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星卓
采访结束后，刘琦给我发来了这样一条信息：“我已经找到了我的那个好男人，已经交往了一年。因为比我小15岁，所以暂时没有公开，只有我的父母和我们身边极少的朋友知道。”
甩着利落短发的刘琦是此次被采访的四位离异单亲妈妈之一。今年41岁的她，眼角已有藏不住的皱纹，头发两侧可见被剃光后长出来的新发。在商务人士聚集的嘈杂咖啡馆，她不介意当场撩起衣服的一角，展示那一整圈因时间而稍显褪色的纹身。“最近都胖了”，她也不吝啬说话的间隙总有不设防的笑容。
在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当今中国，像刘琦一样的单身母亲每年都在增加，但增加的数量并没有可靠的数据给予支撑。不可否认的是，远观那些因此而出现的公益组织，便可见其巨大的需求。这需求一方面或许来自于需要寻找“同类”的天性，另一方面，则是十分实际的问题——许多单亲妈妈都或多或少有着心理疏导的需求，而经历相仿的群体，则可以让她们在看到别人的同时回观自身。
抛开客观的社会歧视不谈，很多女性也许很难从以往经历的沼泽之中挣扎出来。但也有很多女性做到了，像现在的刘琦这样。新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也许它并不是个结局，而只是个开始。
“被抛弃的那种感觉可能是母亲自己的，不是孩子的”
“刚离婚的时候有点‘被害者心态’的感觉。” 李菲回忆起一年多前的那场离婚，仍旧觉得费解。
2008年，李菲独自来到欧洲留学。在那里边打工边读艺术专业的她生下女儿一年多后，丈夫却突然“离家出走”了。其原因，在李菲今日的猜测下，可能是因为“承担不了孩子的事情”。崩溃的情绪，让李菲酗酒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自己的思维由此变慢，于是停止酗酒。而后她继续打工赚钱，以支付每月高额的房租。
然而李菲的焦虑直到现在才渐渐平息。回想刚得知怀孕时候的自己，那时“会有害怕，会担心，会考虑要不要这个孩子。”孩子父亲的坚持，与她自己的家庭观念使她做出留下孩子的决定。然而婚后与当时的丈夫“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的相处状态，加之作为“新手妈妈”没有信心照顾好小孩子，李菲果断把女儿送回了国内，由自己的父母照顾，直到现在。
李菲的另一层焦虑，来自社会外界。在考虑牺牲自己的部分生活而回到国内之前，李菲已经能预想到作为一位单身母亲将要面临的是怎样的“舆论”环境。“国内的环境比较保守，别人会觉得你一把年纪了，还是离婚，带个孩子，好像随随便便找个人就可以再嫁，恨不得有人要你就不错了。”无法忍受比大城市更加被偏见对待的老家，李菲决定来到北京独自发展。“也不是一定要有爸爸在身边，（孩子对生父的好奇心）更多是因为发现自己和别人孩子不一样。”在父母的转述之中，李菲发现两岁的女儿上早教班时不愿意接触男老师，让她觉得也许孩子还是”需要一个父亲”。她并非没有再婚的想法，也从未排斥相亲网站提供的另种可能，甚至她曾主动约见过一些合适的对象，也遇到过对婚姻抱着实际想法、目标性很强的离异单亲爸爸。然而到了如今34岁的年纪，婚姻在李菲的眼中只是个形式，并且与生孩子是两码事——“之前觉得结婚了一切都会变好，现在发现结婚只是个开始，并不是一个结束。”她也并不打算为了孩子而在婚姻上委曲求全。
对于如何应对女儿对自己生父的好奇心，李菲也反复思考过应对办法。最初她会谎称说爸爸在国外，太忙了。直到今年过年，女儿不知从哪里掏出了她和前夫的一张合影，李菲决心慎重对待女儿提出的问题。“她问我这是谁，然后问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问我为什么选择了这个人。我回答说，我觉得我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生活在一起。她又问：’那为什么不生活在一起呢？’我说，因为爸爸做了一个决定，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情做。”但李菲怀疑自己并没有解释清楚。第二天，女儿问姥姥为什么不和其他人一起出去玩，姥姥解释说“因为要陪你和妈妈”，女儿叹了口气，似乎略有自责地说，“妈妈如果没有生宝宝就好了”。
