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创邑icity

近日，科尔尼管理咨询首次发布了《全球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下称《指数》）报告以及全球营商环境友好城市百强榜，报告研究覆盖了全球45个国家的100座领先城市，中国有香港、北京、台北、上海等20座城市上榜。

营商环境是指影响企业活动的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全部内容，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众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因此，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面临的诸多问题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2018年8月27日，国家发改委组织和召开了全国营商环境评价现场会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推进会，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了“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工作目标，并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第二阶段开展全国营商环境试评价；第三阶段将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向全国推广。

中国20座城市入围百强

这份《指数》是第一个全球城市的营商环境排名。不仅选取了全球领先的世界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等，也将中国的各层级城市纳入考量，其中包括中国大陆的4座超一线城市、7座新一线城市和9座其他中国城市。

《指数》综合考虑了企业获得商业成功涉及的全部利益相关方即政府、社会、企业自身，考察一个城市的相关方如何协调发展，打造利于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见图1）。

其采用的评价体系围绕商业活力、创新潜力、居民幸福感、行政治理四个维度共计23个标准（见图2），提供了评估全球最具营商环境吸引力城市的独特工具，对100座城市进行营商环境综合排名。

虽然榜单上的四大维度上综合得分最高的城市与去年别无二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各细分子维度上的领先城市却有所调整，且覆盖地域更广，发展水平更高。

比如，纽约在经济指标上得分最高，旧金山创新指标得分最高，日内瓦居民幸福感得分名列第一，新加坡则在治理指标得分最高（见图3）。旧金山湾区在硅谷众多高增长企业的推动下，再次领衔创新潜力榜首，保持了持续的创新优势。仅去年一年，旧金山湾区企业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就达到34,324个,其中谷歌占6.5%。

根据这份报告显示，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旧金山、新加坡等城市稳居世界最佳营商环境城市第一梯队，这些城市备受全球最优秀企业和人才的青睐，拥有商业活力、创新潜力、居民幸福感和行政治理等各方面的综合优势，能够帮助企业和个人实现成功发展。（见图4）

2019年全球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上榜的中国城市共计20个，表现最佳的是香港，其次为北京、台北、上海、深圳；其余上榜的 15座中国大陆城市的排名分布于60名以后，可见中国主要城市在营商环境打造方面依然任重道远。

广州跌出一线阵营，杭州补位

2019年入围科尔尼全球城市营商环境指数百强排行榜靠前的中国城市仅有香港及北京，且均落于30 名外，较第一梯队差距甚远。其中，香港排名最高位于第38名，北京位居其次位于第41名。之后依次是台北（第45名）、上海（第48名）、深圳（第58名）。

“北上深”这些超一线城市，在整体排名上依然具有领先优势。但新一线城市已经在步步紧逼。在其余上榜的15座中国城市中，杭州（第62名）领先广州（第65名）3个身位，苏州也不甘落后，排在离广州最近的第66名。

杭州的营商环境改善这些年来在国内成长迅速。在杭州的创业圈，早就有一句流传面颇广的政府承诺：“我负责雨露阳光，你负责茁壮成长。”诚如斯言，“亲”“清”政商关系里，政府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用好制度的“雨露阳光”，让创新创业领域万木葱茏，一派生机。

具体来看，北京在商业活力方面全球排名第7、创新潜力方面全球排名第13，除得益于北京巨大的私人投资表现之外，也归功于北京每百人专利数量表现突出。大陆城市中上海综合排名为全球第48位，上海在商业活力方面全球排名第8，但创新潜力全球排名仅41、居民幸福感全球排名仅57位，仍需在创新人才引进和创新企业孵化等方面努力。

“北上广深”超一线城市在整体排名上具有领先优势，而新一线城市在部份指标相对表现更出色。进一步对中国各大上榜城市的四大营商环境维度发现，超一线城市与新一线及其他二三线城市的整体差距来源于商业活力和创新潜力维度，两者的平均得分差距可达约50-70%（见图5）。

超一线城市商业发展早，在科研、高等教育、人才和资本的优势得天独厚，因此在这两项指标胜出毋庸置疑。然而，部分新一线城市在创新方面后来居上。苏州凭借苏州工业园区等高科技产业园的推动，形成高端人才集聚和创新能力孵化，在每百人专利数表现也毫不逊色。而其他像是南京、杭州、天津等新一线城市也在创新舞台上崭露头角。

而从居民幸福感的角度看，新一线及重要二三线城市与超一线城市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甚至新一线城市已经反超北上广深这些超一线城市。随着超一线城市的人口增加与房价快速上涨，宜居度逐步下降，部分人才逃离北上广深成为当前一大趋势，主要流向了杭州、苏州、南京、重庆、成都等新一线及二三线重要城市。

这些城市除了房价相对较低、也不乏工作机会以外，还拥有城市拥堵指数低、通勤时间较短和消费水平相对低等优势。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刚刚荣获“201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的成都。连续11年都进入榜单的成都，无论是环境绿地营造、教育体系发展、交通网络建设，政府皆投入许多心力为居民打造更良好的生活品质。以打造绿色幸福感来说，成都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4.5平方米，不仅有效提升生态、生活、生产效益，更满足居民对宜居环境的需求。

另外，如南京也实施首批城市“微更新”项目，深入了解居民需求，因地制宜积极在老旧空间或是公共景观上进行民生工程的规划，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并提升日常的幸福感。市政府更与上万家公益组织合作，服务内容涉及到为老、为小、慈善济困、矛盾协调等，并提供社区养老医疗、文体娱乐还有心理咨询等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面临三大主要问题

