士告诉界面新闻,当时高投集团债台高筑,财政局发出预警,上了管委会决议,不允许高投集团负债经营项目。

这意味着民间资本有机会入场。“但高投集团也担心失败风险——民企毕竟实力有限,搞成烂尾楼怎么办?”上述公务人士告诉界面新闻。

这便有了之后孟良、朱世雄与李昆学的见面。

“究竟是李昆学利用朱世雄的影响力招商,还是说如公诉方指控,是朱世雄利用李昆学的影响力?”庭审中,朱世雄的律师说。

朱世雄在庭上自述,项目敲定后,朱世雄、孟良与甘立达成口头协议,启动资金约1亿左右。朱世雄占三分之一,出资500万美元。孟良夫妇占三分之二。

一审开庭时,孟良的证言对此有所佐证。孟良说,“我给他介绍这个项目时,他很有信心做好。他说他少出点,出500万美元。我说,只要这个项目做成了,我们就一人一半。”

朱世雄称,当时他投资云南医疗产业,手头缺少资金。达成协议的即日,他并未结清500万美元,而是从美国的银行签了贷款合同,等待融资到位。

西御大厦 图片拍摄:王昱倩

拉德方斯大厦成为地标建筑

根据一审判决书,法院认为,拉德方斯项目做成后,为酬谢联络李昆学的事宜,朱世雄实际收受孟良请托费1389万余元,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朱世雄认为,他所收的是项目分成费,不是请托好处费。

一审开庭时,孟良称,项目初期,朱世雄表态出资500万美金,但一时融资未到位。孟良从银行贷款六千多万元,投入启动资金1亿多元,项目很快拿到预售许可,有了回款。孟良渐渐存了私心,不想以后盈利了按出资比例与朱世雄分成,这样朱世雄分得就多。

于是,孟良委婉告知朱世雄,500万美金他不要了,还给他3000万的分成,是他前期所作工作的酬劳。以后朱世雄别再插手此项目。朱世雄答应了。

孟良在庭上称,前期,朱世雄在项目中起主导决策作用。他把高投的初步设计方案给朱世雄看,朱世雄非常不满意,他认为,外墙用明框瓷砖,档次低,他要求用玻璃隐框,造价每平方多了3000元。

朱世雄还要求在方案中增加电梯。为此,他们与西南设计院的设计师发生争执。朱世雄扬言,拉德方斯项目不增电梯就停工,“西御大厦因电梯少,影响了大楼的品质。不能成为第二个西御大厦。”西南设计院最后采纳了他的方案。

拉德方斯项目最为独特的是其门字造型。这是由上海的一家公司设计。据林凌回忆,朱世雄与孟良请来青年画家,对造型作了优化、修改。朱世雄亲自参与了修改过程,他提出镂空横梁以减轻厚载。

庭审笔录显示,朱世雄和孟良均称,项目开盘之际,恰逢512地震后房地产行业不景气。孟良夫妇一度失去信心,朱世雄发了脾气,让他们拿钱走人,亏了他来承担。为了争取买家,朱世雄跑到中信银行的行长办公室,后来又跑到中国进出口银行,游说他们购置楼盘,入驻拉德方斯大厦办公。

林凌称,为了一致对外,甘立的弟弟曾为朱世雄印制了西御公司副总经理的名片。“这一切都能证明,双方自始至终都是合作关系。”林凌称。

界面新闻联系孟良、甘立,他们拒绝了采访要求,称以庭上所说为准。

林凌告诉界面记者,孟良允诺的分成费,通过西御公司,进入朱世雄的金金公司。为了依法合规经营,双方补签咨询协议。朱世雄给公司增项了“社会经济咨询”的经营内容,合同在工商局备案并交了印花税。

“双方是合作关系,签订合同是采取了民事合同常用的倒签时间的追认方式,主要是作为一个比较规范的付款依据所用。”朱世雄的辩护律师龙宗智在辩护词中称,“合同载明的朱世雄担负的‘参与建筑设计的策划、论证相关工作’,确是客观反映。”

一审开庭时,检方指控,由于李昆学违规批示,拉德方斯大厦的地——孵化园二期本来是科研用地,却用作商业开发。朱世雄的律师龙宗智出示证据显示,西御公司进入前,高投公司委托某设计院的设计说明书载明:IT研发中心主要功能为,科研及商务办公用房。“大楼的用途和设计是高投早就确定的,和西御公司无关。”龙宗智在庭审中称。

一位知情的当地政府人士向界面新闻记者透露,土地用途未改变过,实际上,2009年前后,房屋用途作过调整。高新区政府为打造南部金融商圈,鼓励引进金融企业,每个入驻拉德方斯大厦的金融企业,给予500万元奖励。“与开发商没有关系。”

起诉书还指控,李昆学违规给予西御公司优惠,同意园区水面用地地价按28万元/亩执行,低于科研用地140万元/亩的最低价。

这里提及的水面用地,是位于拉德方斯大厦背后的一处人工湖。通过地图可见,人工湖位于成都高新孵化园的中心,被拉德方斯大厦、天河生物技术园、电子商务协会、成都市政府大楼等环绕。