“其实很多单身母亲更多是觉得自己背负了孩子的部分，觉得孩子可怜。我自己就觉得和丈夫分开其实并没有什么。很多单亲妈妈的痛苦是觉得小孩子会受怎样的影响，但其实小孩子没有经历过爸妈（分开）的那个阶段，被抛弃的那种感觉可能是母亲自己的，不是孩子的。”由最初担心照顾不好女儿，到如今一个人在北京工作，甚至闲下来心里有所愧疚而去做兼职，李菲用了三、四年的时间，终于从当时的那场让她后悔的婚姻中慢慢走出。凭借这一点，在她碰到的许多离婚母亲中，她或许可以算是幸运的一个。
“当了母亲以后，不能脆弱。”李菲几乎是笑着说出这句话来。
“我把所有人都想了一遍，最后才想到自己”
“不能协商，协商不了。”
张一帆的前夫自2018年夏天起诉离婚后，从没来看过两人的儿子。那场离婚的“战争”，由张一帆2017年夏天的离婚起诉开始，意料之中没有通过。“国内是没有什么重大问题，就不会马上判离婚关系。”将近半年之后，前夫接着起诉，法官讨论的问题重点转向了两人的财产分割。而当时还在哺乳期的儿子，理所当然判给了张一帆自己。对于抚养费和孩子探视的协商未果之后，两人决定前夫不需要付抚养费，同时他也放弃看孩子的权利。
这并不是两人第一次在孩子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从怀孕到儿子出生，张一帆和前夫曾辗转过好几个住处，有时是张一帆的父母家，有时是两人的出租屋。在那些发生了矛盾的转折点，张一帆两次察觉到前夫“抢”孩子的意图，甚至她的离婚律师会特意警告她，“抢来抢去的，对孩子不好。”
张一帆和前夫相识于她的第三次相亲，在此之前，她从未正经谈过恋爱。一种“到岁数了就该干某些事情”的想法，使她和并没有太多感情的前夫结婚。而这段经历，被今日刚满30岁的她形容为“栽坑里了”。她的爸妈爱吵架，让她认为自己谈恋爱“一定要找一个不吵架的”，于是在面对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丈夫时，她总是选择妥协，后退一步。甚至在她有了离婚苗头的时候，同样处于婚姻内弱势地位的婆婆会给她“洗脑”，略带指责意味地说：“我嫁来这么多年，也只能屈服。你儿子都生了，怎么还能离婚呢？”而类似的说辞，从未指向他的前夫。
离婚后的张一帆处于“隐身离婚状态”。作为大学财经老师的她，除了直系领导和家人，无人知晓这个“秘密”。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别人的关心和询问，同时也避免了朋友们为自己介绍新的对象。“再婚？不太想再结婚。”张一帆对于婚姻的可能性，考虑的是更为现实的问题。“正常的婚姻都是女性付出比较多，不只是时间和精力，而是整个人完全就干不了什么事了，包括陪伴我自己家人的时间基本为零。而且我这种年纪，如果再找一个（伴侣）的话，就得再生一个孩子。”
不过比起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让张一帆更加手足无措的，是如何培养这个性别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小朋友。“想离婚但还没有离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把所有人都想了一遍，最后才想到自己。”在摆脱了也对孩子不利的婚姻关系之后，张一帆下决心要把儿子按照心中的形象培养出来，让他“成为一个暖男”。不过虽然经济上有爸妈的支持，她依旧无法解决如何应对一些即将出现的更为具体的问题。同时，父亲角色的缺失对小男孩的影响，被网络上的言论说得非常严重。“现在已经感觉到我和他不是一个频道的。现在还小，但将来等他上学了，母亲的状态和男人肯定是不同的。只能说，现在想着先把他培养得乐观一点，别太容易被别人影响。你说我的这个思路对不对？”
张一帆说，她一直想着准备给儿子买一个绘本，等他能看懂的时候给他，来解释自己和前夫离婚的事情。“不过，那个绘本的中心思想是爸爸妈妈离婚了还会爱你。（儿子）没多久就要上幼儿园了，估计他很快就要问这个问题了。”
“应该去接受‘父亲’这个缺失的部分”
刘琦的前二十几年，过得可谓跌宕起伏。
若不是父亲的“酒鬼性格”，青春期的她也许就不会那么叛逆——旷课、打架、放纵自己，直到被学校开除。若不是父母常常没时间陪自己，她或许就不会那么向往学校外的社会圈子，慢慢和那些从小辍学的孩子们待在一起。若不是出生在一个条件还不错的家庭，她也不会有钱去买毒品。母亲曾问她：“你为什么老想往外跑？”41岁的刘琦回忆起来，觉得自己“在那个家里没有被需要感。”在刘琦自己建立起来的朋友圈子里，她确实能获得更多的认同感——她是学习好的，穿着打扮也被夸奖，拥有“地位”。那时的男友和身边的朋友全都吸毒，认同他们也就相当于认同了他们所做的所有事情。于是，17岁的刘琦学着他们的样子第一次尝试毒品。后来她不断继续，直到两年多的时候，她发觉已经离不开这个东西了。25岁时，她进了北京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接触到了比较先进的治疗方法。
