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巴黎高科评论 / 撰文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5月初在柏林待了一个星期后，盛赞德国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理由是，该国仅用了15年就成功地将新能源发电比例从零提高到30%，可再生能源电价已降至可与传统化石能源在市场上竞争，而这是对“地球和气候稳定的巨大贡献”。

“在我看来，德国能源转型的一大功绩是带动了中国的光伏产业，”德国绿党下属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负责人阿尔夫·富克斯(Ralf Fücks)对托马斯•弗里德曼说，“我们创造了一个很大的市场，导致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成本下降。”

由此看来，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德国确实应当——德国不仅 “拯救了地球”，也“拯救”了另一个国家的光伏产业。

这种思路并不新鲜。人们在讨论“中国制造”时，一个最方便、拿来即用的说法就是：发达国家为中国的廉价产品提供了出路，进而促成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持续、强劲增长。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事实。然而，如果仅仅沿着制造与消费或进口与出口这样的单一维度思考问题，就会错过另外一些事实，走向相互抱怨，贸易摩擦也就是必然的了。比如，中国人常感委屈的是，中国制造为低收入国家、低收入群体提供了物美价廉的现代消费品、帮助发达国家抑制了的通货膨胀，却把环境影响、劳动力成本压力等留在国内，整个制造业在产业链低端徘徊；欧美等国却又常常怪罪中国出口导向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市场竞争秩序破坏、全球经济失衡、本国工业空心化等。

好消息是事情开始有了变化，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摆脱这种局限的思考方式，而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中国制造”与创新关系。他们会在演讲或写文章谈论某个产业取得突破或到达了某个拐点时，加上这样的前提——“得益于中国制造带来的成本迅速下降，……”

他们看到，一方面，中国利用自身在成本控制和流程创新方面的优势，为全球范围的社会生产力和效率提升提供必需的工具与材料，并令改进提速；另一方面，制造业领先发展的国家放弃成本不具优势、低附加值的制造部门，将资源和人才投入于产业链高端的深耕和创新，探索新的边界，从而将人类整体科技水平提升至新层次。

就以太阳能产业为例，率先挑战传统、发起这场能源转型革命的欧美，对产业规模化起到的关键推动作用不容置疑。空前的市场前景刺激，加上政府的有力扶持，使中国光伏产业投资发生了井喷，积累了大量产能，价格不断走低。到今天，中国光伏产品已占全球市场70%的份额，其中大部分是出口到欧美国家。

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PV System）中，最核心的部件是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而全球光伏组件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近发布的《太阳能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lar Energy）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光伏组件和逆变器的成本骤减，光伏发电系统价格在过去的6-7年内下降了50%-70%。”近年美国太阳能利用加快，所安装的太阳能板大部分是从中国进口。

虽然目前中国光伏产业的波动起伏直接决定着各国太阳能利用的规模和速度，但实际上，中国光伏制造只是集中在太阳能板的加工与组装，科技含量更高的原材料研发和下游系统设计与管理仍然由发达国家主导。继Q-cells、Sovello和Odersun等企业之后，德国太阳能巨头康能（Conergy）最近宣布退出光伏组件制造，专注于下游计划服务市场，包括电站开发、金融、工程、采购、建设、营运与维护等；在美国，携太阳能电池进入储能市场的特斯拉则是在产业链高附加值领域探索新边界的最新案例。

到本世纪中叶,太阳能将在世界能源结构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随着这场绿色革命从欧美迅速扩展到全球，中国光伏产品也将凭借庞大产能和不断降低的成本，支撑更加广阔的市场。中国自己就将是体量最大的用户。2014年，全球光伏市场新增装机容量为47GW，累计装机容量188.8GW，其中中国增量最大，占全球四分之一；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拉美、非洲等地，都将在向清洁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受益于中国的光伏制造。

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行动计划（GEGI）最近公布了调查报告《中国在拉美：南南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训》，其中就提到，利用中国生产的大量廉价太阳能板，拉美各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正在不断上升。

除了光伏，最能充分体现“中国制造”对全球创新的巨大推动力的还有半导体与电子产品制造。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4年仅平板电脑，深圳一地就占到全球总产量的45%。这里密集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OEM（原始设备制造商）、ODM（原始设计制造商）、IHV（独立硬件供应商）和IDH（独立设计公司），构成一个难以复制的高效生态系统，在过去的20多年里，支撑着全球的家电、电脑和手机科技不断迭代与创新，满足了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电子产品消费需求。

而现在，这些一直以来处于产业链最底层的制造企业和“山寨”厂商，凭借强多年积累的快速市场反应能力，正从产业外围逐渐进入到创新的核心地带，成为从硅谷创客到国际IT巨头都必须倚重的合作伙伴——或将实验室方案迅速规模化，或为低成本、本土化的长尾设计提供灵感。

对于这种现象，中兴集团战略规划资深顾问蔺成对上海交大巴黎高科评论说，“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领域，‘全球创新’要成功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好的概念与优秀的风险回报比率。我们恰恰在后一点上具备独特优势。中国拥有极具竞争力的研发与生产环境，市场相对简单（单一语言、文化，政策统一等），这两者决定了较低的研发和营销成本，意味着风险也较低；另外，中国的电子制造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集群，规模化效应进一步摊薄了研发成本，从而保证了投资的高回报。

放眼全球，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国家或地区，除了美国几乎没有。美国实际上在研发与制造成本也不具优势，只是融资环境的优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缺陷。”

为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中高端升级，迎接已近在咫尺的物联网（IoT）大潮，中国政府日前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制造企业也纷纷采用自动化提升效率，缓解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对此，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中国制造的进一步繁荣和“亚洲工厂”（Factory Asia）时代的到来，将挤占其他新兴市场（拉美、非洲和印度）的发展空间。

回顾过去35年中国制造与全球经济的互动轨迹，这种担忧其实没有必要，“中国制造的存在完全没有影响其他模式的存在，就像森林里大象的存在并没有减少其他小型动物的存在一样。关键在于各自找到优势，做适合自己的事情。”蔺成说。

今天，中国出口产品名单上早已不再只有鞋服、玩具和圣诞装饰品，而是全球创新的“工具”和“燃料”，伴随着中国国内消费的升级、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这种驱动效应将变得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