上述政府人士向界面记者透露,“环绕人工湖的几家单位,均按工业用地28万元/亩付的款。”

“水面是一体化未分割,周围几家单位公用的,应该同地同价。当时去谈购置土地时,本来不包括人工湖。后来高新区政府提出要求,朱世雄、孟良同意了,还主动作表率交了款。”林凌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朱世雄的一审律师龙宗智出示的政府文件显示,孵化园二期的初期规划是工业用地,2003年经调规为科研设计用地。

调规文件称,已建成项目合法存在,应按原规划仍予以保留。“调规前,人工湖就已存在。2006年拉德方斯大厦的建设并不改变人工湖的用地性质,人工湖仍属工业用地,当然按照28万元/亩的价格出售。”龙宗智在辩护词中称。

根据一审判决书,龙宗智出示的证据均未被法院采纳。法院称,这些证据因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其证明力不予采信。

平面图显示,2003年拉德方斯项目未开发前,人工湖(中间深色部分)早已存在。翻拍

投身云南公立医院民营化改制

2010年前后,朱世雄从拉德方斯项目抽身,专注于云南公立医院民营化改制。

早在2004年,朱世雄就收购了一家公立医院——云南省建工医院,改名为“云南圣约翰医院”。1990年代,建工医院因投入不足发展急剧下降。80%的员工仅能拿到最低工资。

2009年2月,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新提拔的副院长、心内科主任李易率领心内科18名骨干集体辞职,投身圣约翰医院,引发云南卫生系统震动。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圣约翰医院在云南省医疗行业树立名望。但也就是这家医院,让朱世雄涉入另一起案件中。

根据起诉书指控,朱世雄在圣约翰医院采购设备时,认识了西门子产品代理商施军。朱世雄利用同成都416医院原院长陈启的朋友关系,为施军获得该院相关采购业务提供帮助,施军给予朱世雄210万元人民币和10万美元。

一审判决认定朱世雄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将与施军的受贿金额认定为160万元。

朱世雄的一审律师刘胡乐认为,朱世雄介绍朋友认识、相互介绍生意是很正常的人际交往行为。所谓的受贿款,银行转款凭证上已载明是“借款”。通过梳理两人的经济往来发现,施军还欠朱世雄110余万元。且陈启的一份笔录也称,虽然他与相关企业经由朱世雄介绍认识,但项目之所以达成,是设备质优价廉的结果。

“所谓的“利用影响力”,控方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朱世雄与陈启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他们并非亲属、老乡、战友、同学、情人等关系人。”刘胡乐说。

法院并未采纳刘胡乐的辩护意见。

云南圣约翰医院 图片拍摄:王昱倩

专家:关系是否密切的“影响力”须事前形成

根据一审判决书,法院认为,朱世雄在接受请托前与李昆学、陈启已相识并保持联系,其客观上通过李昆学、陈启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到了不正当的利益,应当认定为“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律师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朱世雄的二审辩护律师朱明勇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本案核心问题在于朱世雄与涉案的两名国家工作人员不成立“关系密切的人”。

“综观全案的证据,只能证明朱世雄与李昆学、陈启曾经认识,有过联系。是否成立‘关系密切的人’,必须讲证据和社会经验法则。否则,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关联,一个人如何可以对另外的人施加足够的影响?”朱明勇认为,由此,该案更不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

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黄太云曾指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之所以将这两种人利用影响力交易行为规定为犯罪,主要考虑到他们与国家工作人员或有血缘、亲属关系,或属情夫、情妇,彼此是同学、战友、老部下、老上级或者老朋友,交往甚密,有些甚至可以称兄道弟,这些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自然也非同一般。

2019年2月14日,云南省法学会刑事法研究会曾就朱世雄案举行专家论证,北京理工大学明德书院院长、法学院博导曾粤兴,云南财经大学法院学院院长、硕导佴澎等专家对案件进行了论证。

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指出,认定关系是否密切的“影响力”必须于事前形成。

“一审判决通过所谓‘谋取到了不正当利益’的结果倒推朱世雄与李昆学是‘关系密切的人’,其隐含的逻辑是‘你能够帮别人牵线搭桥,促使拉德方斯项目达成,肯定是跟领导关系不一般’,但这种忽视项目本身经济价值,想当然地将正常牵线搭桥行为认定为刑法禁止行为的逻辑推理,缺乏推理所必须的必然性与客观性。”意见书称。

“拉德方斯大厦成了成都市的地标性建筑,从未有过官商勾结,是利益输送最干净的项目。项目成功后,朱世雄依法获得分红,也未与合作方产生纠纷,其获益合理合法。”朱明勇认为。

而在关联案件中,孟良行贿案判决书显示,朱世雄、孟良与李昆学之间并不存在利益输送。根据判决书,成都市金牛区法院认为,检察院指控西御大厦、孟良向李昆学行贿,证据不足,并不成立。也无证据证明李昆学通过朱世雄收取过孟良的好处费,不予支持检方的说法。

据公开报道显示,该案即将迎来二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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