北京工体MIX刚开张不久，刘琦在那里遇见了自己的前夫。那时，她还在吸毒时期。前夫帮她戒毒，又在她进戒毒所后与她失联。两人再次联系上彼此时，刘琦已经在回归社会的“缓冲带”——中途宿舍里做辅导员了。直到2008年，刘琦看着眼前这个不吸毒，还曾在自己吸毒时伸出援手的男人，考虑着结婚的事情。她知道自己并不适合结婚，“但三十岁了，父母会给一些无形的压力，会觉得自己不孝，欠了爸妈的......我觉得不能再只为自己活。”
决心离婚的念头来自第二次生产后三个月，刘琦脑中的那个声音。她的产后抑郁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出现了客体幻听——脑海中的另一个声音清楚地告诉她如何用最极端的方式结束痛苦。当时的刘琦因为药物依赖的问题不能服药缓解这些症状，与前夫家人一起的生活，也让她无法再忍受彼此日益冲突的价值观。2011年底，二人分道扬镳。
离婚后的刘琦承受着不小的经济压力。“女性和男性的区别，有时候是生理上的，没办法。比如男性不会来月经。女性在生完小孩以后整个人的精气神，包括外形、精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客观影响。”除了身边的朋友知道刘琦婚姻的结束，她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公开到诸如女儿学校之类的范围。“我无法预料别人的态度，别人也许会评价我婚姻的失败......其实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他们认为不离婚的家庭就是幸福的。我爸妈就没离婚，但幸福吗？”
虽有着北方人典型的爽朗性格，刘琦却仍认为女儿需要的男性榜样是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在她看来，女儿需要的是一个男性，而不是某种男性特质。“并不是说女儿没有父亲，我给她双倍的爱就可以解决。应该去接受‘父亲’这个缺失的部分。”在和女儿解释父亲的缺席时，刘琦花费了很长时间来处理自己对前夫及其家人的负面情绪，并避免把它带给孩子。同样让她思量很久的，是和女儿解释自己曾经吸毒的这段经历，不过她在面对女儿的询问时选择了实话实说。
“以后我会告诉女儿，选你爱的人，这样为他付出不会觉得心不甘。如果为别人选了一个合适的人，会心不甘。”在中途宿舍做志愿者的时候，刘琦曾接触到一批香港来的人，了解了他们带来的“福音戒毒”方法，也是刘琦后来成为基督教徒的最初接触经历。从社会层面上讲，现在的刘琦若非要和其他女性“比较”，则“容颜丧失、没有殷实的经济基础、还带着一个小’拖油瓶’，丝毫没有竞争力”。她曾有一位人生的导师，在她疑惑是不是“好男人都被好女人挑走了”的时候，送给她这样一句话，正巧与她的信仰有关。“他说你一定要相信你的上帝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个属于你的好男人，现在需要你准备好自己去遇见他。”说着，胸前的十字架项链在灯光下又抖了一下。
“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清晰的”
“接受你的采访，是因为我想尝试一下打开自己。”
39岁的郭羽工作的公司在西二旗，在一个软件公司做数据和资质审核。2017年，当相识15年的前夫提出来离婚时，她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在他做这个决定以前，我们的婚姻已经千疮百孔了......精力、情商、理智似乎都已经被用到了极限。”前夫提出离婚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尚在哺乳期，按照法律，他“没有权利提出离婚”，然而两个人都非常坚定。用郭自己的话来形容，是“宛如一场战争已经打到弹尽粮绝，遍体鳞伤，这场战争是赢是输已经无能为力了。”于是郭羽带着只有半岁的女儿，与带着四岁半儿子的前夫协议离婚。
婚姻的结束似乎给郭竖起了一个屏障——她的生活开始处于一种相对孤立的环境之中，每天所面对的只有自己和孩子，以及对他们夫妻关系还并不知情的保姆——那是她头一次试图借助一个陌生人的帮助，想办法赢得这位育儿嫂的充分信任。“那时候连伤心的机会都没有，能做的只有好好工作和照顾孩子。”郭羽的父母也并不知情——直到女儿一岁多时，保姆要离开，郭才开口让妈妈来帮忙照顾孩子。而与前夫的唯一联系，是在需要看孩子的时候。