基于上述对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现状的剖析以及近期科尔尼对中国若干典型城市的决策者和企业经营者的调查和访谈，《指数》报告认为当前中国的城市级营商环境面临三大主要问题：

1. 中国多数城市的对于营商环境的理解仍过于狭义，仅局限于政务执行与效率提升上，各项举措并无准确触及并解决企业痛点

科尔尼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很多新一线或二三线城市的投资和营商环境治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于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缺乏清晰可行的思路及深入的思考。例如，部分的决策者对营商环境本身的理解较为局限，仍然将营商环境改善仅仅看作是政府办公效率的提升，没有认识到营商环境不仅包括政务环境，还包括法治环境、创新环境和人文环境等的治理和提升。

“一些城市对营商环境的理解过于片面和狭隘，营商环境不仅仅是政府服务的电子化和信息化，也不 仅仅是政务服务效率的提升，还包括整个城市在法治环境和人文环境等的综合改善和治理。”某政府智库高级官员这样说。

甚至更直接影响企业运营的层面，如人才招募或是税收政策等相关要素，多半还是缺乏具吸引力且投其所好的定制方案。又再如本土中小型或创业公司关注的融资环境，或外资企业重视的知识产权保护，也仍有许多待完善或进步的空间，成为招商引资与招商引智的难题。

2. 国内除超一线城市和部分新一线与二线城市，大部分城市对提升营商环境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够

科尔尼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城市的决策者目前仍将营商环境治理看做一次营商环境的短期整风运动，尚未从城市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营商环境治理和提升的重要性，因此缺乏目标感和紧迫感。

以电子政务为例，科尔尼在调研访谈中了解到，在国家推进电子政务普及的大环境下，一些城市在营商服务方面是为了“电子政务”而“电子政务”，为了“最多跑一次”而“最多跑一次”，企业方面的真实感受是网站界面的不专业和不友好，还不如上门去办理业务，甚至到现场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最新资讯。

3. 部分二线城市以及相当比例的三四线城市在投资和营商环境治理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无完整且系统化的方法论来对症下药并实施落地

科尔尼与多个城市接触及调研后也察觉到，大多数相对靠后的城市并没有一套完整且系统化的方法论来实现投资和营商环境治理的优化。许多时候治理者与其团队并没有通透地审视并诊断该城市营商环境的各个问题，进而思考完整的解决方案。而是遇到问题见招拆招，导致往往做出治标不治本、无法长期延续的处理办法

缺乏系统化的营商环境治理方法导致不同城市间各自为政、改善推进的差异大，也导致企业在考察城市营商环境时，无法以相对科学的评估方式进行决策，从而错过了许多发展机会。例如，城市的治理者如何与企业建立透明且畅通的营商环境反馈通道？如何量身定制符合当地发展现状的考核体系、考核谁、如何考核？如何建立投资和营商环境评价的定期披露机制？

当被问及上述问题时，很多受访者表示上述的问题还在研究中，尚未形成明确的思路。再例如，在对标国际上表现出色的重要城市时，也不应囫囵吞枣，奉行“拿来主义”，而应因地制宜，去芜存菁，找出符合中国城市实际情况的举措。

因此，如何通过构建完善的方法论，实现营商环境的标准化与优化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留城市自身的发展特色，成为了一座城市提升营商综合实力的关键。

他山之石

新加坡人才立国、重视商业环境的国家战略

新加坡位于亚洲心脏地带，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运要道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地理位置优势得天独厚。在该国政府多年规划和调控下，新加坡已经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航运枢纽和金融中心，具有互联互通方面的突出特色。

1960年代，新加坡在赢得自治和独立后，始终将人才立国思想作为国家战略，并由最高领导直接推动，培养、引进并留存了一系列高层次人才。尤其从1990年开始，为配合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需要，新加坡政府将重点放在了全球化人才的引进上，启动打造“全球校园”的留学生计划，通过宽松的签证政策、精细化奖学金政策、高校国际化战略等举措吸引留学生，同时实施跨国公司总部计划，利用特别税收优惠，吸引和鼓励跨国公司在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和人才。

新加坡政府非常注重人才培养，加强与海外知名院校合作办学，致力于将人才科研价值转化为商业价值。新加坡境内高等学府在合作创办海外院校的同时，也设立独立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移机构，致力于为校内科研团队提供科研成果的专利注册、产权保护、市场调查/融资等技术转移服务，真正把人才科研价值转化为商业产值。

在建立了强大的人才梯队后，新加坡举国之力完善创业创新投入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及科研团队进行科技创新。新加坡税务局2010年提出为期5 年的税务激励计划——生产力及创新优惠计划（PIC），该计划是一项旨在鼓励先进消费力和先进科技创新力的信誉基金，对于当地企业的员工培训、研究与开发、注册知识产权等6 种商业投资行为进行3方面的补贴，包括400%减免税务、延期缴税优惠和60%现金返还等。

与此同时，新加坡总理公署旗下成立了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其主要任务是推动国家战略建设和实施，同时帮助企业、个人及研发团队进行科研创新。基金会旗下设立了竞争性科研项目基金、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7大类子基金，为新加坡经济建设以及科技研发带来极大的价值，积极推动了国家战略规划及科技创新。

新加坡政府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实施了极具竞争力的税率和税法，并针对石油化工、电子业、清洁能源等支柱性产业落实了全面的、战略性的产业发展方针。对于知识密集型产业，新加坡政府推出了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其强有力的国内监管框架是吸引大量外国科技企业来新加坡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料来源：科尔尼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