爸爸的角色对郭羽的女儿来说是陌生的。“因为（前夫）离开的时候她只有半岁，所以她没有任何印象。”儿子则稍显不同。每次儿子见到郭羽，又要离开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情绪反应，比如会说“我不想走”，或是“我想和妈妈在一起”。每月一次的见面，也根本无法缓解郭羽对儿子的思念。
对婚姻的期待仍旧存在。偶尔，郭羽会考虑再婚的可能，但再婚似乎也并非易事。“你和谁结婚呢？对不对？我认为再婚和初婚差不多，只不过选择面会变小。”虽然认为女儿的生命中理所当然需要一个男性的榜样，但父亲的角色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郭羽并不确定。在她眼里，这样的可能性也许来自于前夫，也可能是再婚，或是身边某个男性角色所给予的爱和支持。甚至，她自己也可以扮演一部分爸爸的角色。“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都有温柔、柔软，同时也有坚毅、坚强的特质。一方面看环境需要，一方面看孩子是什么样的发展特点。我的身体是一个女性，但内心仍旧可以刚强和勇敢，男性也是这样......只要我们不去限制自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加之母亲的帮忙，在郭羽看来，一个人抚养孩子和两个人抚养孩子并无太大差别。
现在，婚姻对郭羽来说并不再等同于幸福或痛苦，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直到半年后，郭羽再回想学生时代认识的前夫，伤心的情绪才蔓延开来。15年的相处之中，前12年的美好经历，发展成为最后三年间的冲突，形成了难以逆转的反差。“离婚就是失去，那些曾经美好的经历和你再也没有关系了。”离婚前一年多的时间里，郭羽都很茫然，不知道什么是“爱”。她从一个学心理的朋友那听到一种观点，说婚姻分为几大要素——“物质、姻亲关系、对子女的教育理念、沟通和性关系。那么感情在哪呢？这一切似乎都可以以感情为基础，但也都可以没有感情。”
最近的某一天，有一日下班比较晚，郭羽和同公司的一个男性朋友一起离开办公楼。和他并肩的郭羽，觉得两人一起走在中关村的软件园里内心十分平静和安全。到了地铁站，二人分开。“后来回想这个感觉，觉得很感动。它特别像我和前夫刚谈恋爱时，在校园里一起散步的情形。所以这些未必是因为那个人，这种感觉是自己身上本就具备的，只是看你什么时候能把它打开。”
【后记】
我与这样四位女性度过了四杯咖啡的时间。
起初我带着我的疑问，即当下中国的社会中，女性是否真的可以自由选择某种生活方式（包括不处于婚姻之中独自抚养一个孩子）。四杯咖啡的时间，她们将这个问题阐述地过分具体，具体到我似乎亲临了那场突然的别离，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或是那些个独自心碎的夜晚。出于对于女性无可避免的共情，我不自觉想要体会她们每次哽咽之处背后的心理轨迹。但使我有些意外的是，哪怕在社会上已知的那些对于离异女性的歧视之中，她们明明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却从未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挫败感。
婚姻也许可以重来，但母亲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角色。即便如此，她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十分特别与无可替代，很难认为某一种角色占据上风。在试图了解她们对于婚姻、家庭、子女、男性的看法时，是她们每个人自己的家庭、童年等一切因素构成了今日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人。而非要寻找一些共同点的话，大概只能伸向她们内心坚韧又柔软的那个部分——虽然她们很少提到“爱”这个字眼，但这个概念已经脱离了某种曾经的幻想，经历了某些可能不那么“成功”的尝试，拥有了更多层次与面向。
四杯咖啡结束之后，她们单身母亲的身份忽然消失了。她们变回了女儿，变回了朋友，变回了同事，甚至变回了咖啡馆里隔壁桌的陌生人。
*文中所有被访者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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